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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减刑制度的正当性思考
王作富 但未丽
上传时间:201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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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减刑制 正当性 一般预防 特殊预防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我国减刑制度的正当性依据,认为“为什么可以减刑”的理由,是刑罚执行的特殊预防目的使然。1.根据再犯可能性考察,已经消除了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没必要执行全部原判刑罚;2.从刑罚效益的角度考虑,多余的刑罚是一种浪费;3.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减刑使犯罪人已有的善行得到鼓励和保持。同时还认为,关于“为什么减刑要有一定限度”,是刑罚执行的一般预防目的使然。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要求刑罚必须被严格执行;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要求减刑不能无限度;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要求减刑不能有损审判的严肃性。最后,文章对我国现行减刑制度的正当性进行了认真反思。

减刑,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是指对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依法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该项制度自从革命根据地时期发轫以来,一直被广泛运用,对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类犯罪分子改造可谓功不可没,至今依然不可或缺。然而,有一个问题我们却不能不问,这就是:减刑的正当性依据是什么?换言之,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审判机关依法判处的刑罚进行总量减少的依据是什么?由此及彼,我们也许还进一步问:减刑,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在执行阶段减少既判刑罚的制度,是否会危及审判权的严肃性?是否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背道而驰?

  要回答减刑的正当理由,就要先搞清楚刑罚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刑罚的目的,体现着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制定刑罚、适用刑罚、执行刑罚的指导思想,决定着刑罚体系和刑罚制度(包括刑罚执行制度)的确立,因此,行刑的各项制度、措施,无不是以刑罚目的为其基本依据的。不同刑罚目的指导下的行刑制度,在行刑政策,行刑的方式、内容,受刑人的待遇及行刑机关的权限等方面都不相同。我国刑罚学体系建立较晚,而且深受前苏联刑罚理论的影响。因此,前苏联刑罚学中的一般预防论与特殊预防论很自然地成为我国刑罚目的的主导思想,并为我国多数学者所认同。我国学者认为,对人的具体行为根据特定的价值给予一定的赏罚,是社会的文化规范发挥其功能的重要方式。无论将惩罚的意义归结为报复还是矫治,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其最终目的是对偏离行为进行规范控制,以求积极的或消极的遵从。换言之,惩罚的最终价值在于维护法律的尊严。

  行刑对确定刑调整的基本依据是刑罚的目的性要求。这就是说,既然我国刑罚执行有其明确的目的追求,即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那么该目的是否初步实现或者已经实现,就是变更刑罚量的重要理由。因此,减刑的正当性依据,就是已经执行的刑罚已基本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之目的,从而有必要根据刑罚的节俭性原则,对原判刑罚量进行总量减少。具体理由下面将分而述之:

  一、为什么可以减刑——刑罚执行的特殊预防目的使然

  刑罚的特殊预防机能至少在刑罚宣判阶段才起作用,在刑罚执行阶段十分活跃。通过行刑过程来矫正罪犯,以实现特殊预防,是我国刑罚执行追求的主要目的之一。那么,在刑罚执行阶段,刑罚是如何实现其特殊预防目的的呢?

  刑罚实现特殊预防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客观上限制或者剥夺其再犯罪能力,使其不能再犯。即通过对犯罪者权利及自由的限制或剥夺,或者对肉体的消灭,从客观上强力制止犯罪。二是心理上谴责与威慑犯罪者,使其不敢再犯。刑罚的执行,不仅使罪犯切实感受到国家的谴责和否定评价,还亲身体验到刑罚所造成的负担、损失和痛苦,在心理上产生对刑罚的恐惧感,因而不敢再去犯罪。三是主观上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使其不愿再犯。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都是受其主观意识的驱使,只有从其主观意识去掉犯罪的因素,才能彻底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防止再犯。因此必须通过刑罚的执行,对其进行劳动改造及思想教育,促使其认罪悔过,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不愿再以身试法。同时还对其进行文化、技术教育,使其具备重返社会后的谋生能力,避免重操犯罪旧业。根据特殊预防实现的途径,我们认为,是否对犯罪人进行减刑,首先应考察的,是已经执行的刑罚是否已经足以令犯罪人不敢犯罪和不愿犯罪。其次,减去一定刑罚量后,对犯罪人的继续改造是否有利。如果结论是肯定的,从特殊预防的目的来讲,对犯罪人进行减刑就是合理的,具体说来:

