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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的真善美
马荣春
上传时间:201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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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外法哲学中，法的真善美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时新的话题了。在国外，拉德布鲁赫于1932年在其《法哲学》中率先提出要用文艺作品来认识法律的本质问题，其关于法美学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刑法史》和《刑法学的优雅》之中。其后，H.施托克哈默的《作为科学的美学与法学》、H.特里佩尔的《论法的风格：法美学文集》、H.马尔库塞的《法的世界与美学》，甚至汉斯·费尔的《法律上的悲剧》以及后现代主义法学的“法律与文学运动”都有法美学思想的阐释。在中国，民国时期的吴经熊博士在其《法的艺术及司法和文学文集》中断言“司法即艺术，而卓越的法官即艺术家”而将美学与法学相联结。在当代中国，姚建宗先生是较早致力于法美学的研究，其代表作《法治的审美旨趣与美学意境》通过将法治与人的生存样态相联系而走向法的美学意境。而对法的真善美问题作出确立学科地位论述的要推吕世伦先生，并以其主编的《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为集中体现。吕先生指出，真善美是法的共性与发展趋势，并与社会文明程度成正比。另外，舒国滢先生在其专著《在法律的边缘》中通过《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法美学散论》、《法律与音乐》和《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阐释了法美学思想。可以预见和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法的真善美问题将越来越广和越来越深地得到法哲学的关注。但是，法哲学关注法的真善美问题不是为着法哲学而“法哲学”，而应推动法的真善美实践以服务时代和服务社会。
　　“人类最早产生的法多是以诗歌的形式保存和流传的……以诗歌的形式表现的法，被称为诗体法。”{1}而“德拉古之酷律，如秋风烈日，其法规自优美之诗句而成；梭伦之法，如春风骀荡，称为宽仁之法。梭伦者，诗圣也……梭伦之法典，亦自诗篇而成者也。”{2}可见，善与美也早已被铸造成刑法的应有品格。那么，由刑法的地位和品性所决定，刑法的真善美问题应该为作为法哲学分支的刑法哲学所关注。甚至可以这样说，刑法的真善美是刑法哲学的最高问题和最高境界。由于刑法本是公民权益的国家强力剥夺之法，故其是否真善美，如何真善美以及多大程度真善美不仅直接事关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刑法应然机能，而且至少较民法等法的真善美更深切牵涉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观和“以人为本”理念。于是，刑法的真善美将从“刑法之真”、“刑法之善”和“刑法之美”来逐一剖解并相互贯通。
　　二、刑法之真
　　（一）刑法之真的概念
　　真有多种用法即多种含义。在“真善美”这个提法中的真应取与假相对的含义，即指与客观情况相符合。因此，真乃事实学或科学上的一个范畴。刑法之真是法之真的一个种概念。何谓法之真？恩格斯曾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性的表现”{3}。马克思又曾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法律之中。”{4}在笔者看来，两位伟人的论断便包含着法之真假问题，即“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的法才有可能成为真法，而真法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亦即法之真是“真”在“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但是，法之真不仅仅是“真”在“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还应包括“真”在“适应总的政治状况”、“适应总的文化状况”和“适应总的社会心理状况”等。概言之，法之真“真”在“适应总的社会状况”或“适应社会的总体（整体）状况”。那么，法之真便可简要地定义为：法之真即法对社会总体（整体）状况的适应性或符合性。由此，则刑法之真的定义便可从法之真的定义中套取出来：刑法之真即刑法对社会总体（整体）状况的适应性或符合性。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在法之真的定义中，还是在刑法之真的定义中，“对社会总体状况的适应性或符合性”不如“对社会整体状况的适应性或符合性”来得更精准到位，理由在于：总体这一概念往往强调着同性事物的空间集中，故不免带有凑合性和机械性；而整体这一概念往往强调着异性事物或异性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故突出的是关联性和结构性。但是对于法而言，法不能在相互失调乃至相互冲突的社会现象面前顾此失彼乃至厚此薄彼，因为法不是为滋生乃至加剧社会矛盾而存在，而是为缓和乃至消解社会矛盾而存在。于是，“对社会整体状况的适应性或符合性”便暗示了法包括刑法在社会矛盾面前的“和事佬”的应然角色。至此，刑法之真便应被明确地定义为：刑法之真即刑法对社会整体状况的适应性或符合性。
　　（二）确立刑法之真相对性观念的意义
　　法包括刑法毕竟是立法者的主观见之于社会状况这个客观的产物，而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永远只能是“扫描”而不可能是“复制”，故法之真包括刑法之真即对社会整体状况的适应性或符合性便永远只具有相对性，即在社会整体状况面前，法之真包括刑法之真永远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真，而永远只可能是无限靠近乃至逼近百分之百的真。刑法之真的相对性是由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局限性所决定的。
　　确立刑法之真的相对性观念将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刑法并非万能是我们早已有之的共识，即由于犯罪的社会土壤根须极其错结而无法斩尽，故刑法只能是预防犯罪而非消灭犯罪。那么，刑法之真的相对性观念将使刑法并非万能的共识获得较犯罪学上的说理更加深刻的说理，即刑法并非万能的根本原因不在犯罪原因的无穷尽性，而在代表国民的立法者的能力的有限性与局限性。因此，刑法之真的相对性观念便能够使立法者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在走出刑法万能的观念误区时更加心安理得乃至更加“痛定思痛”，以致毫不留恋。刑法之真的相对性观念之于刑法并非万能的观念的强化作用将在犯罪和刑罚两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在犯罪方面，刑法之真的相对性观念将会在立法环节紧缩犯罪圈的入口，而使得更多的处于一般违法和犯罪的模糊边界的违法类型受到非刑法化的调整，进而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得到有力体现；在刑罚方面，刑法之真的相对性观念还对进一步抑制重刑主义有着一定的认识论上的根基性说理。重刑主义可以说成是通过刑罚不当夸大刑法能量的产物，而刑法本身是代表国民的立法者主观见之于社会状况这个客观的产物，故重刑主义的背后最终是对立法者及其所代表的国民的主观能力的不当夸大。而刑法之真的相对性恰恰着重强调立法者及其所代表的国民的主观能力的“谦虚性”与不足性。于是，在刑法之真的相对性面前，重刑主义会有所“自卑”而在刑罚问题上有所收敛。这里，刑法之真的相对性观念又使得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得到了更深一层的体现。
