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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适用的言外语境
王政勋
上传时间:201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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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导论
  刑法适用是司法者和文本之间的对话,在这一对话过程中,原来的立法者已经消逝,司法者在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应该循环于文本的字、词、句、段、篇之间,目光在全体法律文本中来回往返,并且穿梭于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之间,以求得对刑法文本的正确理解,以求得对案件作出符合法律规定和正义要求的刑事判决。但司法者的目光不能仅仅局限于刑法文本和案件事实之间。既然刑法适用活动是司法者和文本的对话,对话又离不开一定的语境,而语境又分为言内语境、言伴语境和言外语境,那么除了前两者之外,司法者解释刑法、在司法这一对话中理解刑法文本的意义时,言外语境当然也会起作用。
  最早提出语境理论的马林诺夫斯基在1935年提出了“文化语境”的概念,认为它指的是语言交际活动的参与者所处的整个文化背景。{1}弗思扩展了其师的语境概念,指明除了语言本身的上下文以及在语言出现的环境中人们所从事的活动之外,整个社会环境、文化、信仰、参与者的身份和经历、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都构成语境的一部分,并提出“语义存在于语境”的观点。{2}韩礼德认为,语义是语言和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的交叉,这后者便是社会语境或情景;社会语境、环境、相互交往等概念与“知识”、“思维”在理论上是同类型的。{3}
  当代哲学家对言外语境更为关注。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不仅仅内在于一定的命题体系结构当中,而且本质上讲,它还与人类基本的存在状态、生活方式密切联系。在他看来,语境不仅是语言的上下文情景,即静态的语言形式系统,更是一个内涵了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以及人类生活习惯和信仰等多个层面、具有动态结构规定性的复杂系统。{4}在伽达默尔那里,语境是作为历史视域来理解的,理解活动只能在作为历史视域的语境中发生。历史理解活动之所以能够展开,其前提在于:在效果历史意识作用下,理解者与文本之间视域融合的动态过程。人的理解能力就是历史给予人的延续历史的能力,它首先表现为每一代人都处于由历史而来的“前理解”即历史的文化积淀语境之中。因此,意义产生与理解的可能性就根源于人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语境条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5}伽达默尔强调理解过程中的效果历史意识,显然更看中言外语境对理解和解释的价值。
  国内一些学者对言外语境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张志公(1985)指出,除了语言内部的上下文语境和语言使用的场合外,“大至一个时代,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小至交际双方个人的情况,如文化教养,知识水平,生活经验,语言风格和方言基础等,也是一种语言环境,与现实的语言环境相对,这两种语言环境可以称为广义的语言环境”{6}。何兆熊(1987)认为,语境包括语言的知识和语言外的知识,后者又包括情景知识和背景知识。背景知识具体包括特定文化的社会规范等、会话规则、关于客观世界的一般知识、参与者的相互了解等内容。{7}王建华认为,语境可分为言内语境、言伴语境和言外语境,言外语境包括社会文化语境和认知背景语境。其中社会文化语境包括社会心理、时代环境、思维方式、民族习俗、文化传统等,认知背景语境包括整个现实世界的百科知识、非现实的虚拟世界的知识等因素。{8}索振羽认为,民族文化传统是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话语的理解具有很重要的作用。{9}张志毅、张庆云认为,语境包括主客体三类六种,其中客体语境中的第二类大背景即言语的社会背景,包括社会、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社会规范等。这是交际者共同认知的客体因素,共有的知识背景。{10}其意义和王建华提出的言外语境大致相同。总之,在语言学界,言外语境对话语的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观点,已经达成共识。
  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也确认了言外语境对理解的作用。如Rumelhart的图式理论(1984)认为,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都是具有内在结构的完整系统。我们获得的这个系统的知识经验,以一般概念的形式存储在头脑中,这种在记忆中表征的知识的各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具有一定心理结构的网络,这就是图式。图式对于解释和理解具有重要作用。当我们决定用一定的图式去说明一些事件或现象的时候,有些东西是直接基于我们的感性信息,而有些东西则仅仅是我们解释的结果。熟练读者具有解释水平的各种专门的图式。由于具有这些专门的图式,使他们能够阅读各种各样的材料。读者在阅读理解中依赖先前所获得的知识,依赖于读者将已有的知识与篇章中所提供的信息联系起来。{11}图式实际上就是解释者在进行理解和解释之前已经形成的对世界各种现象的知识——用语言学术语来表达即是言外语境,它对于理解和解释具有重要作用。
  在法学界,波斯纳认为,大多数法官在处理棘手案件时会“把这些案件中的法律分析重新描述成了政策分析。法官必须作出政策选择,而决定这一选择的是对不同选择的后果(即对法治、对诉讼双方、对经济、对公共秩序、对文明、对未来——简而言之——对社会的后果)的调查和评价。”{12}这显然是认为法官适用法律时事实上会超越法律,会以政策分析来解读法律的意义,而政策分析显然是考虑到法律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等。我国法学界虽然有人对该问题已经有所涉及,但我尚未发现专门的研究论文。王晨光认为,法律不仅是抽象枯燥的条文,它同时还反映并受制于社会的风俗习惯、伦理观念、时代精神、意识形态、政策原则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因素。法律适用不像拿着电影票到电影院找座位那般简单。法律的适用一定要把抽象的条文放到错综复杂的社会中,考虑种种非法律的因素,从而作出最适当的决定。在这一意义上,法院处理案件和适用法律的过程并非简单的“执法”,而是一种复杂的,以法律为框架和主线,综合考虑政策、经济、文化、.心理、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高度技术性的创造性活动。{13}桑本谦认为,为了保持法律与社会之间最大程度的亲和力,司法必须对法律之外的各种因素给予适当关注,公共政策、大众观念、利益集团的对峙以及整体社会利益和社会目标的轻重权衡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完全封闭在法官的视野之外。在法律弹性限度允许的范围内,灵活应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政治性的判断、功利性的权衡等一系列手段在必要的时候还会派上用场。{14}
  刑法学者也注意到刑法以外的因素对理解、解释和适用刑法文本的价值。最能体现这一观点的是社会相当性理论,根据该理论,当侵害法益的行为具有社会相当性时,不应以犯罪论处。这种观念实质上是认为刑法上规定的犯罪的意义并非固定,而是随着社会状况及价值观,出现相应的变化。显然,认定形式上该当于构成要件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相当性时,主要应该考虑刑法适用时的言外语境,并根据言外语境的要求对刑法条文的意义作出相应限制。我曾经论述过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社会危害性的价值、刑法的非正式渊源等问题,试图在刑法条文之外寻求影响刑法理解和解释的因素,也是考虑了刑法适用的言外语境。{15}
  其他学者在研究有关刑法问题时也考虑到了刑法规定以外的因素对刑法的理解、解释与适用的价值,如梁根林在研究刑事政策时认为,刑事政策具有导向功能,该功能表现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刑法的制定和适用强调合目的性、追求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并根据刑法目的的引导和刑法效果的反馈调节和调整刑法反应方式和力度,逐渐成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立场。{16}也就是说,刑事政策在理解、适用刑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周光权在研究刑法的公众认同时认为,对犯罪的认定,必须考虑国民的规范意识或刑法认同感,以寻求结论的合理性。如果违背一般的市民感觉,其直接结果是裁判结论偏离常识,难以为公众接受。{17}他所说的公众认同,其实是社会大众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形势等所形成的、会对刑法适用产生影响的信念、认识、感觉等,它们作为社会文化、社会心理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影响到法官对即将作出的判决的社会效果的预测,因而从语用角度看属于刑法适用的言外语境。张明楷、刘艳红强调对犯罪构成的实质解释,在进行实质解释时当然要考虑刑法以外的因素对刑法文本的作用,这也是注意到了刑法适用的言外语境对刑法解释的影响。刑诉学者熊秋红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除了‘显型规范’直接指导司法人员的行为外,各种‘隐形因素’——当代的、活动着的那些社会力量、司法人员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文化框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意识形态等往往影响着司法人员的意见,并为其提供办案标准和基本原理”{18}。在这里,所谓“隐形因素”其实即指刑法适用的言外语境。
  根据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哲学的研究,政治、经济形势,社会文化传统和历史传统,主流的政治理念、道德观点和意识形态,社会大众心理,等等,这些言外语境对刑法适用必然会产生作用;根据刑法学界的上述研究,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认可了言外语境对刑法适用的意义,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对言外语境对刑法适用的作用、影响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在刑法的理解和解释过程中,在刑法适用过程中,言外语境——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因素,事实上是否也在起作用?如果起作用,这种作用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换言之,是值得肯定的还是应予否定的?国家对这种现象是持支持、赞赏、鼓励的态度,还是对其予以批评、反对和禁止?