  (一)根据再犯可能性考察,没必要执行全部原判刑罚

  当犯罪人在执行过程中认真改造和反省,表现出人身危险性减小甚至消失,再犯可能性基本消除,刑罚执行的目的就已经初步达到。特别是对于偶犯、过失犯和激情犯,以及一些由于贫困或者别的原因迫不得已,因一念之差而实施犯罪行为的人,通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基本消除再犯可能性是并不困难的。假设犯罪人确已真诚悔过,痛改前非,那么,还要执行全部原判刑罚就失去实际意义了。因为刑罚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把罪犯关押起来进行惩罚,而是为了把他们教育成“新人”,即消除了犯罪因素的正常人。减刑,正是“把监狱大门的钥匙交在犯罪人手中”的一种制度,“如果把钥匙交到犯罪人手里,他们很快就会把它插进锁里”。对犯罪人本人的特殊预防初见成效,是实行减刑制度最根本的理由。

  有学者认为,上述减刑依据存在着不严密性和随意性。其理由主要有“两问”:第一,若仅因为罪犯可能改造好了,或者刑罚的目的已经初步实现而对罪犯施以减刑的话,那么,当一名罪犯,如过失犯,已经完全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且可能再也不会犯罪时,即其人身危险性消除的刑罚目的已实现的情况下,是否就不需服刑了呢?第二,现行减刑裁定的根据,是罪犯的改造表现和人身危险性消除的行刑目的已实现。但如果罪犯在被减刑后又故态复萌,人身危险性依然存在,原先的减刑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意义,此时是否需要取消已经宣布的减刑决定而恢复原有刑期呢?笔者认为,该论者的第一问,意在以刑罚执行的目的并非只是特殊预防,来否定将特殊预防目的初步实现作为减刑依据的合理性。这样的判断有失全面。我们说现代刑罚执行的目的之一是特殊预防,但并不否认刑罚执行的另一目的,即一般预防。事实上,无论是特殊预防还是一般预防,都应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必须让服刑人员充分感受到刑罚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即痛苦性。因为刑罚终究是“运用国家统治力量强行限制或者剥夺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其遭受一定的损失和痛苦,是对犯罪的惩罚”。在我国古代,刑与兵并用,意义相近,刑就意味着暴力、威慑、痛苦和惩罚。时至今日,无论刑法的功能如何演变为保护社会,保障人权,刑法的这一残酷本质是不容否认的。并且,刑罚教育功能的实现,首先要靠服刑人员自己教育自己。而让犯罪人教育自己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要让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切肤之痛。更重要的,是令犯罪人本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刑罚的痛苦,不但促使他反省自己实施犯罪行为收益和成本的巨大反差,从而教育他自己不能再次重蹈覆辙;同时,也警示他人不要以身试法。而该论者的第二问所涉及的问题,是由于目前减刑制度缺乏必要考察期限、程序设计不够科学合理的缺陷造成的,决不是减刑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所以也不足以成为否定对犯罪人矫正目的初步实现,即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减少或消除,就应减刑的理由。对于已经减刑的罪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如果其主观恶性并未减少,即再犯可能性依然存在,这表明刑罚执行的特殊预防目的并未达到,此时,恢复其已减刑期是当然之理。