　　刑法之真的相对性不应带来我们对刑法态度的悲观性。相反，至少与其他部门法相比，我们更应该讲究法之真，即更应该讲究刑法之真，亦即我们更应最大可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提高刑法之真的百分比，而这是由刑法的天然秉性即公民重大法益的侵夺性所决定的。
　　（三）刑法之真的实现
　　刑法之真的实现问题是刑法之真的概念问题和刑法之真的相对性问题的继续或延伸。既然刑法之真是指刑法对社会整体状况的适应性或符合性，则刑法之真的实现便是指刑法对社会整体状况的适应性或符合性的实现，即将刑法对社会整体状况的适应性或符合性予以实然化。在笔者看来，刑法之真的实现包含着积极的实现和消极的实现这两个方面：所谓刑法之真的积极实现，是指立法者应立于社会整体状况的迫切需要而及时稳妥地展开罪刑立法即制罪制刑。罪刑立法应该是在社会整体状况提出迫切需要之后进行，这是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所决定的。但是，如果某项罪刑立法是在社会整体状况提出迫切需要好久之后才得以进行甚或仍未进行，则刑法之真便被减损或刑法便“失真”了，因为立法者已经在本该进行罪刑立法的问题上没有使得刑法去适应或符合社会整体状况。如见危不救的问题，物质文明的已然进步与社会道德文明的每况愈下所衬托出来的社会整体状况早已在“唾弃”或不能容忍这种不良现象，但我国现行刑法却仍然在中国古代早已有过而资本主义国家早已作出的见危不救罪立法的“盼视”之下无动于衷。{5}又如提供劣质服务的问题，商品和服务是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客体，而提供劣质服务行为在市场经济本身和社会道德文明等方面的危害性并不亚于现行刑法已规定的有关商品犯罪，但现行刑法却将之遗漏。{6}被现行刑法所遗漏的还有非法运输、储存伪劣商品罪{7}、背信罪{8}、运输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股券罪{9}，而前述遗漏是否说明我国现行刑法离“适应总的经济状况”，进而“适应总的社会状况”还有相当的距离？在笔者看来，刑法之真的积极实现虽不是消除，但可是缩小或降低刑法滞后性的理性举措与战略性思维。对刑法之真的积极实现，笔者要强调两点：一是刑法之真的积极实现仍然是在消极的观念背景之中进行的，即消极之中的积极实现，而这仍然是由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所决定的；二是刑法之真的积极实现仍然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实现，而这是由作为实现对象的刑法之真本身的相对性所决定的。所谓刑法之真的消极实现，是指立法者立于社会整体状况的迫切需要及时而利索地对已有的犯罪规定作出“出罪”处理而废止原有的罪刑规定，即及时而利索地进行非犯罪化。社会整体状况的迫切需要可以是对某种行为类型制罪制刑即所谓犯罪化或立法“入罪”，也可以是对已被制罪制刑的行为类型作出“出罪”处理而废止原有的罪刑规定，即作出非犯罪化处理。为何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也事关刑法之真的实现呢？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总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并且随着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由轻变重，也可由重变轻乃至由有变无。因此，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正常的和必要的。但是，由于作为立法上的非犯罪化的根本动因的犯罪危害性本身的变化又是由社会整体状况所说明或决定的，故非犯罪化最终是反映社会整体状况的，即适应或符合社会整体状况的，从而构成了刑法之真的另一种实现方式。刑法之真的消极实现的典型例子是《1997年刑法典》对《1979年刑法典》所规定的投机倒把罪的罪刑规定的废止。在计划经济时期，投机倒把罪的诸多行为表现是背逆当时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与当时的社会整体状况格格不入的。但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启动的改革开放所渐渐推动的社会整体状况包括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改变，原先危害计划经济的行为反而渐渐变成有益于新型经济体制的行为而渐渐适应着或符合着新时期的社会整体状况。那么，适时废止投机倒把的罪刑规定便是实现刑法之真的一个生动体现。实际上，前文在论述刑法之真的相对性观念对于紧缩犯罪圈的入口和抑制重刑主义的意义也包含着刑法之真的消极实现问题。
　　马克思曾指出：“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个人的恣意横行。”{10}那么，无论是刑法之真的积极实现，还是其消极实现，刑法之真都应奠基于“社会”这个基础而以社会整体状况为背景，且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为对照系。
　　三、刑法之善
　　（一）刑法之善的概念
　　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不是针对善，而是针对恶制定的。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为前提，那么它本身就越好。”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立法并不着眼于通常情况的人，而是最坏情况的人：人如此自私，以至于假使对他没有限制，他就不会关心任何他人的利益，而且如此的聪明，以至于他可能会立刻认识到这种限制的每一漏洞。”{11}拉氏的论断隐含着法律之善，因为既然法律针对的是恶，则法律便是对恶的否定而走向对善的肯定。但是，由否定恶而走向善还不是对法律之善的含义予以直接揭示。斯宾诺莎早就说过：“凡是符合我们的本性之物必然是善的。一物愈符合我们的本性，则那物对我们愈为有益，换言之，对我们愈是善的，反之，一物对我们愈为有益，则那物与我们的本性便愈相符合。”{12}而“所谓善是指我们确知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言。”{13}美国学者福山指出：“最理想的社会制度特别难以实现，原因在于它必须同时满足人的全部：他的理智、他的愿望、他的精神。即使现行社会制度不可能使人完全满足，但理想的社会制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现行社会制度好坏的标准。哪种社会制度能最好地同时满足灵魂的三个部分，它就是最好的社会制度。”{14}斯宾诺莎和福山的论断为我们直接揭示法律之善的含义启发了一个方向，那就是我们应该立于人们的需要的满足来揭示法律之善的含义。当然，这里所说的人们的需要是指普遍的、正当的需要，即社会性的需要，正如石里克所说：“凡是社会相信是有助于它的幸福和生存的行为方式，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为方式都归到善这个概念之下……善之所以为善，仅仅是因为它被社会认为是有用的”。{15}由此，法律之善似可定义为：法律之善是指法律对人们普遍而正当的需要的满足性。那么，刑法之善也不例外地是指刑法对人们普遍而正当需要的满足性。只不过，作为一种具体的法律之善，刑法之善有着自身特别的含义或表述，即刑法之善是指刑法对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社会需要的满足性。
　　（二）确立刑法之善观念的意义