  二、样本及研究方法
  我选择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作为分析的样本,试图通过对这一特定历史文献的内容分析,来考察最高人民法院所代表的全国法院系统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是否受刑法文本以外因素的影响,考察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的最高法院对此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由于这些样本都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决定批准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所以报告中的态度也就代表了国家权力机关对该问题的态度。
  我分析的文献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部30份工作报告,即从1979年至2008年。
  1.为什么是1979年以来?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我国1954年宪法中就有明确规定。《1982年宪法》第12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但1978年以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的做法并未形成制度。根据北大法律信息网,这段时间里最高法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或发言包括{19}:
  (1)1950年6月30日最高法院院长沈均儒在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
  (2)1951年10月29日沈钧儒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发言;
  (3)1954年9月18日沈钧儒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
  (4)1955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
  (5)1956年6月27日董必武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
  (6)1957年7月2日董必武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
  (7)1959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克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
  (8)1960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
  (9)1963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联合发言;
  (10)1964年12月26日谢觉哉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
  我没有把这10个报告作为分析的样本,不仅因为当时最高法院在人大会议上汇报工作的做法未能形成制度,更重要的是在那些年头法制远远没有走上正轨。当时的“司法”机关其实是“司政策”机关,在刑法领域除了三个单行刑法(即《惩治反革命罪条例》、《惩治贪污罪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条例》)之外,没有成文的刑法典,审判刑事案件更多是以党的政策依据,这和本部分的研究内容——言外语境对刑法文本的作用并不相干,因为只有存在成文的刑法文本,才谈得上在理解和解释文本时言外语境对文本意义的作用问题。当时的审判工作完全是政治的附属,现代法治理念、法治原则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确立,司法机关和其他行政部门毫无差别,司法人员和其他国家干部没有明确分工,具有专门的教育训练、共同的知识体系、相同的价值信念、独特的思维方式、专业的法律方法的法律共同体尚未形成,与法治理念、法治原则息息相关的司法技术几乎不存在;当时的工作报告中充满着政治话语,如全国法院“在党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与公安、检察部门密切协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犯罪分子做了坚决的斗争,多次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1964年报告)等,这样的话语体系对于法律史的研究也许很有价值,显然不能作为分析刑法的理解和适用这样具有鲜明司法技术特点的问题的样本。
  而1979年以来的情况则大为不同。“文革”结束以后,国家就一直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1978年11月召开的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江华院长就一再强调“要实现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就要发扬民主,就要有法,就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我们办案子,一是根据事实,二是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此后不久,刑法、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刑事法制”逐步成长为“刑事法治”;从此以后,法制——后来是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刑事司法逐渐摆脱了政治、行政的影响,成为真正的“司法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从此以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的做法才真正形成制度。在此后最高法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中,都强调队伍建设问题,而对队伍建设的强调均着眼于德与才两个方面,“才”的要求当然就是对法律知识、法律经验的要求,经过多年建设,法官的专业化已经初见成效,“在我们这个社会发生急剧转型的国度里,法律共同体正在逐步形成{20},与此密切相关的法律技术也才得以形成、积累和总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谈得上有真正的司法问题,才能有司法经验的积累,也才能根据这些经验、方法和技术对司法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2.为什么是最高人民法院?
  根据我国《宪法》、《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都要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向其汇报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级法院院长向同级人大会议汇报工作的做法也成为制度化措施。但我在本研究中只选择了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其理由,除了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更容易取得,因而研究起来更为方便之外,还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在我国政治体系和司法体系中的特殊性。
  我国《宪法》第12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下列案件:(一)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和它认为应当由自己审判的第一审案件;(二)对高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三)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根据这些规定,最高法院具有以下职能:
  (1)审判职能。最高法院不仅可以审理上诉、抗诉案件'和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案件,而且还可以审理初审案件。在历史上最高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只有两起,即1956年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日本侵华战争犯罪案件的45名被告的审判,和1980年到1981年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被告的审判。最高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审理的最多的是二审、再审和死刑复核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8年至2002年共审理这类案件20293起,2003年审理3587起,2004年审理2923起,2005年审结3196起,2006年审结3668起。可见,最高法院在履行审判职能时主要是作为全国最重要的“上诉法院”而起作用。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既进行事实审,又进行法律审。在审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最高法院既对一些重大案件作出了法律裁决,又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无论是事实认定方面还是法律适用方面。
  (2)司法解释职能。对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制作并发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司法解释,以此规范全国各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是最高法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高法院制作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对于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的具体应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制作司法解释的过程中,最高法院运用司法解释的方法越来越熟练,解释技术日益精湛。
  最高法院通过对审判职能和司法解释职能的行使,在国家政治生活特别是司法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主要有两点:
  (1)法制统一功能。“在近现代法治进程中,法律的精神和司法的理念已经提升到关乎社会进步、国家存亡的高度,最高法院也因此被普遍定位成法治国家推行法制统一的主角。作为一国最高位阶的司法机构,最高法院具有司法资源和信息方面的诸多优势,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其预设了法制统一的使命。{21}对个案作出公正的处理以实现个别正义,虽然是最高法院的日常工作,但从来不是最高法院追求的目标和存在的根据。事实上,最高法院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审理,撤消、改变或维持了一审法院、原审法院的判决,使这些具体个案的处理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平衡,避免或纠正了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审理的案件失轻失重的现象,使全国的审判活动趋于统一。更重要的是,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由于上诉不加刑制度的存在,一审法院审理案件时必然要注意、尊重乃至执行上级法院对同类案件的处理意见,最高法院的意见当然更受各级法院的重视。最高法院通过对各类案件的审理制作了大量的司法裁决,这些裁决意见以各种方式为分处于全国各地、不同级别的法院所了解,成为法律适用的重要样板、生动教材,各级法院日后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当然会学习、参照、模仿最高法院的相关判决,以免自己辛辛苦苦地作出的判决被上级法院无情地撤销。这种事实上形成的判例制度对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对于规范各级法院的审判活动,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司法解释对维护全国法制统一的作用为大家所熟知,兹不赘。
  (2)政策形成功能。“现代社会,随着分权和制衡理论影响的日益深入,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成为宪政体制的主要结构性特点,而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司法权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的角色转换,即从过去政策实施保障者这一单一角色,到现在合理政策的保障者、不合理政策的终结者以及政策形成的参与者这样一种多元角色。”{22}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通过对一些特殊的、有影响的案件的处理,既在个案中产生了权威性法律意见,该意见又成为引导、规范人们日后生活的准则,从而以具体判决的方式参与了公共政策的形成,以使社会上形成“规则之治”。至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更是直接而明确地参与了公共政策的形成。如最高法院2003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欢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所引发的学界争端{23},刑法学人都耳熟能详。朱苏力教授试图“以这个非常技术性的法律问题切入,凸显最高人民法院的非‘宪法’判决也不可避免要涉及的公共政策选择、制度角色、社会利益平衡”,并强调“因此,最高法院有必要从宪政和司法制度上进一步理解自己的角色,同时必须积累相关的制度性的知识储备,这样才可能完成自己的角色转变,履行自己作为最高法院的制度功能”{24},从而首先引发这起“公案”。撇开这场讨论中具体的刑法问题,经过这场讨论后,最高法院具有公共政策形成功能这一论点,在法学界、法律界可以说已经达成共识。
  所以,我国最高法院虽然不像一些国家那样具有违宪审查权,在公共政策形成方面还有所欠缺,但由于司法解释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由全国各级法院——乃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由这些最具有权威性的司法机关——执行、实施,司法解释所体现、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当比仅仅由行政机关保障实施的行政部门形成的公共政策更具权威性。
  最高法院承担着指导、总揽全国审判工作的重任并具体审理了大量案件,它的审判经验是其他任何地方法院无法比拟的。由于最高法院行使着法制统一功能、公共政策形成功能,在司法系统具有唯我独尊的地位,它的一言一行当然关涉着、统筹着全国审判工作乃至司法工作,它的法律经验、法律技术和法律方法——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会得到全国法院系统乃至司法系统的尊重或遵守。由于最高法院在司法系统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所受到的不合理干扰必定要比其他法院少得多,它的判决更少受非理性因素、不合理因素的影响;由于最高法院具有智力优势、地位优势、信息优势、法律资源优势,它考虑问题比其他法院也必定更为周全、更为严密。所以,以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作为言外语境对刑法适用的作用的分析单位,当是一种简便而有科学的做法。
  3.为什么是工作报告?
  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作为言外语境对刑法适用起作用这一命题的分析样本,具有简便易行的特点。其他文献或者在目前的研究条件下无法得到,如合议庭笔录、审委会记录、案件审理报告等,或者由于数量太大,样本的选用、抽样、研读、编码的工作量过于繁重,如判决书、裁定书等。而且,和这些文献相比,最高法院工作报告具有它们所不具有的优点。
  (1)全面性。上述审判文献只涉及个案,它们对个案的事实陈述、法律分析一般比较到位,但在表述时往往未能跳出具体而抽象出一般,在分析法律问题时多数文献所反映的仅仅只是纯形式法治的观点。我所见到、当年我在法院工作时参与制作的判决书在进行法律分析时很少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政治观念、文化传统等角度进行论述,解释法律时一般是就事论事,少数判决书在论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有“顶风作案”等语句,但这样的表达方式出现在多年以前,而且后来广受批评,现在几乎已被法院摈弃。根据我在法院工作数年的切身体验,审判员、审委会委员在合议、研究案件时有时会从社会形势的角度、根据特定政治理念分析案情、探讨法律的适用,但审判员在发言前一般都明确要求书记员不要在合议笔录中记载这些言论,有经验的书记员也会自觉地“贪污”这些言语。所以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合议笔录、审委会笔录中是看不到这些法律之外的因素对判决的作用的。法官们这样做,似乎是接受了形式法治、形式理性的要求,接受了“法官审理案件时只服从法律”的信条,认为任何超越、脱逸法律的解释都是要不得的,即使不得不这样做,也要尽可能地变换一种说法,从而把这种路数作为法院内部“公开的秘密”而“不足为外人道也”。所以,要通过个案研究刑法适用的言外语境是否会影响法官对刑法的理解和解释,也许采用观察法、访谈法是较好的研究路径,而不宜采用文献研究法。
  而工作报告中则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的文本,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撰写,执笔人是法院系统最优秀的“笔杆子”,在撰写过程中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初稿写成后要经过广泛的讨论并数易其稿,写作态度比个案判决书的撰写要严谨、认真得多,文本的法律水平、法理水平、政策水平乃至文字水平当然也远高于刑事判决书的整体水平。刑事判决书虽然也可以以多种方式被大众了解,但对其内容真正关心的只有当事人、检察官、辩护律师等寥寥数人,社会上的大多数特别是普通民众大约都会对判决书内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工作报告既要接受全国人大代表挑剔的审查,通过投票表决得出的审查结果对全国法院系统具有重大影响;在媒体报道之后会引起国内人士甚至海外有关人员的密切关注,舆论的力量不容任何人小觑。在这种情况下,报告人即使有隐瞒什么的想法,大约也会因此却步。工作报告不仅是对最高法院工作的总结,也对全国法院的情况作了总结和汇报,其内容涉及法院工作的各个方面,以刑事审判为例,其中既有审理案件的数量、类型、重大案件,也有审判经验的总结、存在问题的检讨,还有日后工作的安排和计划。特别是其中的审判经验,对审判工作——其实也就是解释和适用法律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集中了全国法官甚至司法人员的智慧,展现了我国法院系统在审判工作中的司法技术和司法方法——被认为是成功的、值得推广、传承的技术和方法,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最高法院要向全国人大负责,全国人大是否批准报告将对最高法院的工作、对报告人的政治前途产生极大影响。为了部门利益和报告人的个人收益,最高法院当然希望其工作能得到全国人大的首肯,所以报告必然会投全国人大之所好,专门拣爱听的说,而一些真正的秘密则会被保留起来。
  说报告会顾及部门利益和报告人的个人收益,我缺乏对该命题证伪的动力;但要进而认为报告内容会因此而不真实,则属言过其实。在多年前人大代表素质较低、人大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时,人大被戏称为“橡皮图章”,报告不必向其隐瞒什么;当人大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素质大幅度提高、监督机制越来越充分、媒体对审判工作的介入越来越广泛时,报告不敢向其隐瞒什么。说真话总是比说假话容易,说真话更会得到听者的同情、理解和宽容,而欺骗、隐瞒行径一旦被发现,人大代表会作出何种反应、因此将会产生什么后果,想来任何一个理性人都能作出准确判断。我曾经于1988年7月至1994年9月在中级法院工作过六年,我所在的刑二庭专门审判经济犯罪案件,现在重新阅读这几年的工作报告,真有白发宫女说玄宗、一别音容两茫茫之感。当时全国法院系统都在开展的一些活动,都为我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不管是“严打”、“专项斗争”还是禁毒,不管是反和平演变教育、对南方讲话、十四大精神的学习贯彻还是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工作的开展。“竭尽全力维护社会稳定”(1991年报告)、“积极主动地为经济建设服务”(1992年报告)、“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1993年报告)的说法几乎成为我们工作中的口头禅。我的经历告诉我报告的内容是真实的,报告总结的工作包括了我和我的同事们当时的工作,报告对下年度工作任务的安排在我们院得到落实,确定的工作方针在我们院得到了贯彻。离开法院后和以前的同事们聊起院里的工作时,他们给我介绍的情况也支持了最高法院报告中的有关内容。所以,无论是揆情度理还是切身经验,都告诉我报告真实反映了一年来全国的审判状况、总结了一年来的审判经验,以此作为分析全国审判工作的样本,得出的结论将是真实可信的。