  (二)从刑罚效益的角度考虑,多余的刑罚是一种浪费

  “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这里的“强度”,一般理解为刑罚本身的残酷性或者痛苦性程度,但笔者认为对监禁刑而言,也包括具体的刑罚执行长度,因为刑期的长短无疑是衡量监禁刑强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贝卡利亚看来,刑罚的强度应以足以阻止犯罪为限。换言之,如果刑罚执行追求的预防犯罪的目的已经达到,就没有必要投人更多的刑罚资源。对犯罪人来说,如果刑罚的执行已经让他决意改恶从善,不再犯罪,多余的刑罚就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这是从刑罚效益的角度,根据刑罚的投入和产出以及提高刑罚效率的必然要求。这里所说的刑罚效益,是指“国家通过动用刑罚自身成本即刑罚的制定、刑罚的强制力和刑罚的实际适用、执行所获得的对罪犯的应有的惩罚效果和迫使人们不去或不再犯罪的效果。”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国家为宣告刑的付诸实施而支出的成本主要是监管改造成本。为了取得更大的刑罚效益,在刑罚执行这一环节,应该尽可能地着眼于改造实效而避免多余的刑罚执行。换言之,应“力求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得有效和控制的最大社会效益,以不执行、减少执行以及不实际执行刑罚来达到执行刑罚的效果,以此要求刑罚执行的更多效益”。而减刑制度的确在降低刑罚运行成本,尤其是监管成本方面有自己的优势,这些优势有:其一,获得减刑使犯人过去的表现受到鼓励,更加积极地投身改造活动,自觉遵守监规纪律,降低了监狱安全压力,节约了用于维护监狱安全所需的额外支出;其二,获得减刑使犯人更加提高参加监狱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监狱生产顺利进行,有利于改善监狱经济,为监狱的良性运转提供保障条件;其三,减刑使改造效果好、再犯可能性小的犯人提前出狱,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节约了监狱开支。其四,减刑作为一种制度,对希望减刑者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使他们看到提前出狱的曙光,给他们树立了切实的努力目标,为他们服从管理、自觉改造提供了良好的心理基础,从而进一步减少监管难度而节约了监狱开支。同时,减刑制度在实现刑罚的社会效益方面也具有自己的优势:一方面,我国现行刑罚趋重,而减刑制度可以在实质上起到调整重刑的效果,使刑罚强度与犯罪危害更相适应,从而使刑罚配置愈趋公正合理;另一方面,减刑制度利用受刑人渴望自由的心理,持续性地对其进行正面刺激,引导其逐步接受正常社会的行为规范,从而使刑罚执行的过程真正成为矫正犯罪人的过程,最终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

  (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减刑使犯罪人已有善行得到鼓励和保持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犯罪人在改造中的良好表现如果及时得到鼓励,有利于他们继续保持自己的善行而逐步形成良好的习惯。根据我国刑法第78条的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此减刑条件进一步明确为:“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立功表现”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检举、揭发监狱内外犯罪活动,或者提供重要的破案线索,经查证属实的;(2)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的;(3)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的;(4)在抢险救灾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表现积极的;(5)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事迹的。由上面的减刑条件可以看出,这些都是有利于犯罪人的思想改造和行为改造并逐步形成良好习惯的基本要求,若犯罪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能够达到这些条件,说明他人身危险性已经减少或者正在减少。这时候,如果他能及时得到减刑的鼓励,就很有可能将这些良好行为继续保持下去。即使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还未根本转变(我们应承认这的确很难,有时并非通过执行刑罚就能实现的),内心还没有完全悔过,甚至只是为了早日出狱而尽力表现得好一些,我们认为,同样是值得鼓励的。是的,“获得自由是一种梦想,囚犯总是为此而思虑。如果他们看到有一条比逃跑更保险和更可及的阳关大道,他们会立即奔向那里;他们做好事仅仅是为了获得自由,但他们毕竟是在做好事。不断重复的运动会变成第二种本性。它可能使人养成习惯。”曾经的犯罪人一旦遵纪守法成为习惯,今后不需要特别的努力也能做到了,这就达到了执行刑罚的目的。