　　确立刑法之善观念的意义首先在于直接防止走向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纯粹法学的“恶法亦法”。亚里士多德曾说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16}但是，作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鼻祖之一的奥斯丁却早就提出著名的“恶法亦法论”，即他主张：“‘法理学研究实在法或严格称谓的法，而不考虑其好坏。’一般法理学的任务是澄清和阐述现有法的概念和结构，以建立系统的法律知识。至于应当的法则非一般法理学的对象，而是立法学——伦理学之分支的对象。他还主张，法理学的主要方法是分析，而不是评论或批判。”{17}也就是，“在确定法的性质时，绝不能引入道德因素。一个法规，尽管在道义上十分邪恶，只要是以适当的方式颁布的，就是有效的。‘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优缺点是另一回事’”{18}。“恶法亦法”观念得到深远的传承，正如张文显教授所作的总结纯粹法学是一种极端的实证主义法学派”{19}，而“纯粹法学在方法论原则和研究目的等方面，与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纯粹法学比奥斯丁的著述更严格、更彻底地贯彻了分析法学的方法……凯尔逊接受了奥斯丁的这些主张，但他同时指出奥斯丁实际分析得不够，因为奥斯丁相信法和政府的目的是‘最大可能地促进入的幸福’，并主张功利原则是指导立法的理性原则……凯尔逊要把一切‘非法律的因素’从法学理论中排除出去，建立一个真正纯粹的法学理论。”{20}作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法理学观念，“恶法亦法论”也直接影响到了作为部门法学的刑法学，而此影响集中体现在罪刑法定原则问题上。具言之，如果在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时也坚持“恶法亦法”，则将走向绝对形式主义的罪刑法定原则，而罪刑法定原则一旦通过绝对的形式主义来包容乃至纵容“恶法亦法”，则罪刑法定原则将走向反面而推翻自己，因为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初衷被丢弃了。再也没有比“恶刑法亦刑法”更加可怕的了，因为刑法毕竟是“保障之法”和“盾牌之法”。那么，刑法之善观念将会增强刑法的应有德性而最终有助于刑法应然价值的实现。
　　确立刑法之善观念的意义还在于推进或加速刑法的三种性质的转化，即由客观法向主观法转化、由外部法向内部法转化和由自在的法向自为的法转化。具言之，“我们这里指的客观的法，就是指法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法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法在社会调整中所遵循的规律，即法之真的内容”{21}而“法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法自身的规律以及法在社会调整中所遵循的规律，是事物的客观方面，作为规律，又隐藏在事物现象的背后，人们要了解它，必须运用人的主观能动性”{22}。也就是说，法是立法者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即客体主体化的产物。那么，作为部门法的刑法也当然不例外。于是，确立刑法之善观念无疑是在刑法的创制这么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中为立法者的主观能动性注入了一种“活性剂”或“强心剂”，因为刑法之善观念本质上是一种追求美好价值的顽强意志或坚定意识。这是所谓推进或加速刑法由客观法向主观法的转化。
　　“法自身的规律是通过其各种外部形式的特征表现出来的，而人们对法的认识和了解，也首先从它的外部特征开始的。”{23}而“法的规律性和外部特征，大抵可以概括如下：法具有公开性、明确性、准确性、普遍（非人格）性、可行性、相对稳定性、开放性（适应社会变化）、程序（形式）性、可预测性、逻辑性、结构严谨性、各要素间关系的一致性、适当的国家强制性、极大权威（至上）性、有效性、与其他社会调整机制的明显区别性、仪式（象征）性、可继承性和可移植性、对人们行为动机的有效刺激性、责罚相称性、不溯及既往，同样案件同样处理、法无明文不为罪、司法独立……”{24}于是，“我们观察法，首先是从上述直观可见的法的外部特征开始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法称为外部的法。然而，法的这些特征，或者说人们赋予法的这些规定，并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而是人们历代对法切磋琢磨的结果”{25}。刑法所呈现的外部特征或被赋予的外部规定性当然也是“有心插柳”或切磋琢磨的结果，而所谓“心”便是目的追求或价值追求。于是，刑法之善观念便作为或至少包含目的追求或价值追求而使得刑法的外表越加生动灿烂，而其内在精神则越加丰实广博。这是所谓推进或加速刑法由外部法向内部法的转化。
　　“法之真所揭示的法的客观规律性及其外部的形式特征如果没有人的意志的参与，是不可能发挥作用的……但是，与法之真不同，法之善所表达的法的主观能动性，却可以独立地起作用……仅从这个角度说，先秦儒家倡导的礼加上德的‘礼治’论，比法家倡导的法加上刑的‘法治论’，有更多的合理性。与此颇为类似的，西方自然法理论和法的社会学派主张的‘行动中的法’或‘活法论’，比法律实证主义者的学说，有更多的合理性。”{26}那么，刑法之善观念将从主观上强化着人们对刑法的信仰与遵守乃至形成对刑法的“忠诚”，从而对刑法的遵守由消极被动而转为自觉自愿。这是所谓推进或加速刑法由自在的法向自为的法的转化。
　　亚里士多德曾说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就不但要使这种东西状况良好，并且要给予它优秀的功能。例如眼睛的德性，就不但使眼睛明亮，还要使它的功能良好。马的德性也是这样，它要成为一匹良马，并且善于奔跑，驮着他的骑手冲向敌人。如若这个原则可以普遍适用，那么人的德性就是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27}而“德性就是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28}可见，刑法之善即刑法之德性，决定着刑法的品质和功能，而确立刑法之善的前述意义只不过是刑法之善决定刑法品质和刑法功能的进一步展开或说明而已。
　　（三）刑法之善的实现
　　在具体意义上，刑法之善不仅仅局限于保障人权的普遍需要的满足，还包括对保护社会的普遍需要的满足，且此两个满足应达成平衡。而在一般意义上，刑法之善则意味着“合目的性”与“合正当性”。那么，刑法之善的实现便被具体为同时用“合目的性”与“合正当性”来指导和检验刑法在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两个基本方面如何去做和做得怎样。首先，在保障人权方面，刑法要接受“合目的性”与“合正当性”的同时指导与检验。具言之，当某个问题首先关涉人权保障时，则是否及如何作出罪刑规定要得到“合目的性”与“合正当性”的同时说明。以窝藏犯罪亲属、包庇亲属犯罪等“容隐犯罪”为例，这些犯罪是在“人之常情”之下实施的，其所体现的是人的普遍本性或普遍本能，那么，刑法在作出窝藏、包庇等罪刑规定时，立法者应“感动”于这种普遍本性或普遍本能而作出从宽处罚的特别规定。之所以应作出从宽处罚的特别规定，一是因为这样做照顾了“亲亲相隐”的普遍本性或普遍本能而“宽容”着人权，从而体现了道义上的正当性即具有“合正当性”；二是因为这样做会使行为人在感受着刑法的“人性公道”和理性同情之下容易形成对刑法规范的心悦诚服乃至规范“忠诚”，从而有助于特殊预防的实现，进而在根本上符合着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而此时，“合目的性”也已具有。“容隐犯罪”的罪刑立法问题说明了一个上位问题，即期待可能性应被合乎情理地用来影响刑法立法，因为期待可能性被合乎情理地用来影响刑法立法将增强刑法之善。而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期待可能性的有无及大小分别决定着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而在这种决定的背后是刑法带着人性的善意关怀，正如日本刑法学者大塚仁所说：“期待可能性正是想对在强有力的国家法规范面前喘息不已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的理论。”{29}诸如因精神高度紧张而造成的防卫过当、损害等量权益的避险过当等刑事责任问题，都有待用期待可能性来予以立法完善。这是刑法之善发出的人性要求。