  (2)权威性。合议笔录、审委会记录、判决书和裁定书等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具有法律上的权威性,最高法院工作报告的权威性比这些文献当然要高得多。制作人员的水平差异、制作程序的严谨程度、发布机关的地位高低等已经决定了其权威性的不同。更何况最高法院工作报告还经过了最高权力国家机关的批准。
  我所分析的工作报告都是经过全国人大审查后决定批准并公开发布的。五届人大时期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在同一份文件中批准,既反映了当时司法系统的司法分工还不明确、司法制约机制还未形成的现实,也反映出当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分工、制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后来人大分别批准“两高”的工作报告,但内容却相当简略,一般只表述为: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郑天翔院长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对最高人民法院一年来的工作表示满意。(1987年)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任建新院长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1年)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任建新院长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6年)
  1999年以后的表述则比较详细,如2000年: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认为,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积极贯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精神和对审判工作的要求,认真履行审判职能,加大了司法改革和执行力度,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报告对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工作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今年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可行的。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要坚持不懈地抓好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法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坚决清除司法队伍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严肃执法,加强各项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继续推进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服务国家大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责,努力开创审判工作新局面。
  由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批准,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成为审判工作总结的经典文本,要考察包括刑事审判在内的审判工作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要分析总结其经验得失,以这种权威性文本作为分析样本,说服力应该更强。
  (3)和研究目的的匹配性。由于工作报告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年一度地向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汇报工作的文本,在对审判工作的宏观把握上必然要比其他文献或地方法院的工作报告更为准确、可靠。最高法院的地位决定了它能够全面丰富地吸收全国经验、高屋建瓴地总结审判工作,工作报告的性质决定了该文本必须保证“政治正确”,必须把审判工作放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进行文字操作。这种“宇宙流”一样的大局观,决定了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作为分析样本的优劣长短:以此作为分析具有小巧腾挪特色的“扭杀”、“收官”等具体问题的素材也许是杀鸡用牛刀、大炮轰蚊子,但以其作为分析言外语境对刑法解释的作用这一巨大而宏观、让人有“老虎吃天无处下爪”之感的巨型问题的样本,则是得其所哉,得其宜也。
  在这30份报告中,第一份是在1979年6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以后每年一次;最后一次是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报告人均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先后有四位,他们是:江华,从1979年到1983年,5份报告;郑天翔,从1984年到1988年,5份报告;任建新,从1989年到1998年,10份报告;肖扬,从1999年到2008年,10份报告。
  本研究将以归纳的方式,分别对报告提及或论述的——(1)政治经济形势、国家的政治任务与法院任务;(2)政治领袖、政治术语;(3)对审判经验特别是刑事审判经验的总结;(4)队伍建设的措施及内容——四个方面进行内容分析。我将考察,在工作报告中是否涉及刑法、法律以外的其他内容;如果涉及,那么在最高法院以至全国人大看来,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政治任务、主流思想观念等对审判工作是否会产生影响、是否应该产生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报告对这些因素对刑事审判的作用均持肯定态度甚至积极地引导审判工作接受该种影响,证明在我国,言外语境对审判工作——在刑事审判中是指对刑法的理解和解释工作确实有作用,甚至有重要作用。通过内容分析,我还将考察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最后再从理论上分析该种现象是否具有合理性。
  三、样本分析之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政治任务与法院任务
  几乎在所有报告中,都花了相当篇幅来表述这一年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家的政治任务,都试图把这一年的审判工作放在国家大局中进行考察和总结。在安排下一年的工作时,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家的政治任务有相应描述,以求在该大的背景之下安排法院工作。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法治发展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79年到1983年上半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各项工作在徘徊了两年多之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此后几年时间里党和国家的任务是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拨乱反正,实现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12月通过了新宪法。至1983年6月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时,拨乱反正的任务已经完成,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几年法院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决策。这一社会形势、国家任务在法院工作报告中有明显反映,工作报告也把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作为汇报重点。如1979年报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造成了大量的冤案、假案、错案,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受害者被判处了各种刑罚。……粉碎“四人帮”以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直十分重视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多次强调要为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平反昭雪,推倒强加于他们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最高人民法院一年多来一直把复查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通过召开会议、出刊物、发案例等各种方式,推动这项过的开展。1978年12月,党中央批转了最高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要求各地人民法院在党委领导下,认真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判处的冤、假、错案,严明法纪,有错必纠。……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党委领导下,与有关部门共同组织专门班子,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复查工作,特别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来,复查工作普遍展开,纠正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1980年报告:
  复查纠正冤假错案,是对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有力揭露和控诉,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治愈十年浩劫给人民造成的巨大创伤,对于促进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搞四化,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我国,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各种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虽然时起时伏,此起彼伏,斗争仍然存在,但专政的范围应该是越来越小。由于林彪、“四人帮”蓄意颠倒敌我关系,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致刑事审判工作严重地夸大了敌情,把大量的人民内部问题当作敌我问题处理……去年12月,中共中央对善始善终地完成复查任务,再一次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我们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解放思想,排除阻力,把复查工作进行到底,决不使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人冤沉海底。这一指示鼓舞了广大司法干警排除干扰的勇气,也明确规定了几类冤错案的政策界限。
  1983年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指引下,党和国家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国民经济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法制正在逐步健全。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国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政治经济好形势。……从1978年下半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召开会议、发出文件、检查案件、选编案例等方式,大力推动复查工作的开展。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逐步把复查工作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
  根据工作报告,在这五年时间里,法院的审判工作始终围绕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拨乱反正的决策而展开,围绕着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任务而进行。
  第二个时期是从1983年至2002年。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在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后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提出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此后直到2002年,党和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始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行各业都应该为经济建设服务。1982年,中央作出了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和公安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犯罪{25},该谈话拉开了“严打”的序幕。刑事审判在这近20年时间里的主题是贯彻执行“严打”方针,即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以保持社会稳定,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以保障经济发展。
  从1984年到2003年的20份报告均一再强调,包括刑事审判在内的法院工作要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稳定服务,要坚持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活动。根据报告所体现的逻辑,国家的总任务是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就必须保持社会稳定;要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26}所以,绝大多数报告都以相当篇幅对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国家任务进行了描述,以此作为包括刑事审判工作在内的法院工作的背景。如1984年报告:
  当前我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国家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1987年报告:
  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正在有秩序地进行,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运动正在逐步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正在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
  1990年报告:
  1989年是我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是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历史性伟大胜利的一年。……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是稳定的,并且朝着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但是,社会治安形势仍相当严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只要国内有敌对分子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存在,国际上有对我们进行渗透、颠覆、和平演变的敌对势力存在,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坚持,决不能削弱。
  1992年报告: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1997年报告:
  1996年是实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今年是我国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一年,我国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党的十五大将要召开。这是举世瞩目的两件大事。因此,必须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998年报告:
  今后五年是把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工作将开创新的局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必将大大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这既给人民法院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又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了更好的要求,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任务将更加繁重。
  2002年报告:
  200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做好各项工作至关重要。
  有的报告中即使没有以专门文字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论述,但在字里行间都能体现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刑事审判既然在该政治、经济形势下展开,适用法律时当然就应该结合该背景并且为实现国家维护稳定、发展经济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同时,审判工作还必须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必须以党的理论、精神为指导思想。报告在提出当年或今后几年的工作任务时,都体现出该内容。特别是,1992年至1999年的8份报告均以一段警示式语言规定了法院工作的任务或指导思想,该表述典型地体现出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国家任务对审判工作的影响和指导作用。请看下表:
┌───┬────────────────────────────────┐
│报告 │法院任务                            │
│年度 │                                │
├───┼────────────────────────────────┤
│1992 │今年法院的主要任务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
│   │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贯│
│   │彻最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
│   │的精神,坚持严肃执法,充分发挥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为加快改革开放│
│   │的步伐,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
├───┼────────────────────────────────┤
│1993 │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坚定│
│   │不移地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用邓小平同│
│   │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工作,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   │,继续全面加强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海事审判工作,深入开展严厉│
│   │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充分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关│
│   │系,切实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为│
│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加快改革│