  二、为什么减刑要有一定限度——刑罚执行的一般预防目的使然

  所谓一般预防,是指通过惩罚已经犯罪者,使社会上的可能犯罪者“畏而知警”,明白刑罚之苦影紧随犯罪,从而不敢以身试法。我国刑法理论认为,一般预防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发挥刑法的教育和引导功能,使一般民众自觉守法,不去犯罪。二是通过发挥惩一儆百的威吓作用,防止潜在的犯罪人实施犯罪。司法机关通过对那些怙恶不悛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剥夺其生命权),对那些罪有应得的犯罪分子判处徒刑(剥夺其人生自由)等,从而使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因畏惧刑罚而收敛其恶行,不敢以身试法,这就实现了刑罚的一般预防的目的。这是因为,当潜在的犯罪者在进行计算犯罪收益时,“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也就是说,当犯罪成本高于犯罪收益时,旨在通过犯罪获得某种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罪犯在权衡利弊时,便很可能放弃犯罪。由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发挥的途径可以看出,一般预防的目的能否实现,与刑罚执行状况及其效果有着紧密相关。减刑制度固然有着这样那样的优势,但是在具体运用的时候,如果没有掌握好一般预防所必要的刑罚量,也就是说,如果减刑没有一定的限度条件予以严格限制,则很可能使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成为虚设。具体说来:

  (一)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要求刑罚必须被严格执行

  刑罚预防的手段主要在于刑罚的威慑性。刑罚的威慑力量,不仅缘于为犯罪行为及其程度设定了相应法律后果的刑法条文,也不仅缘于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的刑罚裁量规则,更确切地说,主要是缘于对犯罪人所获刑罚的严格执行,即刑罚必须令犯罪人充分感受到痛苦。进一步说,刑罚执行使宣告刑从判决书上落实到犯罪人,使以身试法者的结局大白天下、有目共睹,从而使一般预防的目的得以实现。但是,如果情况恰恰相反,即刑罚并未真正执行,或者即便执行也不过是走走过场,就不可能实现警告潜在犯罪者的一般预防之效。因此,贝卡利亚说:“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起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因此他认为,“法律应当是铁面无私的,每一具体案件中的执法者也应当是铁面无私的”;“不让真正的犯罪找到任何安身之地,这是防范犯罪的极有效的措施”。刑罚的执行使法庭宣告的刑罚确定地到来,从这个意义上,刑罚的执行是刑法防范犯罪的有力武器。否则,便可能影响法律规范的正常效力。试想一下,如果罪犯所处的司法背景是这样的:他虽然可能被毫无例外地捉拿归案并定罪,但是事实上所获刑罚并不付诸实施或者并非严格执行,而是可以变相避免或随意减轻,那么,蠢蠢欲动的潜在犯罪人就会增强犯罪的欲望,因为对形势的判断会令他们心存侥幸,最终铤而走险。有几句法律格言对此总结得十分贴切,即“期待不处罚是实施犯罪的最大诱因”(Maxima est illecebra peccandi impunitatis spes.)、“不处罚给予实施犯罪以不断的诱惑”(Impunitas continuum affectum tribuit delinquenti)、“期待不处罚给予实施犯罪以不断的诱惑”(Spes impunitatis continuum affectum tribuit delinquenti)。可见,只有刑罚执行是确定的和必然带来足够痛苦的,才能产生立法者期待的一般预防的实际效果。因此,减刑的前提必须是刑罚被严格执行,并且有利于巩固罪犯的改造效果,否则就会与刑罚执行的一般预防目的形成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以后者事实上落空为代价。

  (二)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要求减刑不能无限度

  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刑事审判,最终都要落脚到刑罚执行。刑罚执行的主要内容是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刑罚执行的效果如何,将最终决定刑法的法律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可以说,刑罚执行最终体现刑法的最终目的或最高价值,即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因此,刑罚执行的整个过程一定要围绕这个最终目的。质言之,这个最终目的决定了减刑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主要有两个衡量因素:一是犯罪人的感受程度。即刑罚执行应使犯罪人充分感受到痛苦,痛苦的程度必须足以让他们只需简单对比即可发现:以犯罪的办法满足自己的某种愿望的确得不偿失。刑罚执行过程首先体现了对犯罪人的惩罚。刑罚执行既然是刑罚的付诸实施,当然包含着惩罚的意蕴。“刑罚执行就是要将这种惩罚落实到犯罪人身上,使之感受到犯罪以后所得到的否定的法律评价。”就刑罚执行的效果来说,它既是对犯罪人犯罪行为的惩罚,目的在于令其恍然大悟,同时更是其他潜在犯罪人的反面教材。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惩罚不仅教育犯罪者本人,而且对其他人也是警告,并有教育作用。国家的一切惩罚措施都要以引导公民们走向善德的道路,给罪犯一个刺激,使其改变不义而恢复灵魂中的正义。”通过惩罚,使犯罪人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的确给社会秩序、给国家和他人利益造成了法律不能容忍的危害,认识到国家法律的严肃性,认识到因自己的行为受到国家法律的惩罚是罪有应得,使他们在服刑的过程中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和痛苦,从而认真反思过去,自觉悔过自新。假设刑罚执行没有使犯罪者本人感受到足够的痛苦,那么不但他还会再犯,其他人更会效仿。因此,减刑的前提应是已经足以使犯罪人感受到刑罚的痛苦并决心今后不再犯罪。二是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即罪犯实际执行的刑罚量,至少应使一般的社会公众不会产生放纵犯罪人的强烈感觉,否则,由于犯罪行为而被破坏的社会正义便不能得到伸张,被犯罪行为扰乱的社会心理更无法恢复,更糟糕的是,潜在的犯罪人势必会得到鼓励而决意犯罪。