　　在保护社会方面，刑法也要接受“合目的性”与“合正当性”的同时指导与检验。具言之，在某个问题首先关涉社会保护时，则是否及如何作出罪刑规定要得到“合目的性”与“合正当性”的同时说明。以见危不救行为为例，中国当代刑法是否应将见危不救犯罪化曾经有过一阵风似的讨论。虽然该问题的讨论又“熄火”了好长时间，但问题本身仍然存在着，甚至是严重地存在着。其实，这个问题最终就是“合目的性”与“合正当性”问题。在笔者看来，法律特别是刑法对道德事件最好不要“多管闲事”。但是，当道德本身的力量已不保某项道德规范的实施，而该道德规范对社会又至关重要，则法律包括刑法对违反该道德规范的行为予以法律规制包括罪刑规制就有了法律特别是刑法作为强制性规范的“合目的性”。从这个角度讲，见危不救应予以犯罪化就有了价值上的可能性，即“合目的性”赋予见危不救应予犯罪化以价值可能性，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法律的制定者经常会受到社会道德中传统的观念或新观念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在那些已经成为法律一部分的道德原则与那些仍处于法律范围之外的道德原则之间有一条不易确定的分界线……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随着其他国家的发展，帮助处于严重危难中的人的义务，会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领域转人强制性的法律领域。”{30}但是，只有“合目的性”还不够，因为只有当见危不救的情节已足够犯罪的程度的时候，则将见危不救犯罪化才是必要的，因为刑法毕竟是法制体系中的“最后之法”，而对“足够犯罪”的要求便是“合正当性”要求。那么，联系见危不救在中国当今社会的现实表现与实际危害，将情节严重的见危不救行为类型予以犯罪化又具有了“合正当性”，而“合正当性”则赋予情节严重的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以价值必要性。对见危不救犯罪化强调“情节严重”这一条件即博登海默所说的“适当的限制”。
　　在刑法之善的实现上，我们应谨防走向保障人权的片面，因为刑法之善还包含着保护社会之善，所谓刑法也是“善良人的大宪章”，正如有人说：“我们的善，并不是指仅仅满足了某一要求或暂时的要求，而某一要求只有在同整体的关系上才能成为善。”{31}
　　四、刑法之美
　　（一）刑法之美的概念
　　何谓美？美学界有多个角度的界定。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如果把‘美’下一个定义，我们可以说，美是客观方面的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的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性质。”{32}显然，这是立于主客体的关系来定义美的。朱光潜先生对美的定义视角适合我们来定义法之美和作为法之美的一种具体的刑法之美，因为法包括刑法是适应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的需要而存在的，其本身也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产物。而亚里士多德又曾说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自有许多机会——实际可说是无数的机会——再创始各种制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凭以设想，‘需要’本身就是各种迫切的发明的教师；而人类社会既因这些发明具备了日常生活的基础，跟着也自然会继续努力创造许多事物来装点生活，使它臻于优雅。这个普遍原则，我们认为对于政治制度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应该一律适用。”{33}亚里士多德的论断中的“装点”和“优雅”两个词汇对我们理解刑法之美似有如下启示：刑法之美是由刑法之善所呈现给人们的一种形象美感性。那么，刑法之美似可定义如下：刑法之美是指刑法在满足人们需要时从内容到形式呈现给人们的形象美感性。这里所说的形象美感性实质就是对人们精神求美的符合性或迎合性。
　　刑法之美是一种具体的法之美。正如人的美包括外在美和包含心灵美的内在美，刑法之美也包含内在美和外在美。何谓刑法之美的内在美即刑法之内在美？有人说：“从内容美上说，法美学实际上是对生产方式、人性、自由、平等、科学、民主、法治、人权、和谐等人类美好价值的一种分配。”{34}这句话等于是说法美学的内容美就是价值美。由此引申，法之美的内容美即法的内在美就是价值美。把法之美的内在美即法的内在美界定在价值美是可取的，因为价值是指事物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而爱默生在其《论诗人》中说：“美是建立在需要这个基础之上的。”{35}那么，刑法之美的内在美即刑法之内在美当然也是价值美，只不过刑法之美的内在美有其特定内容或表述罢了。而在笔者看来，刑法之美的内在美即刑法的内在美的特定内容或表述应是“充分的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且二者平衡的功能之美”。如果把刑法之美的外在美即刑法的外在美视为“技术美”，则作为价值美的刑法之美的内在美即刑法的内在美便是“精神美”。
　　又何谓刑法之美的外在美即刑法之外在美？有人说：“法典的结构美，法律的形式美、语言美，法律的仪式美，则主要是一种形式美。”{36}在此，对应于把价值美看成是法之内在美，笔者将法之外在美界定在法之形式美。那么，刑法之美的外在美即刑法之外在美也不外是形式美，并且正如下文在论述刑法之美的外在实现时所明确的那样，刑法之外在美实质就是其表达之美。具言之，刑法之外在美是指其结构和语言能恰到好处地展现其精神内容而易于被人们所接受或被人们乐于接受的美。历史以来，法的外在美是受到相当重视的，如维柯所说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37}而“十二铜表法的不少条都以阿朵尼诗格结尾，也就是英雄体诗的结尾部分。因此，有一种村俗传说，说以这种诗体颁布的法律就必须是真的”{38}。又如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在其《论法之诗》中所说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床……诗中蕴含有法的因素，正像法中也蕴含有诗的因素。”{39}在笔者看来，将法律与诗歌相联系所说明的法律的形式美不仅包含着法f的语言美，也包含着法律的结构美，因为诗歌本身就是语言和结构的有机体。那么，作为部门法的刑法也应重视其形式美，并且正如下文将要论述的那样，其形式美应从结构美和语言美两个方面得到实现。如果把作为价值美的刑法之美的内在美即刑法的内在美视为“精神美”，则作为形式美的刑法之美的外在美即刑法的外在美便是“技术美”。提出刑法的外在美即其形式美并非陷入形式主义，因为“无论哪一种美，都必须有感性自然形式。一个没有形式（形象）的美那不是美”{40}。并且“美……是一个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内容和形式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内容处处表现于感性具体的形式之中，不能脱离感性具体的形式而存在”{41}。而“同为社会的规则体系，法律是要比道德更有次序，更有条理，更整体，也更具有可感的外观”{42}。由刑法的品性和功能所决定，刑法更应讲究外在美包括结构美和语言美。