│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        │
└───┴────────────────────────────────┘

  
  (续表)
┌──┬─────────────────────────────────┐
│报告│法院任务                             │
│年度│                                 │
├──┼─────────────────────────────────┤
│1994│1994年,全国法院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  │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
│  │神,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严肃执法,努力提高司法水平,│
│  │改革和完善司法制度,为维护社会稳定,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
├──┼─────────────────────────────────┤
│1995│1995年是我国全面完成“八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任务│
│  │都很重。人民法院要继续围绕全党和全国的大局,全面加强审判工作,加强│
│  │严打斗争,调节经济关系,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坚持严肃执法,狠│
│  │抓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司法水平,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
│  │保障。                              │
├──┼─────────────────────────────────┤
│1996│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要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为指导,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抓住机遇,深化改革,│
│  │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全面推进各项审判工作,坚│
│  │持严肃执法,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改善执法条件,进一步加强法院的自身改│
│  │革和建设,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实│
│  │现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
├──┼─────────────────────────────────┤
│1997│1997年,全国法院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  │论为指导,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五│
│  │中、六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开展“严打”斗争,全面加强审判工作,深化│
│  │审判方式改革,大力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努力提高司│
│  │法水平,积极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为改革、发展│
│  │、稳定服务,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
├──┼─────────────────────────────────┤
│1998│199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的主要工作任务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
│  │旗帜,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严肃执法,全│
│  │面推进各项审判工作,积极进行法院改革,高标准、严要求地建设好法官队│
│  │伍,努力提高司法水平,为改革、发展、稳定服务,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  │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提供可靠的司法保障。           │
├──┼─────────────────────────────────┤
│1999│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对加强政法工作的│
│  │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
│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公正意识、效率意识、廉政意│
│  │识严格执行法律,深化法院改革,全面推进各项审判工作,确保司法公正,│
│  │坚决维护社会稳定,为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  │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良好的服务。                 │
└──┴─────────────────────────────────┘

  第三个时期是从2002年十六大召开到现在。十六大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经验,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此后,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经济发展转变为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让位于“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新思路。在刑事司法领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对“严打”模式纠偏的方针得到强调,在刑事司法领域保障人权的理念也得到肯定。这一背景、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在报告中均有明确体现。如2004年报告谈到当年的工作思路时说:
  2004年,是全面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也是实现“十五”计划目标的关键一年,全面做好人民法院工作至关重要。我们将继续坚持“公正与效率”法院工作主题,深入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司法保障。
  2005年:
  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公正与效率”法院工作主题,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不断增强依法惩罚刑事犯罪的能力,依法调节经济关系的能力,依法处理矛盾纠纷的能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支持和促进依法行政的能力,在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权的能力以及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
  2006年:
  最高人民法院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贯彻“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工作方针,全面提高审判、执行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加大对各级法院的监督和指导力度,为“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
  2007年:
  今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将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目标,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确保社会稳定为着力点,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为切入点,以坚持司法公正为立足点,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审判监督职能,为实现我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顺利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法治环境。
  显然,在最高法院看来,在批准这些报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看来,在刑事审判中仅仅有法律文本是不够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导思想,审判工作将失去灵魂;在理解和解释刑法时如果不围绕国家任务,不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刑事审判将失去方向和目标,也无法完成党和国家赋予审判工作的历史重任和伟大使命。在理解和解释刑法文本时,在适用刑法以作出刑事判决时,必须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根本任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以正确的理论作为理解、解释和适用刑法的指南。这个政治方向,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这个行动指南,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而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语用角度看,这些因素都属于理解和解释刑法文本时的言外语境范畴,最高法院通过在报告中对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描述,认可了言外语境对刑法的理解和解释的作用和影响,即理解和解释刑法必须考虑言外语境的要求。
  四、样本分析之二:报告中提及的政治领袖、政治术语
  本部分借鉴词频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一些具有明显政治色彩、凝结着浓厚时代特色的特定词语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出现情况的统计,印证前文指出的“最高法院要求理解、解释和适用刑法时必须坚持中央的政治路线、指导思想,而不能仅局限于刑法文本”的观点。如果在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大量出现政治性术语,说明前文基于内容分析而得出的观点是能够成立的。
  词频分析法是利用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文献计量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认为,一篇文献的关键词或主题词浓缩和提炼了文章的核心内容,所以可以根据某一关键词或主题词在其所在领域的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来反映该关键词或主题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是否属于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将该方法和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能够发现通过其他方法不能识别的很多现象和规律,因而该方法目前广泛应用于科学学、文献学、情报学等研究领域。{27}前面我在研究刑法解释的研究现状时即借鉴了这种方法。但本部分的研究不是对工作报告中所有重要的词语全面进行词频统计,而只是挑选一些政治性术语,通过对它们出现频率的统计来印证前述观点。
  我挑选出以下10个关键词,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党中央、中央会议、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考察它们在报告中出现的情况。
  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领袖具有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理论资源的职责。虽然“文革”结束后个人迷信受到广泛批评和彻底清算,集体领导、集体负责制已经确立,正确的政治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政治领袖个人在理论发展中的重要职能和巨大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邓小平在邓小平理论创立过程中的贡献,谁也不能否认在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江泽民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创立也和胡锦涛的贡献分不开。所以,政治领袖正式发表的言论往往代表着党和国家的意志,在全国各地区、各领域都起着精神支持和理论指导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领袖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组织者、领导者,其作用也是巨大的。如果报告经常提及这些政治领袖,说明最高法院认为审判工作和政治密切相关——正如同在学术著作、学术论文中很少提及他们的姓名,因而学术和政治的距离较远一样。在这里我将统计建国后党和国家四代领导人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名字在报告中出现的情况。
  中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全党服从中央。所以,党中央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党中央的历次会议——不管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还是中央委员会全会,都会通过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政治文件,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十七大政治报告等,它们都规划着中国的未来,指导着中国的发展,影响着亿万中国人的生活。法院工作报告是否提及“党中央”(或“中央”、“中共中央”)、是否提及这些党的会议,提及次数的多少,当然可以作为考察审判工作和政治的关系并进而作为刑法的解释和理解是否受政治因素影响的根据之一。
  政治术语是特定时代的鲜明标记,以此可以明确区分不同的时代,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只能出现在文革期间,“拨乱反正”只能出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某个文本使用这些话语越多,说明该文本表现的内容和政治的关系越密切,受政治的影响越深。我从改革开放以后最流行的词语中选出四个,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统计它们在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出现的次数,以此作为考察审判活动是否受政治影响的一个指标。
  我在进行词频统计时没有列入“经济建设”等词语,这是因为在历时30年的报告中对经济建设的表述不完全统一,包括“四化建设”、“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等各种不同的说法,而“建设”、“发展”又都属于多义词,在“队伍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表述中其具体意义和在“经济建设”、“经济发展”中并不相同。“经济”在报告中也是多义词,“经济犯罪”、“经济秩序”中的“经济”偏重表现生产、流通领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发展经济”、“经济建设”等中的“经济”则指国民经济的总体规模。所以我放弃了对这方面词语的统计。但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已经合二为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话语中都当然包含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义,“改革开放”的目的也是为了发展经济,所以对这些词语的词频统计也能间接反映最高法院对审判工作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的态度。本部分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审判工作和政治、经济的形势、任务、指导思想是否有关,而不研究其关联程度,不研究最高法院认为以言外语境因素解释刑法时更应重视政治形势还是更应重视经济形势、更强调为政治服务还是为经济服务。为实现该研究目的,既无须穷尽所有关键词,无须给这些词语的词频数排序,也不必计算其百分比。
  以下是对这10个词语出现次数统计的结果。
┌───┬───┬───┬───┬───┬───┬───┬───┬────┬───┬───┐
│报告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党中央│中央 │社会 │改革开放│三个 │科学 │
│年度 │   │   │   │   │   │会议 │主义 │{28}  │代表 │发展观│
├───┼───┼───┼───┼───┼───┼───┼───┼────┼───┼───┤
│1979 │7   │2   │   │   │3   │6   │10  │    │   │   │
├───┼───┼───┼───┼───┼───┼───┼───┼────┼───┼───┤
│1980 │   │   │   │   │2   │3   │9   │    │   │   │
├───┼───┼───┼───┼───┼───┼───┼───┼────┼───┼───┤
│1981 │   │   │   │   │   │1   │6   │    │   │   │
├───┼───┼───┼───┼───┼───┼───┼───┼────┼───┼───┤
│1982 │   │   │   │   │2   │2   │10  │    │   │   │
├───┼───┼───┼───┼───┼───┼───┼───┼────┼───┼───┤
│1983 │   │   │   │   │2   │5   │17  │    │   │   │
├───┼───┼───┼───┼───┼───┼───┼───┼────┼───┼───┤
│1984 │   │   │   │   │1   │2   │21  │    │   │   │
├───┼───┼───┼───┼───┼───┼───┼───┼────┼───┼───┤
│1985 │   │   │   │   │1   │1   │11  │    │   │   │
├───┼───┼───┼───┼───┼───┼───┼───┼────┼───┼───┤
│1986 │   │5   │   │   │7   │2   │24  │2    │   │   │
├───┼───┼───┼───┼───┼───┼───┼───┼────┼───┼───┤
│1987 │   │   │   │   │5   │2   │23  │5    │   │   │
├───┼───┼───┼───┼───┼───┼───┼───┼────┼───┼───┤
│1988 │   │   │   │   │8   │5   │18  │10   │   │   │
├───┼───┼───┼───┼───┼───┼───┼───┼────┼───┼───┤
│1989 │   │   │   │   │1   │3   │7   │3    │   │   │
├───┼───┼───┼───┼───┼───┼───┼───┼────┼───┼───┤
│1990 │1   │1   │   │   │4   │9   │15  │4    │   │   │
├───┼───┼───┼───┼───┼───┼───┼───┼────┼───┼───┤
│1991 │   │   │   │   │2   │2   │18  │8    │   │   │
├───┼───┼───┼───┼───┼───┼───┼───┼────┼───┼───┤
│1992 │1   │2   │2   │   │5   │1   │8   │12   │   │   │
├───┼───┼───┼───┼───┼───┼───┼───┼────┼───┼───┤
│1993 │1   │3   │1   │   │2   │3   │15  │11   │   │   │
├───┼───┼───┼───┼───┼───┼───┼───┼────┼───┼───┤
