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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野下的刑罚:刑罚社会学研究
江朔
上传时间:201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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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论
  刑罚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如此根深蒂固的制度,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刑罚的世界。{1}自刑罚产生以来,对于刑罚的探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迄今为止,关于刑罚的探讨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种路径:哲学路径、犯罪学路径和社会学路径。{2}其中,刑罚研究的哲学路径和犯罪学路径,占据了刑罚研究的绝大多数文献,决定着我们对刑罚制度和刑事司法的思考,这不仅是因为这两种路径是我们在刑事政策和刑罚改革中通常所采用的话语,而且,如果要成为一个刑罚问题的专家或者权威学者,就必须精通其中一种或者两种路径,并且可以熟练地运用它们的相关术语来论证问题{3};而刑罚研究的社会学路径或者刑罚社会学则是随着现代社会学的产生而出现的,它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各种刑罚社会学的思想散见于主要社会学家或者社会思想家的著述之中。但是,新的知识领域通常并不是通过有序的、系统化的发展来推进的,而是分散的、彼此独立的诸多学术努力的共同产物。{4}虽然刑罚在现代社会学中并不是一个非常显要的课题,但是,通过涂尔干、马克思(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家,例如,鲁舍和科希海姆[Rusche and Kirchheimer]以及帕舒卡尼斯[Pashukanis]等)、福柯、韦伯、大卫·加兰德(David Garland)等社会学家或者社会思想家的努力,刑罚社会学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概念、视角和框架。在我国,虽然法学界已经开始关注某些社会学家或社会理论家的刑罚社会学理论,但是大多数仅限于讨论个别思想家的部分观点,并没有系统地研究刑罚社会学的知识传统和知识体系。{5}本文试图对刑罚社会学理论进行全面地梳理,以揭示刑罚社会学的知识领域的全貌,在此基础上主张一种多视角的刑罚社会学理论。{6}
  二、刑罚研究的三种路径
  如上所述,关于刑罚的探讨大致可以划分为哲学路径、犯罪学路径和社会学路径。这三种路径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迥异,在理论体系和理论的叙述方式上也大相径庭。下面我将首先简要地说明两种传统的刑罚研究路径,在此基础上指出其各自存在的问题;其次介绍什么是刑罚社会学、刑罚社会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并简要地回顾刑罚社会学的学术史。
  (一)作为道德问题的刑罚:刑罚研究的哲学路径
  从哲学角度研究刑罚,是刑罚研究的一个古老传统。刑罚哲学的核心问题在于“什么是正当的刑罚”。之所以必须寻求刑罚的正当性根据,乃是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其之所以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乃是因为它涉及(国家)对人们实施(当被描述为“刑罚”时)在道德上似乎是错误的行为。”{7}刑罚是国家对个人所能施加的最具强制性的权力之一,它会对个人的名誉、资格、财产甚至生命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思考国家行使刑罚的合法性或正当性以及如何对刑罚权施加限制,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近代以来,对于刑罚正当性的探讨,是以康德的报应主义与边沁的功利主义为中心展开的。康德认为,刑罚的正当性根据首先在于公正而不是功利,任何向前看的刑罚正当性理论都有将刑罚的主体仅仅作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的危险,而向后看的报应主义则是将人自身作为目的来看待。{8}由于将罪犯视为刑罚的目的,康德指出:“甚至假定有一个公民社会,经过它所有成员的同意,决定解散这个社会,并假定这些人是住在一个海岛上,决定彼此分开散居到世界各地,可是,如果监狱里还有最后一个谋杀犯,也应该处死他以后,才执行他们解散的决定。应该这样做的原因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认到自己言行有应得的报应,也认识到不应该把有血债的人留给人民。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将被认为是参与了这次谋杀,是对正义的公开违犯。”{9}与此相对,边沁认为,道德和立法的基础在于“苦乐计算”,即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衡量一个行为的道德性,就是要优先考虑行为的结果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0}既然犯罪是指一切可以产生或可能产生某种罪恶的理由人们应当禁止的行为,那么它的存在就严重违反了共同体成员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共同体的最大利益,国家就有权运用刑罚对之加以处罚。由于刑罚包含着痛苦,因此可以成为犯罪的阻力,实现遏制犯罪产生的效果。