  减刑在理论上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即量刑时刑罚不但要与犯罪的客观危害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还要与犯罪的再犯可能性相适应。因此,当量刑时据以测定的犯罪的再犯可能性发生了变化,刑期也应随之变化。再犯可能性减小时,刑期也应缩减。从这一角度而言,减刑裁量是出于社会功利的考虑。但是,人们的社会正义观念要求对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人执行较长的刑期或使用较重的刑罚。如果对犯罪人减刑过多,就会破坏人们心理上原有的平衡状态,乃至动摇刑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一般预防之效就会减弱。就此而言,如果说对罪犯的减刑体现了社会功利观念,那么,社会正义观念就要求对犯罪分子的减刑限制在一定限度内。所以,即使犯罪人已经改恶从善,特殊预防的目的已经初步实现,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也要求在罪犯减刑之前,刑罚必须已经执行了一定的数量,即要求所减刑罚必须有一个基本的限度。对此,我国刑法第78条第二款体现了这一要求,它规定的是: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

  (三)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要求减刑不能有损审判权的严肃性

  对犯罪的审判活动是严肃的。这种严肃性主要表现在:从形式方面来看,首先,任何一项审判活动的预备、进行和结束,都有一系列不折不扣事先设定的程序予以规范,任何案件和任何犯罪人的审判都必须遵循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没有法定理由不能省略任何环节更不能随意超越。其次,任何国家的审判法庭都是庄重严肃的,从法庭现场的布局和气氛到法官、检察官及被告人和辩护人提问或回答时使用的语言和口吻,都是一丝不苟、严丝合缝的。从实质方面看,某个行为是否定罪处罚及处罚轻重,更不是可以随意判定的。我国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刑法规定的这条原则,即罪刑相适应原则,旨在对立法规定刑罚量及司法审判中给予宣告刑时应与相应的犯罪行为相当进行指引和限制。由此观之,刑罚量多寡的确定和给予,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并且司法审判活动必须严格遵循的。法官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必须根据刑法精神及其允许的酌定情节进行认真考量后才能作出决定。如果审判权的严肃性在刑罚执行阶段被无情破坏,比如,经过庄严宣告的刑期被随意减少或者无限度缩短,犯罪人还没有感受到丝毫痛痒,刑期就已告结束,那么,法庭上一本正经的审判就成了一场认真而滑稽的表演。在这种情形下,想要追求刑罚的一般预防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减刑作为一种刑罚执行的变更措施,不但应该遵循严格的法定依据,而且,该法定依据必须设定一定限度条件,即必须确定最多可以减去多少刑罚量的幅度和范围,否则,势必对审判权的严肃性造成直接的不良影响。

  三、余论——对我国现行减刑制度正当性的思考

  “刑罚制度只有作为预防有害行为的一种手段才能证明是正当的。”前文已经论述,减刑制度的正当性在于追求刑罚的特殊预防,但必须兼顾一般预防,即在保证不对刑罚一般预防目的形成阻力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特殊预防。那么,我国现行的减刑制度是否体现了这种基本的正当性呢?