│1994 │   │4   │1   │   │6   │5   │12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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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   │3   │2   │   │2   │   │12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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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1   │3   │1   │   │1   │3   │12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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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1   │3   │2   │   │3   │6   │15  │3    │   │   │
├───┼───┼───┼───┼───┼───┼───┼───┼────┼───┼───┤
│1998 │   │5   │2   │   │3   │3   │17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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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   │4   │4   │   │7   │3   │4   │2    │   │   │
├───┼───┼───┼───┼───┼───┼───┼───┼────┼───┼───┤
│2000 │   │3   │2   │   │5   │   │2   │    │   │   │
├───┼───┼───┼───┼───┼───┼───┼───┼────┼───┼───┤
│2001 │   │3   │3   │   │2.  │   │1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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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3   │2   │   │2   │3   │1   │    │4   │   │
├───┼───┼───┼───┼───┼───┼───┼───┼────┼───┼───┤
│2003 │   │4   │1   │1   │3   │5   │2   │    │7   │   │
├───┼───┼───┼───┼───┼───┼───┼───┼────┼───┼───┤
│2004 │   │2   │   │2   │2   │2   │7   │    │4   │   │
├───┼───┼───┼───┼───┼───┼───┼───┼────┼───┼───┤
│2005 │   │2   │   │2   │4   │   │3   │    │2   │1   │
├───┼───┼───┼───┼───┼───┼───┼───┼────┼───┼───┤
│2006 │   │4   │   │3   │5   │   │5   │    │4   │3   │
├───┼───┼───┼───┼───┼───┼───┼───┼────┼───┼───┤
│2007 │   │2   │   │3   │4   │   │9   │    │2   │3   │
├───┼───┼───┼───┼───┼───┼───┼───┼────┼───┼───┤
│2008 │   │2   │   │4   │7   │3   │16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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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在每一份报告中这些政治术语都多次出现。
  1979年报告中7次出现“毛泽东”,绝大多数是在引用毛泽东的话语,这些话语后来在刑法学论文中屡次出现,如“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这些错误。认定反革命)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等;1990年代之后的5次都在“毛泽东思想”中出现。“邓小平”在1979年报告中两次出现在“为邓小平同志遭诬陷鸣不平”的表述中,反映了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任务;1986年报告中多是以正确的政治指示发布人的身份出现,反映出当时邓小平事实上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现实;1992年中央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党行动的指南之后,“邓小平”在每次报告中都至少出现两次以上。“江泽民”和“胡锦涛”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1992年之后的报告中均先后多次出现。前文指出,党的领袖既是中央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代言人,也是国家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四代领导人在报告中更多是以代言人身份出现的,作为领导者只一般出现在文尾“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或文章开头“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的固定表述中。这说明报告对在审判工作中坚持正确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追求更为坚决、更为自觉。
  “党中央”(包括“中共中央”、“中央”)除1981年报告之外在每份报告中均有出现,其中有9年出现5次以上。中共中央有关会议的名称在报告中多次出现,最多的1990年出现9次,这些会议在报告中多出现在类似“贯彻十三大精神”、“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表述中。
  “社会主义”是报告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政治术语,每一份报告中都会提及,其中在17份报告中出现10次以上,1984、1986、1987年报告中更是出现20次以上{29},这大约反映了那个年代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对社会主义道路特别强调的状况。
  “改革”、“开放”在1980年代早期的报告中曾分别出现过,如“对外开放”、“体制改革”等,两个词语首次以“改革开放”的组合方式出现于1986年报告中,共两次,这两次都是在“改革、开放、搞活”的表述中现身的,后来省略的顿号这时还出现在“改革”和“开放”之间。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1992年年初邓小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题的南方讲话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所以“改革开放”出现最多的为1988、1992、1993年三份报告。2000年之后的报告中除2008报告谈及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之外”没有再见到该词,一方面大约是因为此后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全国的共识,无须再予以强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表述中已经包含了改革开放的内容。
  “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当它们出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之后,随即就持续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
  这些词语在不同年份出现的频率不同,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由此可知最高法院工作报告及其所反映的当年全国审判工作深受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印证了刑事审判工作——理解、解释和适用刑法的工作——深受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的观点。这些词语在报告中反复出现,也证明最高法院认为:(1)刑事审判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理解和解释刑法必须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2)刑事审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路线,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必须为改革开放服务。
  本部分通过词频分析得出的结论,支持了前一部分通过内容分析得出的结论。
  五、样本分析之三:对审判经验特别是刑事审判经验的总结
  如果说前面两部分的分析只是间接证明了本文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报告对审判经验的总结。
  几乎每份报告都花一定笔墨总结了审判经验——包括刑事审判经验。前面说过,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不仅仅是对最高法院审判工作的总结,而且总结并汇报了全国法院系统的工作,所以报告表达的是全国法院系统的审判经验,是对全国法院系统审判经验精确的、经典的表述。而且这些经验也得到最高法院——并且最高法院认为也必定会得到全国人大,事实上也因为全国人大的对报告的批准而确实得到了全国人大——的赞赏和肯定。
  限于篇幅,本部分仅对1983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的6份工作报告所总结的审判经验进行分析。这6年分别是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这6份报告所总结的审判经验也是对过去五年期间全国法院系统审判经验——亦即法律的理解、解释和适用经验——的总结。
  1983报告:
  我们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坚持执行了党和国家规定的打击少数、争取教育多数的方针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根据城市治安会议精神,对于少数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放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尤其是这几类罪犯中的惯犯、教唆犯和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对其中极少数罪大恶极、情节特别严重的罪犯,依法判处了死刑,从而沉重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保护.了人民的利益。对于大多数其他的刑事犯罪分子,分别按罪行大小、情节轻重,依法适当判刑;对可判可不判的,不予判刑,由公安部门收容劳动教养,或者交由工厂、街道、学校或家长进行帮教,促使他们向好的方面转化。对青少年失足犯罪的,立足于教育、感化、挽救,依法从宽处理。
  这段话表达的刑事审判经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似乎是从纯法律的角度看问题的,从中似乎看不出审判工作和政治、经济形势的联系。但是,在这段话的前面以间接引语的方式引用了中共中央文件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
  现在,国内政治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人口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当然,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可能激化。
  接着报告在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框架下认为:
  从犯罪分子的构成来看,建国初期大多数是敌对阶级分子和旧社会的渣滓,现在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在杀人、爆炸等重大案件中,因人民内部矛盾得不到及时的解决而引起犯罪的,在不少地区占百分之八十左右。这些情况说明,人民内部犯罪已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的主要问题。
  如果把刑事审判经验总结的部分和该表述结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该经验只能产生在特定政治形势——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国家即将全面开始工业化进程——之下,受当时的特定理论框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支配。所以它和我们目前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情况下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崇尚形似而质异,但又貌似而质同——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分析的理论框架不同,但刑事审判应该服务于特定的社会形势,应当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大局,则是其历来恪守的立场。
  报告的最后部分有这样的表述:
  党的十二大标志着党和国家进入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新宪法的公布实施,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党和人民对人民法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法院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实行必要的改革,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才能更好地担负起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荣任务。
  在这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几乎是十二大政治报告标题的照搬(比报告标题少了“新局面”前的一个“的”字)。在这三句话中,“社会主义”出现5次,“人民”出现4次,“党”出现3次。“保护人民,打击敌人”以典型的政治话语表达法律内容,“新的阶段”、“新形势”、“光荣任务”等词语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报告正是在这样的语义氛围中完成了对法院工作任务的表达——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该任务包含了法律内容,但实质上却体现着政治的、经济的要求。
  可见,1983年报告中的刑事审判经验是根据中央文件认定的特定政治形势,受特定政治逻辑、政治理论、政治话语的支配而总结出来的,刑事审判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任务。
  1988年报告:
  在办案中坚持了质量第一的方针,注重一个“准”字,对依法应当从重从快的就从重从快;对依法不该从重从快的就不从重从快;对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就依法从轻、减轻;对不构成犯罪的就依法判决无罪。……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的打击,这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重要保证之一。……对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强调要慎重对待,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凡是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只要证据确凿,就坚决依法制裁;对在改革、开放中因为缺乏经验和其他原因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构成犯罪的,就作无罪判决。
  这段话中,第一句话基本体现了法制原则,基本未涉及法律以外的内容。但千万不要忘记,“依法从重从快”其实是政治话语在刑事政策中的体现。第二句话的前半句是“两手抓”理论的翻版,具有浓厚的邓小平色彩;后半句所表达的刑事审判的任务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内容。第三句话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话语,其著作权人为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中因为缺乏经验和其他原因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构成犯罪的,就作无罪判决”的实质意义是对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生的犯罪认定时应尽可能从宽,只要行为人的动机是为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属于“缺乏经验和其他原因”,就不应认定为犯罪。而所谓“新情况、新问题”,既包括法律未规定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情况,也包括法律已经规定为犯罪但如果对该行为以犯罪论处将不利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顺利进行的情形。所以,该表述的言外之意是要求根据政治形势,根据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根据行为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来从宽认定、从宽处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它们只属于“这样那样的错误”的范畴,而“不构成犯罪”。
  这一做法是改革开放初期刑事审判的指导思想。在此前几年的报告中也有类似表述,如:
  要区分缺乏经验发生差错同违法犯罪的界限,既不能把缺乏经验当作犯罪,也不能借口“缺乏经验”掩护违法犯罪。……要区分在改革、开放、搞活中某些制度、办法不完善而发生的问题同贪污受贿、走私贩私、投机诈骗等犯罪的界限,既不应把产生问题的客观原因当成主观责任,也不允许借口“客观原因”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1986年报告)
  对忠实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革,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作出成绩或合法致富的人,即使因为缺乏经验或其他原因,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构成犯罪的,就作无罪判决。(1987年报告{30})
  可见,以1988年报告为代表的八十年代中期报告所总结的刑事审判经验均强调对改革开放的保护、对经济发展的推进,均透露出改革开放的形势、党和国家的政治思想路线对刑法的理解、解释和适用的重要影响,均表露出最高法院对这种影响的支持、赞赏、推广并对该做法沾沾自喜的态度。
  1993年报告:
  5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坚持“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最高人民法院经过调查研究,针对企业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的经济犯罪案件,及时提出了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法律和政策规定不明确的,慎重处理;对大胆改革,工作有失误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对一贯表现好或者有突出贡献、认罪态度好的,依法从宽处理,需要判刑但生产经营和科研工作有特殊需要的,依法判处缓刑。
  总结过去5年的经验,各级人民法院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做到五个坚持:一是必须坚持审判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通过审判活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依法保护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行为,限制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行为,制裁那些破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行为。二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在第一段中,报告对惩治普通刑事犯罪和审理经济犯罪的方针的描述有差别,对前者只提“依法从重从快”,对后者则强调“坚决”和“慎重、务必搞准”的两手抓。“大胆改革,工作有失误的,一般不以犯罪论处”显然强调实质解释的立场,即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言外语境对刑法文本作限制解释,以利于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一贯表现好”作为征表行为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的参数之一,是量刑时应该考虑的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但报告对其的格外强调显然不是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认为这样做有利于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需要判刑但生产经营和科研工作有特殊需要”,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毫无关联,对其适用缓刑不符合刑法明文规定的“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实质条件,甚至违反了罪刑相当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这样做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推进改革开放,所以也被作为成功的经验而在报告中津津乐道。可见1993年报告总结的刑事审判经验的核心内容就是,刑法的解释和适用必须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相结合,必须根据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社会需要,以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刑法作实质解释。该经验认可并推广刑法解释必须结合言外语境的做法。