　　（二）确立刑法之美观念的意义
　　确立刑法之美的观念将有着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不妨这样说，刑法哲学是有关刑法的学问即广义的刑法学的最高学问或最高境界，而已如前文指出，刑法之真善美甚或又是刑法哲学的最高问题或最高境界，那么足见刑法之真善美包括刑法之美在刑法学科即广义的刑法学中的地位或境界。而如果我们能够得出刑法之美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刑法之真和刑法之善，则刑法之美又将是刑法哲学的最高问题中的最高问题或最高境界中的最高境界，即在广义的刑法学中高居“巅峰”地位。高度决定视野，故确立刑法之美的观念无疑将拓宽中国刑法学的研究视野，从而引领中国刑法学步入新境界。在笔者看来，刑法之美奠基于并统摄刑法学的所有本体问题，并为刑法学所有的本体问题的考察和解答提供了美学视角，故刑法之美又隐含着新的刑法方法论即美学方法论。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刑法之美才有力地获得了刑法哲学问题或哲学境界的地位乃至最高问题或最高境界的地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作为交叉法学和美学的法律之美的一种具体之美，刑法之美无疑将学科交叉的方法优势带到刑法学中来，而学科交叉所支撑起来的便是学术视野的高瞻远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学思维将促进着刑法之真和刑法之善的深度和广度。美学思维对刑法研究何以有此作用？道理正如杨振林教授所言欧几里得、牛顿、爰因斯坦和霍金，无疑都是具有极高水平的审美意识的人物。他们的贡献和成就，反过来又足以证明审美意识对寻求科学真理的重要作用。”而之所以如此，是“正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是处在有规律、有秩序的普遍联系之中，其本身就具有种种优美的、和谐的、统一性的或是奇异性的结构规律和演化规律，因而科学家们要去探索、发现并通过思维去表现规律时，也就必然要遵循‘美的准则’才能有济于事。”更为甚者，“审美意识与审美能力有助于人们去辨别并且寻求真、善、美的事物，而且会在感情上很自然地热爱并珍视美而好的事物。因此，审美意识的培育显然是和‘德育’相辅相成的。一般说来，人的审美意识的水平越高，则其德性和悟性也就会越高。”{43}总之，刑法之美观念的确立将使中国刑法学别开生面。这大致是确立刑法之美观念的理论意义。从这个意义上，刑法之美是一种方法论之美。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法美学最终也是一门人学或人性学，故作为法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的法之美最终也当然事关人或人性。而由刑法的品性和功能所决定，刑法更应讲究美即刑法之美，而刑法之美关涉人或人性应更加深刻。那么，确立刑法之美观念将有助于在刑法实践中推进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和落实，从而有助于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与此同时，确立刑法之美观念还有助于刑法遵守，正如有人说：“法律中的美，使民众在欣赏的愉悦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趋近法、信仰法，把法这一客体主体化，内化为主体的新质，从而时时处处以法为则进行思考和行为，严格地守法护法……法治的运行，必须要有一大批具有现代法律观念的普通公民的支撑，公民法治观念的养成，其中一条有效的途径就是审美。在美感的熏陶中，民众日迁善而不自知，不觉间就走上了爱法尚法的道路，形成对法律的信仰，这对法治观念基础薄弱的我国尤为重要。”{44}那么，在刑法美感的熏陶中，民众也会逐渐养成对刑法的喜闻乐见乃至信奉而自觉遵守刑法，即所谓“日迁善”。这大致是确立刑法之美的实践意义。从这个意义上，刑法之美是一种和谐之美。而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方法论之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社会和谐之美，刑法之美都是一种主观能动性之美，是继刑法之善之后对刑法的又一次提升。
　　指出乃至强调刑法之美的内在美即刑法的内在美更有着特别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为如果将刑法之美单纯地局限于外在美即形式美，则刑法将有可能在外在美之下走向“恶法亦法”。而果真走到此步，则正如希特勒的刑法蜕变成了一条美丽的毒蛇，从而走向实质的“法之丑”。确立刑法之美观念的前述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相辅相成而互为“高地”。
　　（三）刑法之美的实现
　　由于刑法之美包含内在美和外在美，故刑法之美的实现便包含着内在美的实现和外在美的实现两个层面。
　　1.刑法之美的内在实现
　　前文已经指出，刑法之美的内在美是指其价值之美，即“充分的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且二者平衡的功能之美”。那么，刑法之美的内在美的实现即刑法之美的内在实现便是指充分的保护社会和充分的保障人权及两者平衡的实现。刑法首先是“善良人的大宪章”寄寓着刑法保护社会的内在价值美，而刑法同时又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又寄寓着刑法保障人权的内在价值美。而在笔者看来，刑法之美的内在实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使得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保持平衡，或者说，保持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平衡才是刑法内在美的最高体现，因为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两者平衡意味着刑法内在价值的结构和谐，而结构和谐便是美的一种展现。实际上，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各国刑法所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两者平衡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以及得到何种程度的解决便从根本上决定着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的刑法是否美以及美到何种程度。在笔者看来，刑法的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平衡只有通过“明降”保护社会而“暗升”保障人权才有现实可能性，因为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天生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当刑法懈怠乃至丢弃了人权保障时，无不是刑法对保护社会的言听计从。那么，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刑法的价值美上应切忌陷入人权保障的极端，因为陷入这一极端最终将导致对人权保障本身的自我否定，正如有人说：“近代法强调权利，这无疑提升了人性的尊严，但它不由自主地忽律甚至贬抑了社会整体之和谐，造成单子式的封闭自我，缩小了人性的可能性空间，简化了人生的无限丰富性。通过审美，人摆脱孤傲的枷锁，让自我在与他者宽容沟通之中，在狂欢里，在愉悦里，在轻松里，在肃穆里，把人性再超拔到一个神圣的高度。”{45}