由于报应主义刑罚理论和功利主义刑罚理论均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出现许多试图调和两者的理论。{11}例如,英国学者哈特认为,我们应当在“一般性的刑罚正当化目的”(general justifying aim of punishment)与“分配的原理”(principles of distribution)之间做出区分,由此将功利主义(例如防卫社会)作为一般性的刑罚正当化目的,并运用“分配上的报应”对之加以限制,要求刑罚只能是针对一个罪犯的一个犯罪。{12}最近,英国学者达夫(Duff)提出了一种“刑罚的沟通理论”,认为刑罚是一个在罪犯、被害人和社会之间沟通犯罪的道德错误的机会。{13}在达夫看来,刑罚乃是刑法宣称之功能的一个必要伴随物,因为无法表达对违法的道德判断会使人们对我宣称这样的刑罚是严重错误的真诚性产生怀疑。{14}刑罚这种沟通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刑罚的对象必须能够理解、内化和回应这种沟通。刑罚的沟通理论由此提出了一种克服报应主义刑罚理论和功利主义刑罚理论之缺陷的路径。这种理论尊重罪犯是一个理性的道德主体,承认严厉的刑罚对于充分地沟通责难是必要的,但沟通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谴责,而是要向罪犯传达一个比例性的信息,并且仍然追求超越刑罚本身的目的,而且这样的目的不限于促使罪犯重新回归到道德共同体之中。{15}德国学者雅科布斯也提出了一种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在雅科布斯看来,刑罚清楚地并且高度地使刑罚后果所归属的行为承受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必须普遍地把这种行为作为不值一提的行动选择来学习的可能性。这种选择的无价值性是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它要作为不可经历的选择而被排除掉。这不是威吓意义上的一般预防,而是学会对法律的忠诚意义上的一般预防。在雅科布斯看来,这种积极的一般预防与消极的一般预防是存在区别的:在积极的一般预防这里,刑罚——与在消极的一般预防那里不同——不是指向被认为是必须能威吓的作为潜在的未来的犯罪人的生产源的群体,刑罚更多地要以忠诚于法的市民为对象。{16}通过这些学说,报应主义刑罚哲学与功利主义的刑罚哲学之间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弱化甚至消解了。
  无论是报应主义刑罚哲学、功利主义刑罚哲学还是试图调和两者的各种学说,其共同特征都在于首先将刑罚视为一个独特的道德问题,然后论证刑罚如何得以正当化、刑罚的正当目的是什么以及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合理地施加刑罚。刑罚哲学的论证是以道德推理和伦理说教为基础,而不是以实证研究或知识为基础的。在刑罚哲学家看来,作为道德难题的刑罚可以通过哲学思辨和道德直觉来加以解决。工具性的犯罪学倾向于过分迷信刑罚的有效性,并且想当然地认为刑罚是正当的,因此往往会对刑罚加以庇护,使之免受道德上的质疑。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刑罚制度进行道德审查显然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然而,大多数刑罚哲学的问题在于其哲学基础以及其解决刑罚问题的方式可能会妨碍其对刑罚实践的实际细节和不同方面做出有效的评价。{17}近代以来的刑罚哲学都是从一个相当理想化和单维(one-dimensional)的刑罚观出发的,即将刑罚的问题视为古典的自由哲学中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变量。{18}在这种单一的、统一的思维方式之下,刑罚主要被视为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强制和侵犯的一种情形,由此产生一系列关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如何使具体的刑罚措施得以正当化以及刑罚的正当目的的论证。{19}毫无疑问,哲学家们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刑罚哲学仅仅关注刑罚的“公民自由”的方面,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其他方面。首先,刑罚哲学对于应当采用何种具体的刑罚措施、刑罚体系的性质以及刑罚制度的有效性知之甚少。例如,对于是否应当采用死刑、是否应当采用电子监控、是否应当实行独居监禁等问题,我们就很难从宽泛的道德刑罚哲学中找到任何有益的启示。{20}其次,对于某个国家的监禁人口的适当规模以及国家应当将多少资源投入到罪犯改造之中等问题,刑罚哲学也无法提供任何解决方案{21};最后,因为刑罚哲学依赖的是过分简单化的刑罚观念,因此其也无法评价刑罚的社会作用和象征性作用,例如刑罚对情感、社会团结、社会关系以及监禁率等的影响,而这些问题正是在日常的刑罚制度运作中使刑事司法专业人士感到最为困惑且最亟待解决的问题。{22}
  (二)作为犯罪控制的刑罚:刑罚研究的犯罪学路径
  如果说刑罚研究的哲学路径在于探讨“什么是正当的刑罚”即刑罚正当性的问题,那么刑罚研究的犯罪学路径则在于追问“什么是有效的刑罚”即刑罚有效性的问题。将刑罚仅仅视为犯罪控制的工具和技术,这不仅是普通公众的直觉,而且是许多犯罪学家和刑事司法专业人士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刑罚制度和刑罚过程只是一个手段,它服务于一个不言而喻的目的:降低犯罪率和控制罪犯。在这种视角之下,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有效的刑罚”,评价刑罚制度的唯一标准是有效性,包括特定的刑罚措施对犯罪类型和再犯率的影响。虽然刑罚研究的犯罪学路径也会考虑成本的问题,但是其本质在于将刑罚视为一种工具,其首要目的在于管理和控制犯罪。{23}