  第二段更以简洁的文字明晰地表达了该思想。“审判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就是接下来说的“通过审判活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依法保护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行为,限制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行为,制裁那些破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行为”,要求以行为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准,而不是——或者不强调以刑法是否将其规定为犯罪为准;对于刑法规定比较模糊的情况,也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将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一政治原则作为解释的实质标准。将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其出处在于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中关于姓社姓资的判断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1}将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一姓社姓资问题的判断标准作为罪与非罪的判断标准,说明最高法院要求各级法院对刑法进行客观解释、实质解释,也不能不说是充分体现了言外语境对刑法解释的影响。
  1993年报告发生在小平视察南方一年之后,“发展是硬道理”、“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口号以振聋发聩的方式惊醒沉睡的国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成为全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成为工作和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并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一背景当然影响到刑事审判中,那时我正在中院刑二庭——专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的刑庭——工作,在院里组织学习的一些成功经验中就有“冲破不合理的法律的禁区”的说法,当时还引起我们几个大学生法官的异议和讨论。最高法院报告中当然没有这样极端的表述,但其意义和这种说法其实并无二致。
  1998年报告:
  五年来,全国法院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中取得了新的成绩。回顾走过的道路,我们深深体会到,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下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必须坚持严肃执法、秉公办案,将审判工作与群众路线密切结合,确保国家法律的正确执行;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发扬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借鉴国外司法的有益经验,积极推进法院改革;必须坚持狠抓队伍建设,造就一支政治坚强、公正廉洁、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法官队伍,保证各项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
  2003年报告:
  回顾五年来走过的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要不断推进入民法院各项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必须坚持“公正与效率”这一法院工作主题,着力抓好审判工作、法院改革、队伍建设三件大事;必须坚持遵循司法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确保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依法居中裁判。这些是法院工作的主要经验,也是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
  在这两份报告的经验总结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点就是审判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即坚持邓小平理论,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2003报告中由于“三个代表”理论已经写进党的政治报告,所以在报告中也认为必须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一词在这两份经验总结中反复出现,位置醒目,地位显赫,预示着最高法院承诺自己,也要求全国法院日后还要一如既往地坚守这些做法,昭示着未来的审判模式和司法技术;同时由于这是对5年来经验的总结,也表明最高法院及全国各级法院几年来一直就是这么做的,至少一直认为应该这么做并力图这么做。所以,这两份经验总结的内容,既是实然的,也是应然的;既是针对过去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要求。所以,如果在法律的理解、解释和适用中仅仅拘泥于法律文本,只顾埋头拉车,将和最高法院推崇的这种经验和司法技术倡导的这种精神和司法理念背道而驰。
  2008年报告:
  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对于继续做好法院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人民法院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必须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坚持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与文明司法相结合,依法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遵循审判工作基本规律;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力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从国情出发,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依法有序地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坚持重心下移、固本强基的理念,狠抓基层基础工作,不断夯实公正司法的根基;必须坚持“宽严相济”、“调判结合”、“监督与支持并重”的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政策,力求案结事了,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强化司法管理,建立科学的司法绩效评估体系,完善内部监督制约和激励机制;必须高度重视法院队伍建设,着力提高法官司法能力,严格执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必须继续改善司法环境,强化司法保障,排除各种干扰,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
  在这段经验总结中:(1)和前几份报告相比,这段经验总结中政治话语占有更加突出的地位。在不到400字的论述中,政治性词汇一共出现11次,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公正与效率”、“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从国情出发”、“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谐社会建设”;(2)在审判工作中,要“力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是历年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该要求,具有重要的标识意义和宣示意义。根据该要求,司法者不仅要严格解释法律、准确适用法律,还应该充分考虑判决的社会效果,而判决的社会效果,不外乎使判决能够为群众接受、使判决能够促进社会发展、保证国家任务的实现。如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发生矛盾时怎么办呢?报告未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但联想到该总结中通过众多政治性话语营造出的浓厚的政治氛围,当不难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更看重判决的社会效果。而要看重判决的社会效果,解释和适用法律时当然不能仅从法律角度考虑问题,还应该充分考虑法律适用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考虑国家任务、群众对判决的可接受性,并且以正确的政治理论作为法律解释和适用的指南,对法律条文作出实质解释;(3)刑事审判和其他审判工作一样,也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刑事审判中还应该坚持“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与文明司法相结合”,应该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这里,《刑法》第1条中的“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转换成了“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原来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也已经转换为“宽严相济”。在《刑法》第1条中“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意义相同,都只强调刑法的保护功能,而“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则显然表明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两者不可偏废;“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中惩办在前,宽大在后,而“宽严相济”中的表述则相反,更强调“宽”的一面。其实,“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与实行多年的“严打”政策配套的,而“宽严相济”则是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提出的新的理念,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目的、任务、宗旨等大为不同。这两种话语转换反映了社会发展、文明进步、观念转变、国家任务和国家目标的变化等因素对刑事审判工作的巨大影响,体现了刑法外因素对刑事审判——刑法的解释和适用——的重要作用。
  在2008报告的经验总结中,各要点都通过“必须”衔接起来,这段话中一共使用了10个“必须”。所以,和2003报告一样,这一审判经验既是对过去五年全国法院系统法律解释和适用工作的总结,也是针对未来的,是未来审判工作中必须珍视、必须坚持的成功经验。
  本部分通过对报告总结的审判经验特别是刑事审判经验总结的分析,继续确证了在前两个部分已经证明的观点:在最高法院看来,刑事审判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必须为党和国家的任务服务;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社会形势等对刑法的解释和适用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六、样本分析之四:队伍建设的措施及内容
  通过前面三个部分的分析,已经充分证实30年来我国法院系统在解释、理解和适用刑法时从来都非常注意政治、经济形势、主流的政治理念、道德观点和意识形态等言外语境对刑法文本的作用,言外语境在法官和刑法文本的对话过程中对于法官的解释和理解确实有重要影响;不仅如此,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权力机关也支持并欣赏这种态度,倡导、推广并要求采取这种做法。那么,这些言外语境因素在刑法的理解和解释过程中通过什么机制起作用呢?报告也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这就是关于队伍建设的论述。
  如果说前面三个部分的分析是就事而论,那么本部分将就人而论。就像葛优所说的电影台词:“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什么?是人才!”在最高法院历次工作报告中,每次都有队伍建设、法官的学习教育方面的内容——通过学习教育,提高法官的素质。在最高法院看来,什么才是法官最重要的素质呢?
  法官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政治素质指法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信守程度、理解水平和贯彻执行情况,以及对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把握能力;业务素质主要指法律水平,当然还包括审判经验方面的内容;职业道德素质主要指勤政廉政情况。下面我根据这三个方面的指标,通过对报告是否论述、是否提及该方面的内容,来考察历次报告更强调提高哪一方面的法官素质。请看下表:
┌────┬────────────────┬────┬────────────────┐
│报告年度│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  │报告年度│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  │
├────┼────┬────┬──────┼────┼────┬────┬──────┤
│1979  │√   │√   │      │1994  │√   │    │√     │
├────┼────┼────┼──────┼────┼────┼────┼──────┤
│1980  │√   │√   │√     │1995  │√   │√   │√     │
├────┼────┼────┼──────┼────┼────┼────┼──────┤
│1981  │√   │√   │      │1996  │√   │√   │√     │
├────┼────┼────┼──────┼────┼────┼────┼──────┤
│1982  │√   │    │      │199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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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   │√   │      │199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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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   │√   │      │199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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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   │√   │      │2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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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   │√   │      │200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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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   │√   │√     │200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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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   │    │      │200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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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   │√   │      │200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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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   │    │√     │2005  │√   │√   │√     │
├────┼────┼────┼──────┼────┼────┼────┼──────┤
│1991  │√   │√   │√     │2006  │√   │√   │√     │
├────┼────┼────┼──────┼────┼────┼────┼──────┤
│1992  │√   │√   │√     │2007  │√   │√   │√     │
├────┼────┼────┼──────┼────┼────┼────┼──────┤
│1993  │√   │√   │      │200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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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强调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质是30份报告一以贯之的立场,对业务素质、道德素质则未必如此。显然,最高法院更看中法官的政治素质,更看中法官是否能够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即使在对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两手抓”的报告中,政治素质都无一例外地排在业务素质之前,在强调顺序、看重排位的中国政治生活中,这种排列方式所昭示的两者地位的差别不言而喻。其实1983年报告对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关系的论述已经清楚地表达了最高法院以至全社会对两者重要性程度的不同认识:
  实践证明,审判人员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是必要的,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科学文化水平,否则是难以担负起越来越繁重的审判工作任务的。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法官只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就可以了,对法官只须有“红”的要求;报告对此特别予以论述和强调,说明当时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包括很多重要人物在内,都认为法官只要“红”就能完成审判任务。但实践证明这样做是不行的,不能完成繁重的审判任务,法官还必须作到“又红又专”。但此后,对“红”的重视程度仍然远远高于对“专”的重视程度。
  根据报告,对法官“红”的要求的内容是么呢?