　　有人说：“法的感情之美属于内容美。法之美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它能够打动人心，充溢着情感的力量。”{46}在笔者看来，将法的感情美归入法的内容美是没有问题的，但法的感情美最终应归属法的价值美。何出此言？耶林说与长久平稳地享受权利相比，权利的真义和真正本质只有在采取充满激情的直接的感情形式的瞬间，才明明白白地呈现出来。未有亲身体验到这一痛苦或未通过他人经历这一痛苦的人，即使把法典背得滚瓜烂熟，也不会晓得权利为何物。不是智慧，只有感情能够回答这一问题。把所有的权利的心理源泉叫做法感情的称谓是正确无误的。”{47}而K.茨威格特则评价拿破仑所参与制定的《法国民法典》“渗入了他那种伟大气魄，而法典的语言也因之而充满力量并激动人心；直截了当而一扫教理式的推断。”{48}从耶林的论断和K.茨威格特对《法国民法典》的评价，我们可获得这样的认识：法感情乃至法激情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权利的意义或本质，是因为法感情乃至法激情最终是由权利所激发出来。由于权利本身当然寄寓着人们的价值追求，故呈现权利的法感情乃至法激情便又是价值追求的一种生动体现或呈现。因此，法的感情之美即法的情感美当然属于作为法的内在美的法的价值之美。那么，刑法的感情之美即情感美便当然属于作为刑法的内在美的刑法的价值之美。于是，刑法之美的内在实现便无法避开刑法情感美的实现问题。当有人假借凌迟、五马分尸等血淋淋的场面和死刑这一刑种本身的存在来抨击刑法的“冷酷无情”时，笔者常常是立于对未成年犯罪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等规定而以“道是无情却有情”来为刑法鸣不平。在笔者看来，即使从某个角度，刑法确实是“冷酷无情”，但刑法却有着同样深度的温情，正如强调被害人过错和期待可能性等所体现的那样。无情与有情并存只有在刑法中才那么冲突，又那么相容。刑法之情终是其价值呈现，因为“情能动人”而让人在温暖之中去信守，去规矩。
　　2.刑法之美的外在实现
　　正如前文指出，刑法之外在美是指形式美即表达之美。那么，刑法之美的外在实现便是其表达美的实现。在笔者看来，刑法之美的外在实现即刑法表达美的实现应大致包括如下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刑法结构美的实现。国内有学者说：“法通过形式、结构、风格和仪式来表达和表现自己。”{49}可见，法律的结构之美直接影响着法律的表达之美。为何法律的结构之美直接影响着法律的表达之美呢？因为法律的结构如何直接影响着法律的外观是否匀称或对称，而匀称或对称直接与美相关，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匀称和明确。”{50}难怪国外有学者即卡多佐曾说除非为了某种充足的理由，我不想通过引入不连贯性、无关联性和人为的例外来破坏法律结构的对称性。”{51}既然法律的结构之美直接影响着法律的表达之美即法律的外在美，则作为部门法的刑法也应把结构美作为实现自身外在美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如果联系我国现行刑法典，我们可以发现其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残缺与错乱，即存在着严重的不匀称或不对称。笔者已经提出应按章名统括节名、节名相互衔接等原则来重新安排现行刑法典总则的章节结构，并按犯罪危害性大小顺序、各章犯罪之间的逻辑衔接和与宪法相协调等原则来重新安排现行刑法典分则的章节结构。{52}在笔者对现行刑法典总分则章节结构所提出的重新安排中力求突出逻辑衔接这一标准，而这一标准是符合刑法的结构美即形式美的，因为这一标准排斥了卡多佐所担心的“不连贯性”和“无关联性”。
　　二是刑法语言美的实现。拉德布鲁赫曾说：“法律的语言是冷静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声调；法律的语言是刚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说理；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它排除了任何学究之气。”{53}语言之于法律的重要性的道理极其简单，那就是语言是法律的载体或表现方式。而拉氏的论断则表明了冷静、刚硬和简洁的语言美是法律美的直接体现。由其品性和功能所决定，刑法之美更应讲究语言美。也就是说，得到更好讲究的语言美将能更加生动地展现刑法的品性和更加充分地服务刑法的功能，因为只有被更好表达出来的东西才能更好地变成现实，而语言美是表达效果的直接指标。有人这样评价印度的《摩奴法典》：“这些以诗歌表现的法律，记载着每一个成长中的民族之生命感受，记载着他们对朦胧的正义、神圣的规则及隐秘的秩序的想象和渴望。”{54}可见，法律语言包括刑法语言之美对于法律包括刑法精神内容的表达的重要性。而K.茨威格特则这样评价拿破仑所参与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在风格和语言方面，《法国民法典》堪称杰作。其表述的生动明朗和浅显易懂，司法技术术语和没有交叉引证都颇受称赞，并且因此对法典在法国民众中普及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55}K.茨威格特的评价已经通过法律的普及而将法律的语言美的重要性实实在在地表明出来。由刑法的品性和功能所决定，刑法更需要讲究语言美。但是，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需要更加讲究的刑法的语言美应更加注重简洁美与通俗美，因为既然“美是建立在需要这个基础之上”，则刑法的语言美应迎合广大民众的口味需要而非少数学究的语言喜好。法国百姓在烛光之下阅读拿破仑法典衬托出了一幕法制温馨，但烛光下的阅读者所感受的则是法律语言美的温馨，而此温馨则来自法律语言的简洁美与通俗美。难怪如《法国民法典》这样的法律因其语言美而被法国诗人瓦莱里称为一部出色的法国文学著作。当然，法律语言包括刑法语言的简洁美与通俗美并不等于法律语言包括刑法语言可以信口泼洒。那么，如果将语言美包括简洁美与我国现行刑法典相联系，则问题真是俯拾皆是了。如现行《刑法典》第15条第2款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既然犯罪当然要负刑事责任，则其中“法律有规定的才”便显得强调多余；又如现行《刑法典》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其中，“正当”二字就是一个违背立法本意的赘词。仍然是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其中，“正在”已有“进行”之意而使得“进行”二字也变成了一个赘词。可见，如果不注意刑法语言的简洁美，则不仅仅是带来理解的费劲，而且可能是造成理解的歧义。现行《刑法》确实需要在以后的完善中提高语言的简洁美。而在刑法语言的通俗美上，我国现行《刑法》不是不通俗，而是有的地方太通俗了，如第23条等多处条文中“一如既往”地使用“犯罪分子”这个词语。“分子”是个政治术语和生活俗语，但“犯罪分子”在刑法典中不分场合的重复使用会带来相关问题。如第75条规定缓刑所采用的“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第78规定减刑所采用的“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第81条规定假释所采用的“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犯罪分子”一词是否有着与刑罚的改造目的相悖的“身份”定性嫌疑呢？看来，我国刑法语言的通俗美是需要注意“矫雅过俗”的。