  从刑事司法专业人士角度看,将刑罚视为以效用和成本收益作为评价标准的犯罪控制的技术性工具,显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种犯罪学的路径却没有认识到,刑罚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工具或者仅仅具有单一的目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表明,在刑罚背后存在着各种与犯罪控制的需要无关的社会决定因素,而且刑罚具有超越犯罪控制本身的社会影响。此外,刑罚在日常生活中还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因此从纯粹的工具主义的角度思考刑罚存在极大的局限性。采取刑罚研究的犯罪学路径不仅会限制我们的研究范围,而且会抹煞刑罚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许多重要方面。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加兰德(David Gariand)所指出的那样,刑罚研究的犯罪学路径仅仅将刑罚视为犯罪控制的工具,这只是看到了刑罚在表面上的价值,但是却牺牲了更为根本的、能够更为充分地描述刑罚的日常运作而且或许能够有助于挑战刑罚制度的“自我观念”(self-conception)的思考方式。{24}
  仅仅将刑罚视为犯罪控制的工具,还会使政府和公众对刑罚的作用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甚至迷信,而这些期待或者迷信不但无助于解决刑罚制度本身的问题,反而会给刑罚制度增添诸多麻烦。人们期待刑罚这种以犯罪控制为唯一目标的工具能对降低犯罪率产生积极的作用,然而刑罚的实际效果却屡屡让人们失望。大量犯罪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刑罚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有效地起到犯罪控制的作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学家并没有反思其思维方式本身的问题,而是将刑罚制度面临的困境归咎于诸多外部的压力,例如资金不足、不正当的政治干预、充满敌意的大众媒体以及非理性的公众态度,等等。但是,事实上,这种回应本身正好指出了刑罚研究的犯罪学路径的局限性,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独立于上述社会力量之外的刑罚制度,因此将刑罚视为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制度是没有意义的。{25}
  (三)作为社会制度的刑罚:刑罚研究的社会学路径
  所谓刑罚社会学,是指“探讨刑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体系,其目的在于理解作为社会现象的刑罚,从而探索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26},其所关注的问题是刑罚的社会基础,理清特定的刑罚模式的社会意蕴,揭示赋予现代刑罚以独特功能、形式和影响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和诸多文化意义网络。{27}与探讨刑罚正当性的刑罚哲学和关注刑罚有效性的犯罪学路径不同,刑罚社会学关心的问题是“特定的刑罚措施是如何形成的”、“刑罚履行了什么社会功能”、“刑罚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刑罚如何有助于社会秩序、国家权力、阶级统治或者社会的文化再生产”、“刑罚会产生怎样的预料之外的社会影响、其功能为何会失灵以及其更宽泛的社会成本是什么”。{28}在刑罚社会学的视角之下,“刑罚”被理解成一个文化的、历史的人造物(artifact),虽然它关注犯罪控制,但是,无论如何,它受到一系列社会力量的影响,并且具有远远超越犯罪控制和监禁人口的意义和影响。{29}
  应当指出的是,刑罚社会学与刑罚研究的犯罪学路径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相反,两者具有相同的主题——犯罪控制,而且均采用实证或者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此外,刑罚社会学在其分析中会大量地采用犯罪学的成果。两者的关键不同在于分析范围和研究参数不同:刑罚研究的犯罪学路径立足于刑罚制度之中,试图获得关于刑罚机能的一种知识;刑罚社会学则好像是从外部观察刑罚,试图理解刑罚作为一套独特的社会过程位于一个更宽泛的社会网络之中的作用。{30}刑罚社会学并不否认刑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犯罪控制为导向而且是由这种导向决定的,但是刑罚社会学否认通过刑罚所宣称的目的可以完全地理解刑罚,因为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加以解释。正如建筑、饮食、服饰或者餐桌礼仪一样,刑罚体系不仅具有工具性的目的,而且具有影响刑罚目的得以实现的文化风格和历史传统。因此,形形色色的犯罪控制的需求以及对犯罪分子加以处罚的需求只是影响刑罚制度的一个因素。刑罚的目标在于控制犯罪,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考虑文化习惯、经济资源、制度张力以及政治观点。这正是刑罚社会学所要关注的刑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31}而且,刑罚社会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取消传统的刑罚研究路径,而是希望通过社会学的视角来复兴和丰富它们,以产生更完善的犯罪学和更博大精深的刑罚哲学。{32}