  当报告在总结一年来队伍建设的成绩时,代表性说法是:
  (法院干部)是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改革、开放方面,立场是坚定的,旗帜是鲜明的(1988年报告)
  全国法院干警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充分认识面临的新形势和任务(1990年报告)
  为了提高法院队伍的政治素质,各级人民法院加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学习,去年初以来,又着重学习了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进一步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头脑(1993年报告)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全国法院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坚决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正确的理论武装广大法官的头脑(2001年报告)
  谈到未来一年或几年的队伍建设计划时,主要有如下说法:
  提高法官的马克思理论水平(1985、1986、1990报告)
  要对全体干警深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育,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和平演变的自觉性(1992年报告)
  全体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都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1996年报告)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加强队伍思想政治和作风建设。深入开展“三讲”集中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2003年报告)
  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法律意识、责任意识、为民意识,把明荣知耻的思想融入司法实践,不断加强法官队伍的审判作风建设(2007年报告)
  在谈到工作中的失误时,政治教育、政治学习以及法官的政治素质等方面的内容往往被回避,似乎在该方面并不存在问题,或者只泛泛地称“审判人员的政治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1994年报告)、“一些法官政治业务素质不高”(2000年报告),只有三份报告中说的比较明确:“我们对全国各级法院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抓得不够紧”(1988年报告)、“有些干警的思想还跟不上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的新形势,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1993年报告)、“少数法院领导和法官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观念还不强”(1999年报告)。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以下几点:(1)最高法院历来都强调法官的政治素质、政治水平,而且从来都认为政治素质比业务素质更重要。以致报告在总结上一年度的失误时一般不敢或不愿触摸这个底线,即使提及也只是轻描淡写地略有涉及——谁都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正确”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法院的政治化是目前在我国政治生态环境下法院的生存之道{32};(2)对法官进行政治教育的内容,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报告看来,这些理论准确描述、深刻分析、科学总结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实践经验,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中国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的结合,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审判工作——从而也是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工作——的行动指南;(3)不同时期政治学习的内容不完全相同,要学习什么完全依照中共中央文件中的有关表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历史特征。如1990、1991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92、1993年强调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出现了“邓小平理论”的说法之后强调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出现了“三个代表”的提法后强调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来在中央政治文件中出现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发展观”等表述也出现在此后的学习内容中。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法官审理案件只服从法律,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才是当务之急,政治学习不搞也罢。发展经济,改革开放,自有经济建设部门,你司法机关搞好审判就可以了,这些东西“干卿甚事”?
  这其实才是真正的书生之见。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制定法中无法解释清楚的排版或逻辑错误,这种情况并非不经常。制定法的起草过程经常是匆匆忙忙和粗枝大叶的”{33},更何况中国的法律大多数都属于“富有特色的笨法或劣法”。{34}适用法律时必须对其进行解释,应当“将有缺陷的法律解释得没有缺陷”{35},通过解释使“笨法、劣法”成为“良法、优法”,从而在社会上建立起符合正义要求的秩序。而解释法律又不能不依赖于解释者的前见和图式。
  根据哲学解释学,前见对于理解和解释具有重要作用,理解和解释是解释者的前见和文本视域融合的过程,视域融合的实现标志着意义的生成。正因为有前见的作用,才会使不同法官对同一条文有不同理解。所以,要实现全国的法制统一,最高法院要将其法制统一功能落到实处,必须影响、引导、乃至重建法官的前见,通过对法官前见的统一实现法律理解的统一,最终实现法制的统一。
  最高法院深谙前见对理解和解释的重要性。提高法官政治素质不仅是为了显示“政治正确”,更是为了通过引导法官的前见而统一其对法律文本意义的解读。在任何理解中都有前见存在。伽达默尔说,“消除一切前见这一启蒙运动的总要求本身被证明是一种前见,这一前见不仅统治了我们人类本性,而且同样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意识,而扫除这一前见就必然为某种正当理解有限性开辟了道路。……理性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作为实际历史性的东西而存在,即根本地说,理性不是它自己的主人,而总是经常地依赖于它所活动的被给予环境。”{36}即使是科学家在研究和人类社会无关的科学问题时,他们的头脑并不是洛克所说的“白板”,已经具有一定的知识、理论观点和价值取向,所以科学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某种观点来观察事物。{37}法官在理解和解释法律时当然要受其前见的影响,正是其前见和文本的融合,文本的意义才得以产生。所以,最高法院不会那么书生气,不会幼稚到以为仅仅有法律就足够了;作为行使法制统一功能的最高审判机关,它有责任引导法官改变其不符合党和国家要求的前见,从而使法官在前见和法律文本的视域融合之下产生的法律意义能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它必须根据党的思想路线、政治理论统一全国法官的前见,从而使法官基于视域融合而解读出的法律文本的意义能够符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能够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局。“白专”道路在刑事审判工作中依然不能被允许。
  图式理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言外语境对文本理解的作用机制。根据当代认知心理学,整块的系统知识是由图式征表的,图式是人大脑中有组织的知识结构,.它涉及人对某一范畴和事件的典型特征及关系的抽象,是一种包含了客观环境和事件的一般信息的知识结构。在一个图式中,往往既有概念和命题网络结构,也包含着客观事物的表象,它就像是围绕着某个主题组织起来的认知框架和认知结构。{38}个人在认识事物时只要在认知过程中接受了某些信息,开始了材料驱动的过程,就会自动激发人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图式,并在该图式的引导下开始概念驱动。在材料驱动和概念驱动的双向作用下,也许开始被激活的图式没有得到后续材料的确证,那么就会引发另一图式,并重新开始概念驱动过程。经过材料驱动和概念驱动的反复双向运行,当积累起来的证据有利于某一个图式时,这个图式被认为是适合于所输入的材料的图式,该图式所提供的解释就被认为是正确的解释。{39}根据图式理论,人在以往的人生经历中接受了不同的知识结构,形成了不同的图式,这种图式的差异反过来又影响了对语篇的不同理解。个人在认识事物时并不必感知事物的所有方面,对于事物中的一些信息不需要直接感知,图式会将其填充、补足;图式还会对外界刺激进行筛选和过滤。对同一种信息,不同的人可能会进行不同的填充和补足、不同的筛选和过滤,从而产生不同的理解。图式一旦被激活,它就要对当前阅读作出理解,进行解释必然包含着预测和推理。Rumelhart认为,图式同理论一样具有预测作用,使用正确的理论可以对那些未观察到的事情作出令人折服的推理,图式在具体化过程中所解释的现象往往是我们的感官所不能达到的,它使我们对知识的理解超出了观察的范围。实际上,一旦图式对情景作出了不适当的评价,我很难确定我们的理解是直接观察到的,还是图式提供给我们的。{40}
  要求法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有关政治理论,正是引导法官重建图式、将全国法官的图式格式化、统一化的过程。对法官“法律人化”的过程,既包括使其建立其法学的、法律的图式,也包括使其建立其正确的“政治图式”,实现“政治人化”——“法律人化”中应当包括也必须包括“政治人化”的内容。法官在强制性的政治学习和教育活动中,或者增加了新的图式,或者打碎其原有的、在最高法院看来是错误的图式,建立起新的、被认为是正确的图式,使其能够根据新理论提供的图式去解读法律,使模糊的条文在统一图式的概念驱动下明晰化,使模棱两可的界限清楚化,使可能引起歧义的条文统一化,从而使千千万万法官所理解的刑法文本的意义不再多元化、私人化,实现全国法制的统一。
  以业务过失犯罪为例。业务过失犯罪发生在履行业务的过程中,行为人一般都是社会精英,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分子,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家富强依赖于他们的业务活动。但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业务活动必然伴随各种风险,甚至是巨大的风险,在业务活动中发生过失犯罪的可能性加大,业务过失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刑法对过失犯罪没有规定明确的认定标准——事实上也无法规定,行为人注意义务的内容和程度、注意能力的判断标准,都需要法官“自由”裁量——宽严与否也许完全由法官个人来决定,由法官根据自己的前见,根据其已有的图式来填充、补足注意义务和注意能力的具体内容。如果对业务过失犯罪认定过严,将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如果认定过宽,将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这样,其前见、既有图式重视社会公平的法官可能会从严认定业务过失犯罪,以防止业务活动对社会大众造成损害;在前见、图式中重视效率、强调经济发展的法官则尽可能缩小业务过失犯罪的范围,以使这些社会中坚不至于在业务活动中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使其能够大胆地从事业务,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刑事审判一直强调为经济发展服务,因而法官就需要建立后一种前见、图式,以使其判决能和国家任务相适应,正如1987年报告所要求的,“即使因为缺乏经验或其他原因,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构成犯罪的,就作无罪判决”;当工业化进入中期以后由于社会差距加大,社会矛盾较以前要尖锐的多,因而要强调和谐社会建设,在刑法适用中应更偏重公平价值,这时对业务过失犯罪的认定就应从严,法官就需要建立前一种前见、图式。根据最高法院报告,法官通过学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理论建立了后一种前见、图式,从而使其对刑法过失犯罪条文的解释能推动经济发展;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理论建立了后一种前见、图式,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提高法官政治素质的过程就是改变法官的前见、引导法官建立能够实现党和国家的任务的图式的过程。这一被改造、被引导后重建的法官前见、法官的图式服从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受制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所以,这些言外语境因素通过法院的队伍建设,通过法官的学习教育,得以进入法官前见、图式,法官的前见、图式融入刑法文本,成为形成文本意义不可或缺的因素。
  七、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把言外语境在当代中国对刑法的理解和解释具有巨大作用这一命题放在更为宏大的视角下考察,可以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这种现象存在的必然性何在。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大的任务就是富国强兵,实现现代化,自立于、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东亚国际秩序的曾经主宰者,中国在近代以来饱受欺凌,恢复天朝大国的地位是旧式士大夫的迷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大地上实现现代化,是无数仁人志士的理想。“面对西方这空前未遇的陌生而强大的‘大他者’对自己的‘中心’权威的无情抢夺时,决不甘心俯首称臣,而是急速地崛起而谋求再度‘中心化’。……这样,中国的现代性就具有了自身的特定含义:师法西方现代性话语(如现代科学、技术、政体和法制等)而使中国获得现代性,以便重建固有‘中心’权威。重建中国中心这一崇高的现代性目标,既带来一种动力,促使中国人不甘落后和贫弱而奋发自强,也造成强大压力。”{41}近现代以来,无论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还是“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无论是对“球籍”问题的关注还是“步子再快一点”的教诲,无论是“建国方略”、“超英赶美”、“四个现代化”还是两次提出的“翻两番”战略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是近现代中国的永恒主题。
  中国作为富有国家理想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不能好整以暇地、从容不迫地、自发地、内在地生成,而必须由国家将全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围绕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任务,全力以赴、奋起直追,硬生生地将乡土中国、田园中国改造成现代化中国、工业化中国,将一个文化共同体改造成现代民族国家。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未能建立起令行禁止的国家政权所产生的教训、苏联以强大的国家权力推进的方式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样板、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年代积累的社会组织、社会动员的丰富经验,都使新中国成立后必然采取以国家总动员的方式实现国家理想的路径。
  如果说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任务是启蒙和救亡,那么后半期的主旋律则是政权巩固和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属于巩固政权阶段,政权的稳固和强大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毛泽东的英明在于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的失误则在于后来对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有所忽略。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任务是社会发展,先是经济发展,再是和谐社会的建立——先是大厦的耸天而立,再是装修的美轮美奂。为了实现国家巩固政权、发展社会的任务,全社会的力量都应该而且必须由国家动员起来。在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国家任务虽然有所不同,但通过国家总动员以实现现代化,则是中国最高的国家利益,当权者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