　　需要强调的是，提出并设想由结构美和语言美等内容所构成的刑法外在美的实现并非陷入纯粹的形式主义或外表主义，因为形式本来就是为内容服务而外表本来就是为灵魂服务。而在“服务”的背后所潜藏着的是刑法外在美的实现或形成是刑法自身规律所决定的。有人说：“法作为文化形态和社会调整手段也有自身的规律，具备专有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它们的各种外部形式特征才能表现出来的。不能认识和把握这些外部形式特征，便不能真正揭示法自身规律。”{56}正如梅特兰所说只要法律是不成文的，它必定被戏剧化和表演。正义必须呈现出生动形象的外表，否则人们就看不见它。”{57}更如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说：“当美的灵魂与美的外表和谐地融为一体，人们就会看到，这是世上最完善的美。{58}更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刑法的结构美虽属形式美或外在美的问题，但其直接影响刑法的功能实现，因为正如木椅和木床的区别所体现出来的事物的结构决定事物的功能。而无论是刑法内在美的实现，还是刑法外在美的实现，最终都是“人之美”的实现，因为正如马克思曾说：“动物只是按照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59}
　　五、结语
　　刑法之真强调的是刑法的客观性，追求的是“合规律性”，构成了刑法之美的坚实基础，正如有人说：“‘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这是你在世上所懂的一切，也是你应该懂的一切。”{60}刑法之善强调的是刑法的伦理性，追求的是“合目的性”，构成了刑法之美的精神动力，正如第欧根尼在其《彼翁传》中说：“美是善的另一种形式。”{61}而刑法之美强调的是和谐性，是对刑法之真和刑法之善的精神升华与精神装扮，正如库尔诺斯在其《现代的普卢塔克》中说：“假如要我在美与真之间作出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因为我确信，寓于美之中的真要比真本身更高尚深奥，我甚至认为，世界上之所以有真，就因为有美的存在。”{62}而又如柏拉图所说：“美具有引入向善的力量。”{63}因此，刑法之真、刑法之善和刑法之美分别是山脚、山腰和山峰，即刑法之美统括着刑法之真与刑法之善。那么，刑法之美的高瞻远瞩得仰赖刑法之真和刑法之善的拱举，而刑法之真和刑法之善得仰赖刑法之美的提升。有人说：“由法之真到法之善，是法运行中的第一个否定或自我扬弃，是法本身的一大进步。”{64}言外之意，由法之善到法之美，是法运行中的第二个否定或自我扬弃，是法本身的又一大进步。在笔者看来，由法之真到法之善和由法之善到法之美并未发生着所谓“否定或自我扬弃”，因为从法之真到法之善再到法之美所发生的是一种从事实到价值的递升而非所谓正、反、合三维构造。{65}那么，由刑法之真到刑法之善再到刑法之美也并非所谓正、反、合三维构造，而是步步递升的阶梯构造，这才是对刑法之真、刑法之善和刑法之美三者关系的准确揭示或描述，正如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所言：“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这种统一，就是美的本质和根源。”{66}也正如所谓三维结构的提出者所言美作为包涵真又高于真，蕴藏善又超越善的实证形态和价值形态，可使法的真和善能取得充分的实现。因为美是社会历史长久积淀的产物，美既可启真，又可求善。符合审美规律的东西也往往是真的和善的。”{67}显然，在步步递升的阶梯构造中，刑法之美是最高境界，而此最高境界实质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因为刑法之真便是刑法“合规律性”的代名词，而人们掌握规律性便是为了获取自由。刑法之善是刑法“合目的性”的代名词，而“合目的性”则是人们对“合规律性”基础上的自由的一种愿望表达。但是，直到刑法之美，人们在“合规律性”基础上的自由表达或自由诉求才有了现实可能，因为刑法之美表明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已经达致互动中的和谐状态，而非主体的一相情愿，更非主体的蛮横强加，正如有人说：“法应是美的，这也是社会主体达致真正自由之境所必需的……在真，法律主体和客体达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还只是抽象和片面的统一。”因为“人类求真知的目的并不在真知本身，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种种需要；也即在真这里，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尚未落到实处。”而“善是法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统一”，但“此时的统一……仍然不是主客体之间全面而具体的统一。”{68}而“只有在美这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才能真正消解，主体与客体才能真正打成一片。”{69}刑法之美取自由的最高境界正如有人说：“美是丰富的生命在和谐的形式中。”
　　在提出刑法之真、刑法之善和刑法之美之后，我们或许会过多地青睐后两者即刑法之善和刑法之美，因为我们的理论常常沉湎于“升华”而不屑于“基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70}那么，我们首先应予青睐的是刑法之真，因为刑法之善和刑法之美分别来自并奠基于刑法之真，亦即我们在刑法之善和刑法之美之中所寄寓的目的乃至理想是来自并奠基于刑法之真所对应的我们的社会整体状况。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刑法越真，则其表达的，由刑法之善和刑法之美所“呵护”的自由便越多，而此自由包括罪犯的自由和非罪犯的自由。
　　我国的刑法过度频繁的修补与解释，这恐与我们的刑法不够真有关，我们的刑法没有收到我们期盼的预防效果，这恐与我们的刑法不够真和不够善有关。不够真和不够善一起亏损着我们的刑法的基础与精神动力，从而亏损着我们的刑法的应有美度。基础和精神动力的亏损与刑法之美意识的欠缺一道招致了我们的刑法理论及其影响下的刑法实践长时期呈现令人抑郁的一遍灰色。如果我们的刑法同时是真的刑法、善的刑法和美的刑法，即集真善美于一身，则公民才能真正被培养起甚或自我培养起对刑法的“忠诚”，因为刑法之真的背后是“人之真”，刑法之善的背后是“人之善”，刑法之美的背后是“人之美”。由于真善美蕴含着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理念，故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刑法才能使得民众由畏惧心理下的被动遵守到自觉自愿的信守有了可能，进而出现海德格尔所谓人于法中“诗意地栖居”局面。那么，真善美意识应被引入刑法学中来，并被渗透到刑法实践中去。约瑟夫·鲁在其《一个教区牧师的沉思》中说自知者真，自制者善，自胜者美。”{71}那么，符合社会总体状况是刑法的“自知”，克制张扬的本性而符合普遍的正当目的是刑法的“自制”，而内在美与外在美的有机统一则是刑法的“自胜”。
注释:
　　{1}葛洪义：《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2}〔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黄遵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00页。
   　　{3}《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90页。
   　　{4}《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3页。
   　　{5}马荣春：《刑法完善论》，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第527—530页。
   　　{6}同上，第516—517页。
   　　{7}同上，第517—518页。
   　　{8}同上，第525—526页。