  英国学者路希·扎德勒(Lucia Zedner)指出,只有在我们的脑海中已经对刑罚履行的功能、刑罚的具体形式以及刑罚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有所认识之时,我们才能开始问刑罚是否可以正当化的问题。{33}但是,实际上,相对于刑罚哲学和刑罚研究的犯罪学路径而言,刑罚社会学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即使在现代社会学中,与其他社会现象相比,刑罚也属于一个较少受到关注课题,正如美国学者唐纳德·克莱西(Donald R. Cressey)所指出的那样,刑罚社会学曾经是一个被遗忘的研究领域。{34}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刑罚,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指出,刑罚的形式与政府的形式之间具有某种独特的关联:“要证明在欧洲所有的政府或者几乎所有的政府中刑罚随着这些政府支持或者反对自由的程度而增加或者减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35}此出发,孟德斯鸠勾勒了产生这种关联的诸多政治力量和心理力量,从而赋予其结论以一个社会学的、规范性的品格专制政府的原则是恐怖,而君主制或共和制的根源是荣誉和美德,较之后者,严酷的刑罚更适合前者。”{36}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托克维尔续写了孟德斯鸠的刑罚社会学,尽管他对于美国监狱制度的研究表明,在政治自由主义与刑罚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更具讽刺性意味的关联。托克维尔指出尽管美国社会在最广泛的民主方面做出了榜样,然而这个国家的监狱却提供了最彻底的专制主义的景象。”{37}在随后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事实上运用了这种在研究美国监狱制度上获得的洞见,指出在整个美国社会中,自由与限制之间具有一种非常微妙的辩证关系。{38}尽管这些早期的思想家从社会学角度对刑罚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是刑罚社会学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研究领域。
  最早系统地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刑罚的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涂尔干认为,犯罪是对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的违反,刑罚的功能则在于通过表达对犯罪的愤怒,从而重新确认社会的价值,维护社会团结并恢复集体意识。马克思认为社会充满了各种冲突,这些冲突是以阶级分化或者经济与生产方式的关系为基础的。在马克思看来,经济不仅提供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赖以建构的基础,而且决定着它们的形式。但是,马克思本人对刑罚的讨论并不是特别多。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讨论刑罚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是鲁舍和科希海姆(Rusche and Kirchheimer)。在《刑罚与社会结构》(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一书中,他们认为,生产方式的变迁会导致刑罚的形式和功能发生变迁:当劳动力出现富余时,人命就会很廉价,因此死刑和肉刑就会盛行;相反,当劳动力供不应求时,国家就会更为谨慎地保存人力资源,因此监禁刑就会更普遍。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书给刑罚的社会学研究带来了一场革命。在他看来,从死刑和肉刑占主导地位到监禁刑的产生,实现了刑罚对罪犯从作用于“身体”到作用于“灵魂”的转变。马克斯·韦伯虽然没有直接地论述过刑罚,但是他的“理性化”理论对于研究刑罚具有重要意义。对刑罚社会学的理论传统进行梳理并且极力主张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刑罚的是美国学者大卫·加兰德(David Garland),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复兴了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关于文明化进程的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对刑罚的研究之中,提出了作为文化形式的刑罚理论。加兰德的刑罚社会学三部曲:《刑罚与福利:刑罚策略史》(Punishment and Welfare: A History of Penal Strategies)、《刑罚与现代社会:社会理论的研究》(Punishment and Modem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以及《控制的文化:当代社会的犯罪与社会秩序》(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清晰地勾勒出西方的刑罚实践(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从刑罚福利主义向后现代刑罚转变的过程。下面我将逐一叙述以上这些重要的刑罚社会学理论,并对之加以评论。
  三、社会团结、集体意识与刑罚:涂尔干的刑罚社会学