  (一)在实现特殊预防目的方面

  我国的减刑制度规定的可减条件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而必减条件是“有重大立功表现”。同时,1997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曾出台《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确有悔改表现”和“立功表现”作出了明确界定(刑法第78条已经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六种情况予以明文规定),这样的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立法者的初衷,即激励犯罪人改过自新,对已有良好表现的及时兑现减刑奖励,使他们自我改造的积极性及时得到鼓舞和保持。减刑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其灵活多样、可操作性强及可以“小额”多次重复使用的特点,受到行刑部门的特别亲睐,也很为犯罪人认可和欢迎。事实表明,争取减刑已成为绝大多数犯罪人狱中生活的奋斗目标,当一次减刑期待成功实现后,他们又积极地朝下一次努力。所以,减刑制度在帮助犯罪人逐步接受正常社会规范、减少再犯可能性的同时,越来越成为行刑部门对犯罪人最为有力的监管改造方法之一。但是至此,还不能说减刑制度已经完全实现了立法者设定该项制度的初衷,即达到了刑罚在特殊预防方面的目的。由于人身危险性有一定的反复性,有的犯罪人在向减刑目标努力时,确乎是有突出悔改表现的,但当减刑既成事实时,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至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有的犯罪人为了达到减刑目的,尽管内心根本不认同减刑标准,仍然装出积极改造的假象蒙蔽监管人员,一旦减刑裁定宣布,就故态复萌,恢复本来面目。特别是“减刑后余刑不长的罪犯,或再无减刑希望的罪犯有90%左右根本不好好改造。这不但辱没了减刑制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他犯的改造情绪、干警的教育情绪及监内的改造秩序,给监管和教育改造工作带来许多麻烦和难度”。如此,减刑制度就没有实现其预期目的,即以刑期的减少来交换犯罪人接受某种社会规范,因为后者不过是为了减刑而伪装接受,在骗取减刑后又反悔了。因此可以说,这个交易是不成功的,这种情况下的缩短原判刑期,是不公正的。因为刑罚据以宣告的依据,是已然犯罪的客观危害、主观恶性及指示未然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前者无法改变,而后者实际上也未改变,甚至表现出更为阴险对抗的一面,这时原判刑罚如果被减少,是与刑罚特殊预防目的背道而驰的。所以,理应设计相应制度,以保证一旦遇到这种情形能及时纠正错误,即恢复已减刑期。否则,如此漏洞还会被其他犯罪人效仿,而使这项制度鼓励弃恶从善的设想完全落空。所以,为了确保减刑制度的正当性,建议我国减刑制度根据所减刑期的多少增设相应的考验期限,如果被减刑犯罪人在此期间有重大违规或违法行为,可以撤消减刑裁定。

  此外,对于减刑幅度,有学者建议对于有的减刑以“月”为计算单位。具体而言,对具备应当减刑条件的罪犯,仍按“年”为计算单位减刑;对具备可以减刑条件的罪犯,实行以“月”为计算单位的减刑。也就是说,将可以减刑的罪犯的减刑刑期分为一个月、二个月、四个月、六个月四个档次。罪犯人监后一年内(管制和拘役可适当以三个月为期),由监狱对罪犯进行考察分别减刑,并可每年都减,且遵循一个大原则,即多次减刑的刑期之和不多于原判刑的二分之一。我们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因为采取这种办法,大部分罪犯经过努力都可以获得奖励,而且可以连续每年获得减刑,从而使他们不断提高和矫正自己,把大多数罪犯的改造积极性有效地、持久地调动起来,使减刑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