   　　{9}同上，第519—52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89页。
   　　{11}〔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12}〔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1页。
   　　{13}同上，第170页。
   　　{14}〔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圣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页。
   　　{15}〔奥地利〕石里克：《伦理学问题》，张国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9—90页。
   　　{1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8页。
   　　{17}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5页。
   　　{18}同上，第85页。
   　　{19}同上，第86页。
   　　{20}同上，第87—88页。
   　　{21}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22}同上，第269页。
   　　{23}同上注。
   　　{24}同上，第270页。
   　　{25}同上注。
   　　{26}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2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28}同上，第37页。
   　　{29}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30}〔美〕博登海默：《法理学一法律哲学和法学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页。
   　　{31}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32}转引自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页。
   　　{3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71—372页。
   　　{34}李庚香：《法美学的学科建构与“法之美”的呈现》，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9页。
   　　{35}〔美〕伯顿·史蒂文森主编：《世界明言博引词典》，周文标等编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
   　　{36}李庚香：《法美学的学科建构与“法之美”的呈现》，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9页。
   　　{37}〔意〕维柯：《新科学》（下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63页。
   　　{38}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页。
   　　{39}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40}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41}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42}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页。
   　　{43}编委会编：《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44}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412页。
   　　{45}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页。
   　　{46}李庚香：《法美学的学科建构与“法之美”的呈现》，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53页。
   　　{47}〔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梁慧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48}〔德〕K.茨威格特：《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49}李泽厚：《美学三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80页。
   　　{5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4页。
   　　{51}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52}马荣春：《刑法完善论》，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6页。
   　　{53}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54}同上，第60页。
   　　{55}〔德〕K.茨威格特：《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56}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57}〔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58}〔美〕伯顿·史蒂文森主编：《世界明言博引词典》，周文标等编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1页。
   　　{59}〔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1页。
   　　{60}〔美〕伯顿·史蒂文森主编：《世界明言博引词典》，周文标等编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0页。
   　　{61}同上，第451页。
   　　{62}同上注。
   　　{63}同上注。
   　　{64}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65}同上，第416页。
   　　{66}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页。
   　　{67}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页。
   　　{68}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页。
   　　{69}同上，第415—416页。
   　　{70}《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5页。
   　　{71}〔美〕伯顿·史蒂文森主编：《世界明言博引词典》，周文标等编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95页。
出处:《刑事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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