  与其他社会学家或者社会理论家相比,涂尔干更为关注刑罚,刑罚在他的理论架构中具有独特的主导地位,并且在他一生的著作中一再出现。要理解涂尔干的刑罚社会学理论,首先必须了解他的一般性社会学理论。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社会分工论》之中。该书的研究起点实际上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此,涂尔干明确指出:“我们研究的起点,就是要考察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个人越变得自主,他就会越依赖社会?为什么在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却越加紧密。”{39}涂尔干认为,伴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团结的转型及其过程,是理解和解决这种新的矛盾现象的钥匙。在涂尔干看来,分工不只是具有促进经济生产增长、满足物质生活需要、推动文明等功利性作用,而且更具有重大的道德意义和功能:增进入们之间的友爱与合作——社会团结,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显得更重要些,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才是它的真正作用。无论如何,它总归在朋友之间确立了一种联合,并把自己的特性注入其中。”{40}“社会的凝聚性是完全依靠,或至少主要依靠社会分工来维持的,社会构成的本质特征也是由分工决定的。……正因为分工需要一种秩序、和谐以及社会团结,所以它是道德的。”{41}
  对于涂尔干来说,“我们的目的,决不仅仅在于考察这些社会中是否存在劳动分工带来的社会团结。这是很显然的事实,因为劳动分工在社会中是很先进的,它产生了团结。”{42}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确定和证实分工产生的团结在多大程度上带来了社会整合,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分工社会的团结纽带与其他社会的团结纽带的对比才能予以准确回答,为此,必须对社会团结进行分类。然而,社会团结本身是一种整体上的道德现象,我们很难对它进行精确的观察,更不用说测量了。{43}为此,涂尔干认为应当从社会团结外部表征或“看得见的符号”{44}即法律着手来研究社会团结,“正因为法律表现了社会团结的主要形式,所以我们只要把不同的法律类型区分开来,就能够找到与之相应的社会团结类型。”{45}涂尔干认为传统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不科学的,由于任何一种法律戒规都可以定义为能够进行制裁的行为规范,而且制裁明显是根据戒规的轻重程度、它在公众心理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的变化而变化的{46},因此法律可以根据制裁的两种类型而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组织性的压制性制裁,另一类是纯粹的恢复性制裁。第一类包括刑法;第二类包括民法、商业法、诉讼法、行政法和宪法等,任何刑法都不应该划到这种类型中来。{47}
  与压制性制裁相对应的是一种“关系一断即为犯罪”的社会团结关系,即机械团结。机械团结是由社会成员的相似性、同质性所致的团结,它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个体结合在一起,这种团结存在于分工不先进的原始社会或传统农村社区。在机械团结社会中,强烈的集体意识使得法律具有明显的压制性特点,这种法律将凡是触犯“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的行为视为犯罪而加以惩罚。刑罚的目的不是使犯罪的人遵守社会规范,而是对犯罪行为施行报复,治愈、补偿、安慰被伤害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感情。因此,这种制裁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是集体意识和社会普遍道德情感的直接宣泄。{48}与恢复性制裁相对应的是分工所致的社会团结,即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不同,有机团结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差异性、异质性和相互依赖的基础上的社会联结纽带。有机团结的典型形式是现代工业社会,它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成熟而形成的。在有机团结的社会里,分工发展所带来的职业分工、个人意识和个性的增强以及集体意识的减弱,使得机械团结社会中以维护集体意识为目的的压制法走向衰落,同时使得以维护个人、群体的相互依赖关系和促进社会合作为目的的恢复性法律崛起并占据主导地位。与惩罚性、报复性的压制法不同,恢复性法律“不具有补偿性,而只是将事物‘恢复原貌’”{49}。
  涂尔干的刑罚社会学理论,正是在上述一般性社会学理论之下展开的,正如大卫·加兰德所言,涂尔干所提供的全面性社会学刑罚论述,乃是他在具体化与发展一般社会理论之余的副产品。{50}在他的经典著作《社会分工论》和以后的诸多著作中,涂尔干认为刑罚不仅具体反映了社会的道德秩序,同时也是道德秩序表述和维系自身的例证。在对刑罚功能及其道德意义的详细论述(《社会分工论》和《道德教育》)以及关于刑罚的历史演进及其与社会形式演进的关系的长篇论文(《刑罚演进的两个规律》)中,涂尔干始终将刑罚实践与社会生活的核心组成元素和过程结合在一起。这些著作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刑罚问题,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发展并提升了刑罚理论,但是理论基础的核心却总是一致的。{51}下面我首先以上述三部著作为中心来考察涂尔干的刑罚社会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对他的刑罚社会学理论进行评价。
  (一)社会分工与刑罚
