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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国内法与国际法原则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
嵇昆梅
上传时间:201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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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9月12日至19日,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行,这是该协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亚洲召开。会议以“全球化时代刑事犯罪的挑战与对策”为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研讨,并就四个专题形成了决议,《国内法与国际法原则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是其中之一。国际刑法学协会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享有很高的地位,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协会副主席、法国教授瑞纳尔德·奥登霍夫先生称赞这次大会是国际刑法学协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他认为,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能够在推动全球刑事立法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笔者参加了此次大会,本文就《国内法与国际法原则下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形成和其主要观点,谈点粗浅的看法。该项决议虽不足2000字,但内容丰富,涵盖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问题的方方面面,既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国情及文化、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差异,又具有前瞻性。笔者将其观点概括为以下12个问题:

  (一)未成年人需要社会的特殊保护。在专题讨论开始时,专题会议总报告人向大会概括介绍24个国家的国别报告主要观点时称,对未成年人应予特殊保护的观点在各国是没有争议的,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未成年人是独立的主体,应有一部与成年人不一样的、特殊的法律。为此,大会通过的决议中称:“未成年人需要社会的特殊保护,尤其需要立法者、社会制度及司法制度的特殊保护”,“对年轻人需要适用特别的法律规则”,“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干涉应始终把他们的最主要利益考虑在内”。

  (二)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为18周岁。年龄是反映一个人的认知能力、辨别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心智健全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些都决定了一个人对其行为的认识和控制力,这也就是法律对未成年人这个群体给予特殊保护的原因。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了18周岁是人的成年年龄这一观点,但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异,以及犯罪率增高、社会治安恶化、人们安全感降低等因素,讨论中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出现了激烈的争论。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在一些国家中是一种趋势,据已知的情况,现在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有的国家规定为7岁;提高刑事责任年龄在另一些国家中也是一种趋势。与会者力图能确定一个国际统一的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经过充分讨论后,与会代表取得共识,在承认各国不同国情的同时,决议就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表述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应该设定在18周岁”,“这种刑事司法制度不应适用于犯罪时不满14周岁的人”。

  (三)18周岁至25周岁为“年轻的成年人”。决议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年轻的成年人”。这个新概念的提出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考虑到决议中提出了“对年轻人需要适用特别的法律规则”这一原则精神;二是参照有些国家对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又进行了一种划分的做法,即把18岁至25岁这个年龄段提出来,作为未成年人向成年人的过渡时期。决议对这项内容表述为:“人的青年状态可以延续到年轻的成年时期(25周岁),因此,立法也可以以适用于未成年人的某种类似方式适用于年轻的成年人”。在决议的刑事责任划分部分又重申:“针对18周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对未成年人适用的特殊条款可以扩大适用于25周岁以下的人”,“针对有关个人的需要,可将教育措施或者对个人有矫正作用的替代性制裁措施所适用主体的年龄延长至25周岁”。这一概念和原则的提出,使笔者联想起这样一种说法,即刑法是社会价值的体现,我们曾经一度过分重视了刑法惩罚犯罪的作用,当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时候,同态复仇也会被更多的宽容、更多的尊重所代替。这可能也是一个例证。

  (四)教育是对待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手段。会议认为,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制裁措施应十分慎重。决议提出,“对未成年人罪犯应主要采取教育措施或者其他对个人有矫正作用的替代性制裁措施”,而适用传统意义上的刑事制裁措施只是一种例外,“徒刑作为一种例外的制裁措施,只可对严重罪行宣判,并且只能适用于对品行做出仔细评估的未成年人”。决议还强调,“对低于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只能适用教育措施”。

  (五)由专门的司法部门确定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决议提出:“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以及由这种责任所产生的后果必须由专门的司法部门确定”。在会议讨论中,代表们对“专门的司法部门”的含意进行了研讨,一致认为其内涵应包括:该司法部门要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独立的司法权:要有不同于成年人的专门的法庭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进行审理;要有具备“特殊资格”的人员,即不同于审理成年人的专业的法官、警察、检察官、律师等参与全部诉讼活动。这些内容都是出于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目的。