  “现代法律的解释在多数情况下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认可、包容和支持。……法律家的伦理和政治立场,首先取决于规范着他活动于其中的那个法律制度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之对比。”{42}在近现代中国急速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国家的政治任务等既决定了中国法制的使命,也决定了法官在中国理解和解释法律的基本走向。清末修律、民国期间在战火频仍的情况下仍然制定颁布洋洋大观的“六法全书”,均表露出抛弃中国悠久的法律传统、学习西方的决心,表明法律制度也被纳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中,成为重建国家、重新“中心化”的重要步骤和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法院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兴功拒暴”、“定分止争”的“政法”机关,当然更应该被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国家任务的实现服务,围绕着国家的总任务开展审判工作,一切为了巩固政权,一切为了经济发展,一切为了社会和谐。所以,刑事审判应该考虑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应该服务于实现现代化、富国强兵的国家大局。
  但刑事审判服务于国家大局的方式和其他工作——甚至和民事、经济审判——相比,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刑事审判必须立足于成文刑法的规定,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成文法具有僵硬性,一经颁布必然会保持相当时间的稳定,对成文法的频繁修改不利于秩序的建立,最终也将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20世纪的中国又是一个“善变”的社会,变法、革命、改革,无一不在强调变;中国社会也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3年和1993年、1993年和2003年,甚至2003年和2007年,经济规模、收入状况、国家地位、社会结构、大众心理、审判方式,这一切方面的差别都不可以道里计。中国的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的刑法是事先在一定理念、原则的指导下,在中国立法者尚未积累丰富的立法经验、中国的法学研究还很“幼稚”的情况下人为设计出来的,并不是由中国社会自发生成,人类认识的非至上性在中国刑法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所以中国的法律才被称为“笨法或劣法”,但中国的法院系统又必须通过对这“笨法”、“劣法”的适用来合理而有效地遏制犯罪,建立符合正义要求的秩序。中国法官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难,承担的任务实在太重,时代对中国法官的要求也实在太高。在这种情况下,刑法要适应社会的迅速发展,要在刑法文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持续地为不断更替的国家任务服务,要“将有缺陷的法律解释的没有缺陷”,法官就不能不在理解和解释刑法时充分考虑言外语境的作用,以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党和国家的政治理论和政策、意识形态和主流道德观念等言外语境因素对静态刑法文本的意义予以补充,予以完善,甚至“冲破不合理的法律的禁区”,以保证国家任务的实现——迅速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迅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迅速建成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现代化中国。
  20世纪人类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选择的现代化路径是卓有成效的,20世纪初积贫积弱的中国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现在已经卓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法治,包括刑事法治在内,其间有快速的发展,有“进一步,退两步”的彷徨,甚至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和倒退,但谁也不能否认当前的中国法治比20世纪的任何时期都要好,都要文明、进步、人道得多,而法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容抹杀的。
  所以,在中国20世纪——乃至以后很长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法官解释和理解刑法时充分考虑言外语境的作用,最高法院要求法官在刑事审判时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为国家任务的实现服务,必须适应社会形势的要求,有其充分的理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的法官不仅必须精通法律,作一个法律家,还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对国家大势有透彻的认识,成为一个政治家。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对言外语境对刑法的理解和解释的作用、作用机制、合理性的论述还只是相当初步的研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以后的研究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虽然以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作为研究样本有其合理性,但样本的全面性、方法的多样性仍然是一个问题。本文没有把对最高法院工作报告的分析和对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司法机关领导人讲话、地方法院工作报告、刑事判决书等文献的分析结合起来;没有结合访谈法、问卷法,虽然结合了我在法院工作的切身体验,但当时在法院工作时也没有像社会科学调查中的观察法那样有明确的研究目的、研究设计。(2)本研究没有把当代中国的情况和古代中国进行对比,没有把中国的情况和外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情况进行对比性分析。所以研究结论对20世纪中国的刑事审判,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刑事审判、刑法适用也许是准确的,但是否具有更大的普适性,也许还值得进一步研究讨论。(3)本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太巨大,太宏观,非有经天纬地之才,博古通今之学,俯仰天地之识,不能把握,而我显然不具有这样的才智、功底和气魄,在这大海一般的题目面前能拣到一枚小小贝壳,已属幸运。在本部分的研究中,对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大众心理等言外语境因素对刑法的理解和解释的影响状况就基本没有涉及。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好学深思之士投入到对该问题的研究中,对中国的刑法适用作出更为完美的解说和论证。
注释:
  {1}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2}蓝岚:《国外语言学界语境研究概述》,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124页。
     {3}胡壮麟:《功能主义纵横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8页。
     {4}参见郭贵春、贺天平主编:《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5}参见李海平:《语境在意义追问中的本体论性——当代语言哲学发展对意义的合理诉求》,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26—27页。
     {6}转引自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7}何兆熊:《语用、意义和语境》,载束定芳主编:《中国语用学研究论文精选》,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9页。
     {8}王建华:《关于语境的构成与分类》,载《语言文字应用》2000年第3期,第4页。
     {9}索振羽编著:《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以下。
     {10}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69页以下。
     {11}张必隐:《阅读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0页。
     {12}〔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168页。
     {13}王晨光:《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载《法学》1997年第3期,第8页。
     {14}桑本谦:《法律解释的困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11页。
     {15}参见.下.政勋:《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以下;王政勋:《论社会危害性的地位》,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2期,第33—38贡。
     {16}梁根林:《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2—93页。
     {17}周光权:《论刑法的公众认同》,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1期,第116页。
     {18}熊秋红:《刑事辩护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19}http://law.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blgf/
    {20}强世功:《法律共同体宣言》,载《法理学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页
     {21}左卫民:《最高法院若干问题比较研究》,载《法学》2003年第11期,第6页。
     {22}左卫民、汪三毛:《最高法院比较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6期,第77页。
     {23}参见陈兴良主编:《中国刑事司法解释检讨——以奸淫幼女司法解释为视角》,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24}苏力:《道路通向城市》,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页。
     {26}几乎所有报告中都有对“严打”、“严惩”的论述,如“坚定地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1964)、“坚决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继续深入开展了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斗争”(1985)、“人民法院今年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1986)、“继续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特别要注意打击犯罪集团和流窜作案的主犯、累犯、惯犯等严重犯罪分子……对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认真贯彻了依法从严惩处的方针”(1989)、“强调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继续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对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继续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的方针”(1990)、“全国法院继续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对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的方针”(1992)、“全国法院把依法严厉打击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斗争摆在突出的位置……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1994)、“在‘严打’和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中,坚持依法从重从快和依法从严惩处的方针,始终把斗争的锋芒对准打击的重点”(1997)、“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依法严惩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1999)、“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惩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2002)等。
     {27}参见孙瑞英:《从定性、定量到内容分析法——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方法探讨》,载《现代情报》2005年第1期,第2页以下;马费成、张勤:《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基于词频的统计分析》,载《情报学报》2006年第2期,第163页;邱均平、谭春辉、任全娥:《“十五”期间情报学论文热点及其研究重点的发展趋势》,载《情报学报》2006年第5期,第287页。
     {28}“改革”、“开放”两个词语单独出现时,如“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体制改革”、“改革、发展、稳定”等,均未予统计;组合出现时无论其间是否用顿号隔开,或者其中是否插人其他词语,均统计在内,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计算为1次。
     {29}如果加上其在“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表述中隐蔽出现的情况,次数将更多。
     {30}该年度工作报告中还提到赵恒东(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学术办公室工程师)无罪释放案。该案件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7年第1期,第14—17页。案例认为是科技人员虽然有错误做法但因其发生于改革开放搞活的背景下,因而不构成犯罪。从方法论上看,该判决强调对刑法的实质解释,强调解释刑法时应当做到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法律规定和社会形势的结合,强调刑事审判应当服务于国家大局。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了该案例,它曾经对中国刑事审判产生过较大影响。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32}陈兴良:《刑事法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33}〔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34}周旺生:《论法之难行之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3期,第18页。
     {35}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36}〔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第356—357页。
     {37}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38}梁宁建:《当代认知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208页。
     {39}张必隐:《阅读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174页。
     {40}鲁忠义、彭聃龄:《语篇理解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124页。
     {41}王一川:《汉语形象与文化现代性问题》,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5期,第37页。
     {42}冯象:《木腿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9页。
出处:《刑事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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