  在涂尔干看来,刑罚是与道德和社会团结密切相关的社会制度。道德团结的强烈约束是刑罚发生的条件,而刑罚也会反过来重申并强化社会团结。涂尔干认识到,在人们对刑罚的理解中,这种道德的视角并非居于首位。相反,对于刑罚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刑罚的世俗性、工具性任务如犯罪控制、执法和限制犯罪者来进行的。{52}涂尔干的刑罚社会学则试图找到隐匿在这些现象背后的道德内容,从而阐明刑罚的道德意义与教化社会的功能。为了将刑罚理解成社会行动的道德形式,解释刑罚在什么意义上既是社会团结的起因也是社会团结的结果,涂尔干从犯罪入手,将之作为探讨刑罚的起点,因为刑罚就是用来对付犯罪的。
  涂尔干认为,犯罪并非单纯的社会“既定”或“自然”范畴,它的内容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改变,它们是社会规范和习俗的产物。{53}此外,犯罪并非总是等同于伤害社会或者违背公众利益的行为,因此,它们并非单纯由于理性的社会防卫目的而受到禁止。涂尔干将犯罪定义为“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的行为。{54}所谓“集体意识”,乃是指“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55}“因此,我们应该时常回到集体意识中来,一切犯罪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集体意识出发的。犯罪不仅是对重要利益的损害,而且也是对最高权威的侵犯。”{56}“我们不应该说一种行为因为是犯罪的才会触犯集体意识,而应该说正因为它触犯了集体意识才是犯罪的。”{57}犯罪在本质上违反了社会视为神圣的基本道德规范,因而导致刑罚。正是因为犯罪行为违反了集体意识的神圣规范,因此才造成了刑罚的反应。当次要的社会规范被违反时,违犯者会受到其他方式的制裁,例如赔偿并恢复原状等,但犯罪是最严重的不道德行为,它损害了所有的“健康意识”,并导致社会动用刑罚而不是任何其他次要的社会回应方式。{58}由此,涂尔干赋予犯罪行为以重大的道德意义,并使刑罚反应成为必要。但是,涂尔干同时指出,绝大多数犯罪行为都被视为侵犯了公众所珍视的道德价值,但也有部分犯罪行为尽管并未被集体意识视为道德上的恶行,却仍被归类为犯罪。这些犯罪是对国家的侵犯,它们“所受到的压制要比舆论的谴责严酷得多”。{59}这种犯罪的存在似乎对涂尔干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这表明并非所有的犯罪都侵犯了集体意识。对此,涂尔干的解释是,这些行为之所以被定义为犯罪并受到刑罚处罚,可能是受到与集体意识无关的政府权力的影响,这样一来,就等于否定了刑罚与集体意识之间的绝对关系。然而,涂尔干指出,国家“成了集体意识的象征,在每个人的眼里,它都是集体意识活生生的表现”,其“基本职能就是为信仰、传统和集体行动赢得尊重,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保护共同意识去防范任何内部的或外来的敌人”。{60}国家因此被认定为世俗的祭司,负责保护神圣价值并维持信仰。因此,对国家权力的侵犯便被视为对集体意识本身的侵犯。{61}由此,刑罚与集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得以保全。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侵犯集体情感的行为必然引发刑罚这种反应而不是其他方式的制裁呢?对此,涂尔干的论述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涉及神圣事物的本质、道德愤怒的心理学以及赋予社会习俗以力量与权威的社会—心理机制。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涂尔干的起点始终在于坚持至少有某些刑法不只是具有习俗或法规的位阶,而且还是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神圣禁令:“刑法的特殊性质在于,它实施制裁所依据的法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威。”{62}对神圣价值的侵犯总会引发情绪性的反应。犯罪侵犯了大多数社会成员根深蒂固的情绪与情感,激起强烈的心理反应。正如涂尔干所言在一个社会里,既然犯罪所触犯的感情是最具有集体性的,既然这种感情表现出了特别强烈的集体意识,那么它根本不可能容忍任何对立面的存在。如果这种对立面不仅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字面上的,更是行动上的,那么它就猖狂到极点,我们无法不义愤填膺地予以反击。”{63}犯罪侵犯了社会的神圣道德秩序,而该秩序则与社会成员具有的深刻情感相符。因此,犯罪违背了社会道德,并使每个“健康的”个体感到愤愤不平。结果便是公众充满激情与敌意的反应,要求惩罚犯罪人。因此,对涂尔干来说,“激情是……刑罚的灵魂”,而报复则是支撑刑罚行动的主要驱动力。{64}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涂尔干将目光转向各种社会的实际刑罚实践,借以表明报复情感是如何从中获得体现的。涂尔干认为,较不文明的社会清楚地展现出这些特征,因为这些社会倾向于“为了惩罚而惩罚”且“不指望从它们所施加的痛苦中得到任何利益”{65}。在这样的社会里,刑罚实践不受其他考虑的限制,一直持续到激情耗尽为止,不仅导致犯罪人的死亡,而且往往也波及无辜者,例如犯罪人的家族与邻里。{66}在现代社会,刑罚在性质上似乎已经发生了改变,社会不再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自卫而实施刑罚。压制作用也不再建立在愤怒之上,而是建立在人们深思熟虑的先见之上。{67}但是,涂尔干坚持认为,刑罚的性质在根本上始终没有改变。我们只能说:今天对报复要求的处理要比过去妥当一些。{68}为了证明现代刑罚仍旧具有报复性,涂尔干指出我们一直存在报应的思想,因此才一直致力于使刑罚与罪行相当,除此之外,“法院的语言”也不断表现出强烈的公众谴责的色彩。{69}现代刑罚系统尝试要达到功利主义的目的,并以理性与非情绪性的方式来进行,但根本上指导刑罚并为之提供力量的,却仍然是报复心理所诱导出来的激情。刑罚的力量、功能以及整体方向植根于情感,源自当神圣的集体价值受到侵犯时,个体普遍被引发的心理反应。因此,虽然现代国家垄断了刑罚暴力,大众却依然认为自己涉及刑罚过程,并提供国家刑罚所需要的社会支持。{70}