  (六)强调“预先调查”的重要作用。会议讨论中强调,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处罚之前,要对其个性特征、分辨能力、接受能力进行精神的、社会的和医学的鉴定和调查,这虽然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它是必要的,而且是负责任的,放弃这个程序的后果,只能是牺牲社会公正。因此,决议提出,“只有经过多方面的预先调查,并经当事人质证,才能做出司法决定”。

  (七)司法管辖权可包括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所有问题。会议主持人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各国国家报告中的相关内容,不少国家不仅主张司法部门要有与成年人不同的、专业的机构来确定未成年人犯罪后的刑事责任,而且主张应当把这种专业机构导入所有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问题,其中包括民事纠纷,比如离婚、收养等案件中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法律问题。为此,决议提出:“该司法管辖权最好能扩展到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所有问题”。

  (八)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和终生监禁。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在国际上是没有争议的,因此,决议中将此内容明确表述为:“对犯罪时未成年的人不得判处死刑”。对是否适用终生监禁问题,会议进行了讨论。中国的专家、学者认为,对未成年人是否可判无期徒刑在中国是有不同看法的。无期徒刑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判处的法定最高刑;而中国《刑法》第17条又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判处无期徒刑就无法体现这一原则;同时已被192个国家批准和接受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对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不得判以终生监禁,各签约国应当执行这个规定。经过讨论后,与会代表对决议中提出的“禁止任何形式的终生监禁、肉刑、酷刑或者其它任何不人道的待遇”和“监禁最长不超过15年”的内容达成了共识。同时,决议还就未成年人被判处刑罚后的执行问题作了规定,表述为“对未成年人的监禁必须在不同于成年人的场所执行”。以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九)对未成年人实行审前羁押是例外。会议讨论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要强调教育,一般不采用羁押措施,因此,决议表述为:“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能对未成年人实行审前羁押”。但是,教育感化和必要的强制措施又是不矛盾的,所谓“例外”是指必须具有法定的理由,且审前羁押的决定应该由司法机关做出,即应当有严格的程序。另外,提交会议讨论的决议草案中,原表述为“对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实行羁押”,会议考虑到各国国情的不同,采纳了中国的建议,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已将该项内容修改为:“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尽可能不实行羁押”。

  (十)最大限度地遵循均衡原则。决议中在对诸如教育措施和制裁措施的使用,犯罪人和受害人的利益保护,对年轻人的保护等内容作了哲学性的语言表述方式之外,还体现了最大限度地遵循均衡原则的内涵。在讨论过程中,主持人在解释决议文本修改过程时说,调解的概念来自于古老的中国文化,国际刑法学协会遵循均衡原则,在决议文本修改过程中增加了一段内容,即:“在主要考虑犯罪人回归社会的情况下,应优先选择充分考虑被害者利益的调和措施”。由此可见,主张以调解方式解决矛盾的东方经验。亦被国际刑法学协会所遵循的均衡原则所吸纳。

  (十一)重申《北京规则》和《儿童权利公约》。1985年,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处遇大会讨论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是经联合国第四十届大会核准的联合国正式文件,是联合国为各会员国提供的少年司法制度模式和范本,对推动各会员国建立与健全少年司法制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决议对该规则所表达的国际规则和准则进行了回顾。1989年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得到世界各国广泛认同的国际公约,具有国际法的性质。该公约确立了儿童(即未成年人)在经济、文化、社会方面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全方位地关注儿童的需要。该公约还明确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无歧视原则、尊重儿童观点的原则等保护儿童权利的基本原则。为此,决议提出:“立法体系、法院、检察机关以及其他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机构,应当按照与儿童权利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进行操作,尤其重要的是要确保国内立法、司法及行政决定与该国批准的国际公约或条约保持一致,和有关的国际标准、规范相符合”。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执行法,在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体现国际公约和规则精神的过程中,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十二)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的利益。在决议的最后,强调“在适用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法律文件时,必须对未成年人的最重要的利益给予特别的关注”,强调“外国未成年人至少必须享有与本国未成年人同样的权利”。这项内容提示我们,在处理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事务的成人社会中,对未成年人的利益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决议(专题一)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