  (二)在实现一般预防目的方面

  减刑实质上是“报应基础上的功利追求”,因为“刑罚执行过程首先体现了对犯罪人的惩罚”。也就是说,行刑必须符合刑罚的报应根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般预防和基本的社会正义,否则,社会公众就会强烈不满,而潜在的犯罪人也可能因之得到鼓励。刑罚的报应要求刑罚必须与犯罪相当,减刑作为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追求功利的同时理应体现刑罚的报应原则,即对造成不同社会危害和具有不同程度主观恶性的犯罪人予以区别对待,使执行的刑罚与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为此,在执行减刑制度时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应在减刑量上有所限制,既不能一次性地减得过多,也不能在总刑罚量上减得过多,应从整体上保证减刑后犯罪人能够得到足够的惩罚;二是应对不同社会危害行为、不同主观恶性的人采取不同的减刑标准、减刑幅度、减刑间隔时间,只有这样,减刑才能充分发挥刑罚的惩罚功能,才能发挥刑罚的“最后屏障作用”,符合减刑制度的正当性要求。但我国目前的减刑制度在这方面还存在相当的欠缺,特别是在对无期徒刑的减刑上表现得比较突出。《规定》的第六条规定:无期徒刑罪犯在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两年以后,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对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18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13年以上18年以下有期徒刑。笔者认为,关于无期徒刑的减刑规定有三个问题:其一,减刑幅度过大。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无期徒刑罪犯在服刑两年后,如果确有其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不但可能将刑期从无期变为有期,而且能一步减到最少18年,如此减刑幅度有大跨越之嫌。因为无期徒刑意味着终身监禁,从没有期限到有期限,并且期限还只有18年到20年之间,几乎是天壤之别了;而跨越条件却并非高不可攀,不过相当于有期徒刑减刑一年的条件而已。也就是说,一位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与另一位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两人的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的程度完全相同时,前者只能得到减少一年刑期的奖励,而后者竟然能一下子将“无期”降到18至20年,如此大的减刑幅度显然并不具有足够的理由支持,并且与其他减刑标准很不协调,明摆着厚此而薄彼。其实,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因为该条接着规定,如果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还能一步减到最少13年刑期。重大立功表现固然值得奖励,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的确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以事实证明其人身危险性急剧减小,并部分弥补了自己曾经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但是不是“重大立功表现”就能绝大部分勾销罪犯先前的犯罪行为和刑事责任呢,这是值得研究和进一步斟酌的。其二,减刑间隔时间太短。前文已述,无期徒刑罪犯在服刑2年以后,如果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就可以减刑,并且一减就减为有期。而《规定》的第三条规定: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在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这就是说,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只不过比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的减刑时间起点晚了半年,这半年是个什么概念呢,真的就能体现出二者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之差异吗?再者,由于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只要一减刑就减为有期,所以往后再减刑的间隔时间和减刑幅度都按有期徒刑的标准执行了,而没有体现出原判无期徒刑和原判有期徒刑的罪犯在处遇上有何区别。其三,减刑后的最后执行刑罚总量限制太低。《规定》的第八条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0年,其起始时间应当自无期徒刑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也就是说,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由于服刑期间表现突出,最后可能最少只实际执行10年刑期。也许对一个确有悔改表现的无期徒刑罪犯,从特殊预防的目的来看,执行10年也就足够了。但是如果刑罚的变更只考虑犯罪人本人不会再犯,显然是片面的,并可能是代价巨大的,因为忽略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法律的尊严不能容忍的。综上所述,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一般来说,都是犯罪危害大和主观恶性大的罪犯,如果这些人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说明他们的人身危险性减弱,给予减刑鼓励是符合刑罚执行的特殊预防目的,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还应考虑到刑罚的报应性要求及一般预防目的,应考虑到社会公众,包括被害人、潜在被害人和潜在犯罪人的反应和接受程度,科学制定其减刑标准和减刑幅度。

  因此,就我国现行的减刑制度而言,确实还有不少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使减刑制度更加正当、公平,在无损刑罚一般预防目的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追求特殊预防,使刑罚执行过程真正成为不断给予犯罪人希望、以正面鼓励的方式矫正犯罪人的过程。

  (责任编辑:严施)
【注释】
周红梅:《刑罚执行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谢望原:《欧陆刑罚制度与刑罚价值原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页。
李汉军:《论犯罪观》,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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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减刑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员晨:《减刑合同制——完善我国减刑制度的思考》,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3期,第43页。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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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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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1页。
转引自王哲:《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参见陈明华、钊作俊:《论减刑的根据》,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6期,第7页。
(美)H.C.A 哈特著:《惩罚与责任》,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
员晨:《减刑合同制——完善我国减刑制度的思考》,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3期,第43—44页。
参见黄征、郑牧民:《减刑制度的反思与创新》,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5月第26卷,第125页。
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651页。

出处:《法学家》200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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