  从强调刑罚的情感性、表达性与非功利主义的根基出发,涂尔干随后指出,虽然刑罚来源于一种非常机械的反抗作用,来源于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加考虑的炽热感情,但它还是在发挥有效的作用。不过,这种作用并没有被人们普遍地意识到。刑罚的目的并不在于矫治犯罪者与威吓可能的犯罪者,这至多是刑罚的次要功能,而其真正的功能在于维持社会凝聚的完整性,并在共同意识中维持其活力。{71}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刑罚所产生的社会团结,在不同社会中是有所不同的。涂尔干认为,刑法及其所强化的共同意识,在简单社会的凝聚上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这正是机械团结的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有机社会里,社会分工成为团结关系的主要来源,这使得刑法与共有价值、集体意识尽管仍然十分重要,但地位却大为降低。
  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还探讨了集体刑罚反应的组织性质,他描述了被激怒的社区的自发性社会行动如何被制度化而成为法院与刑罚机构的形式,负责公众情感的表达与刑罚的施行。这种政府机构一旦建立,它将不断从共同意识中汲取力量与权威:政府机构权力因而源于并且奠基于公众情感。同时,制度化造成重要的力量,它通过持续实践的方式赋予道德秩序更大的力量。它也通过确保日常化的程序以及正式场合的存在,唤起对犯罪的适当道德回应,同时也缓和道德激情的表达,使之运用适当。{72}
  (二)刑罚演进的两个规律
  如上所述,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坚决反对刑罚随着历史而演进的看法,否认刑罚的性质与历史有关,认为从较不文明的社会到文明的社会,刑罚的性质在根本上始终没有改变。但是,有丰富的证据表明,刑罚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涂尔干仍然希望桿卫自己的观点。在《刑罚演进的两个规律》一文中,他认为,由于社会组织的性质与集体意识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所以这些变化大大改变了犯罪行为所引发的情感与激情。不同的激情就跟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一样,产生了不同的刑罚形式,因此刑罚虽然仍然是表达与强化集体情绪与集体情感的工具,但刑罚采取的形式将会一同出现改变。{73}这样,涂尔干通过区分刑罚的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差异,大幅度地修改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固定不变的是刑罚的基本机制与功能,而其制度形式则经历了历史变迁。然而,为了说明这一观点,必须证明不同形式的集体道德如何引发了不同的刑罚形式。这正是《刑罚演进的两个规律》一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刑罚演进的两个规律》中,涂尔干指出了刑罚演进的两个规律:第一,量变的规律:社会越落后,其中央权力在性质上越是绝对,则刑罚越严厉;第二,质变的规律:由剥夺自由并且仅剥夺根据犯罪的严重性而变化的时段的自由所构成的刑罚,会日益成为压制的通常类型。{74}在涂尔干看来,随着社会越来越进步,刑罚强度将逐渐减弱;同时,剥夺自由的监禁刑将逐渐成为刑罚的主导形式,取代先前的死刑与肉刑。这两种演进与从简单到先进的社会形式的演进同时进行。然而,涂尔干也谨慎地指出,“社会进步并非采取直线发展的形式”,因为各种社会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起点各不相同。{75}更为重要的是,涂尔干还认为另一个因素——政治权力的性质——可以独立地影响刑罚,并对刑罚的演进产生相反的作用。{76}
  首先让我们来看刑罚演进的量变规律。涂尔干接受了当时学者的传统历史观点,认为“强烈”或“严厉”的刑罚大体上是简单社会的特征,而现代社会的刑罚则宽大得多。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描述了许多古老社会的刑罚的残酷。{77}在涂尔干看来,简单社会之所以诉诸残酷的刑罚,是因为简单社会的集体意识非常强烈,任何对共同意识的侵犯都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威胁,并违背了深刻的宗教信念,其结果是强烈的暴力反应。与此不同,由于现代先进社会的集体意识不那么严苛,因此对犯罪的反应较为缓和。{78}通过区分“宗教犯罪”与“世俗犯罪”,涂尔干说明了这两者之间的关键差异。在简单社会里,几乎所有对集体意识的侵犯都属于“宗教犯罪”,这些侵犯行为引起了虔诚的旁观者的极度厌恶,他们对犯罪的憎恶和对犯罪后果的恐惧,驱使他们采取暴力手段来对付罪犯。宗教激情是残暴刑罚的来源,而正因为神明受到攻击,因此这些刑罚似乎不太在意侵犯者受到什么样的折磨。与此不同,现代世俗社会的典型犯罪是“世俗犯罪”,受到侵犯的对象是人及其财物,这些犯罪仍然引起强烈反应和公众对刑罚的要求,但这种反应所带的情感与简单社会下的情感大为不同,因为“人对人的侵犯,并不会引发如同人对上帝的侵犯所造成的愤慨感受”。{79}同时,由于人文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兴起,刑罚有了新的意义,在个体受到侵犯时所引发的道德情感,也会反过来同情侵犯者在受到刑罚时的痛苦,从而使现代社会刑罚的平均强度较之过去大为减弱。{80}因此,刑罚的强度被视为集体意识的直接后果,而现代世俗道德的发展倾向于自动减弱刑罚措施的严苛。涂尔干指出,这种演进代表了集体情感在性质上的变化,而并非单纯的力量上的减弱。