  2004年9月12日至19日,在中国北京召开了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大会,考虑到:未成年人需要社会的特殊保护,尤其需要立法者、社会制度及司法制度的保护:

  对年轻人需要适用特别的法律规则:

  对年轻人的保护、他们的和谐发展和社会化极为重要,同时也应当确保社会的安全,重视受害者的利益;

  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干涉应始终把他们的最主要利益考虑在内;

  人的青年状态可以延续到年轻的成年时期(25周岁),因此,立法也可以以适用于未成年人的某种类似方式适用于年轻的成年人:

  各国不同的国情以及文化、社会、经济方面的各种差异。

  回顾1985年联合国通过的未成年人司法北京规则所表达的国际规则和准则——与会者通过如下建议:

  一、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以及不同年龄的划分

  1.作为法律的主体,未成年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性,立法体系应该在犯罪要素的框架内单独考虑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

  2.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应该设定在18周岁,立法体系应当确定行为人达到何种年龄才可以适用特殊的刑事司法制度。这种刑事司法制度不应适用于犯罪时不满14周岁的人。

  3.对未成年罪犯应主要采取教育措施或者其他对个人有矫正作用的替代性制裁措施;如需,亦可例外地适用传统意义上的刑事制裁措施。

  4.对低于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只能适用教育措施。

  5.针对有关个人的需要,可将教育措施或者对个人有矫正作用的替代性制裁措施所适用主体的年龄延长至25周岁。

  6.针对18周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对未成年人适用的特殊条款可以扩大适用于25周岁以下的人。

  二、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司法确定

  7.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以及由这种责任所产生的后果必须由专门的司法部门确定,该司法部门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独立的司法权。这种特殊资格应包括诉讼程序的所有其他参与者。该司法管辖权最低能扩展到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所有问题。

  8.只有经过多方面的预先调查,并经当事人的质证,才能做出司法决定。

  9.应当特别注意保护受害者的利益,给予他们人道的待遇。

  三、制裁以及其他措施

  10.死刑本身产生了与人权有关的某种严重问题,对犯罪时未成年的人不得判处死刑。

  11.禁止任何形式的终生监禁、肉刑、酷刑或者其他任何不人道的待遇。监禁最长不超过15年。

  12.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能对未成年人实行审前羁押。审前羁押的决定应该由司法机关做出,必须具有法定的理由,并且做出审前羁押决定之前必须经过审理。审前羁押过程应尽可能辅以教育措施。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尽可能不实行羁押。

  13.徒刑作为一种例外的制裁措施,只可对严重的罪行宣判,并且可能适用于已对品行做出仔细评估的未成年人。必须严格限制徒刑的判处和徒刑的期限。对未成年人的监禁必须在不同于成年人场所执行,必须尽可能采取正式审判和徒刑以外的替代性措施。在主要考虑犯罪人回归社会的情况下,应优行选择充分考虑被害者利益的调和措施。

  14.对未成年人适用的教育及保护措施必须符合与对其适用惩罚措施相同的要求和保障。

  15.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最大限度地遵守均衡原则。

  四、国际方面

  16.立法体系、法院、检察机关以及其他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机构,应当按照与儿童权利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进行操作。尤其重要的是要确保国内立法、司法及行政决定与该国批准的国际公约或条约保持一致,和有关的国际标准和规范相符合。

  17.在适用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法律文件时,必须对未成年人的最重要的利益给予特别的关注。国际合作决不能使未成年人陷入比其在犯罪发生地国所可能受到的处置更为不利的境地。必须特别强调该未成年人的领事保护和难民保护的权利。尤其在有关引渡的文件中,必须明确规定尊重未成年人家庭生活的权利。外国未成年人至少必须享有与本国未成年人同样的权利。
【注释】
作者简介:嵇昆梅(1941—),女,汉族,江苏苏州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北京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会长。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 100051
出处:《法学杂志》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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