现代社会的集体情感并非古代社会道德的简化版,它们各自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从而对刑罚产生不同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涂尔干同时对上述演进规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限定。他指出,有一个独立的因素影响了社会形式与刑罚强度间的相互作用,即专制政体的出现。专制政府的特征在于权力没有限制,认为政府凌驾于所有社会成员之上,并倾向于视个人为国家所有物而非公民。这种政府形式可能会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类型中,因此不受刑罚宽缓化的一般演进规律的影响。专制政府倾向于使用严厉的刑罚模式,正如涂尔干所言,“君主专制的顶点刚好是压制的巅峰期。”{81}因此,专制主义与简单社会的集体情感有着相同的影响,尽管两者似乎互不相关。这样一来,涂尔干就必须解释不同原因造成相同效果的问题。他认为,专制统治者的权力与卡里斯马(Charisma)产生某种宗教气氛,而这种气氛反过来助长了他的超凡权力,“只要政府采取专制形式,统治者在人民面前似乎更具有神性。即使人民并未真正视他为上帝,至少也会认为赋予在他身上的权力散发者神圣的力量。如此一来,这种宗教性便对刑罚产生惯常的影响。”{82}因此,要理解刑罚,就必须从集体情感的性质出发,尽管集体情感可能会受到政府形式以及社会组织与道德的影响。先进社会里的专制政府就是在上述两种影响下的明显例证,但涂尔干也通过古希伯来人说明了相反的情况。他指出,出于尚未发达的社会形式的古希伯来刑罚法典,要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宽缓,同时指出古希伯来社会并非专制的政治社会,而且“希伯来人的民族性相当民主”。{83}
  其次让我们来看刑罚演进的质变规律。涂尔干倾向于认为监狱制度是现代刑罚宽缓的例证,而不是具有明确属性的特定刑罚措施。他指出,随着社会发展,刑罚将越来越宽大,其结果最终将导致废除死刑、割除肢体与拷打等刑罚,并以较为宽大的刑罚取代之。在涂尔干看来,试图取代旧式残酷刑罚的新制度——监狱——本身也是降低刑罚严厉程度这个过程的产物。个人主义的兴起,结束了集体责任的伦理,增加了社会流动性,并势必导致拘留犯罪人以等待候审的场所的出现。同时,另一个社会过程——政府组织的分化——也在功能性建筑的设置(庄园式城堡、皇家宫殿、要塞碉堡、城墙与城门等)以及军队与行政能力的发展中出现,这将提供监禁所需的建筑与管理条件。因此,拘留场所的社会需求与这类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并非基于相同原因)出现。一旦出现,监狱便丧失了单纯预防或监护的特征,而越来越具有刑罚的性质。对此,涂尔干说,监狱最后成为“其他逐渐消失中的刑罚方法必然且自然的替代物。”{84}
  在《刑罚演进的两个规律》一文的最后,涂尔干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刑罚形式与社会道德的演进有关,并因社会道德的演进而变化,这个变化过程“解释了所有开化民族的刑法所陷入的危机状态”。{85}
  (三)道德教育与刑罚
  在《刑罚演进的两个规律》一文的末尾,涂尔干写道:“在今日,过去的刑罚制度要不是消失,就是仅因习惯的力量而残存下来,并没有出现比较符合道德良知新期望的刑罚制度。”{86}这句话的含义是不甚明了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所说的“过去的刑罚制度”是指什么,这样的刑罚制度为什么不符合道德良知,以及哪些新刑罚措施能更好地表达集体感情。在随后的《道德教育》一书中,涂尔干试图更为详尽、精细地阐述其刑罚社会学理论,解决上述尚待解决的问题。虽然涂尔干在这里着重于描述学校教育的原则与实务,但事实上却更完美地说明了他的理论。涂尔干认为,现代教育的任务在于发展世俗的理性道德,找出最佳的社会化途径,使得孩子们能进入新的集体意识,惩罚在这里的角色正如其在更广大的社会里一样,是社会道德的表达和执行。显然,涂尔干对学校惩罚的看法是他的刑罚理论的一个自然延伸。
  涂尔干指出,现代的世俗道德仍然以某种方式被理解为是“神圣的”和“先验的”。即使是在现代社会里,“道德领域似乎仍被神秘的牢笼所包围,令破坏者无法接近,正如宗教领域受到保护,不被异教徒侵入一样。这是一个神圣的领域”{87}。正如涂尔干之前所言,对社会神圣领域的侵犯引起了激情与刑罚的反应。但他更为清楚地指出,刑罚本身无法创造道德领域;相反,刑罚暗示着权威已预先存在并遭到了破坏。{88}事实上,权威神圣感的创造来自于道德训练与道德灌输,这类工作通常已经在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中进行了。惩罚只能保护与更新已由其他方法建立起来的权威与意义,质言之,惩罚是道德教育的辅助而不是核心。
  但是,即使惩罚不是社会道德的核心,它仍是道德秩序的基本组成要素。正如涂尔干所指出的那样,惩罚在防止道德权威崩溃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一旦惩罚制度建立,它就可以确保道德秩序不会被个人的违反所破坏,否则就会剥夺人们对道德权威的信心。“惩罚并未赋予(道德)纪律权威,但它能防止纪律丧失权威,如果违反行为未受到处罚,权威将逐渐受到侵蚀。”{89}因此,惩罚的作用在于显示道德命令的实在和真实力量。“违反道德的行为削弱了道德力量……遭到破坏的法律必须表明尽管它遭受违抗,也仍然是法律,并未丧失任何道德力量或权威。也就是说,法律必须挺身面对违法行为,以证明法律拥有与对之进行攻击的力量相匹敌的力量,惩罚正是这种意义的展现”{90}。这就表明重申道德秩序是刑罚的首要功能。涂尔干还试图论证道德力量的“有意义的展现”应该是惩罚的首要目的和主要功能,也就是说,他希望惩罚者能意识到惩罚真正的道德功能,并将这个功能作为其努力的目标。
  涂尔干批判了传统的、将刑罚视为预防和威吓犯罪之手段的功利主义观点,认为刑罚的真正角色在于道德行动的表达形式。{91}刑罚的真正任务,乃在于通过非难所有反道德的行为来支持道德情感。刑罚在本质上是传达道德信息并指出该信息背后的情感力量的工具,刑罚的重点“并非为了使犯罪人通过受苦来弥补犯罪行为,或通过威胁以吓住可能的犯罪人,而是为了支持集体意识,因为对规则的侵犯行为可以并且必然会扰乱对集体意识的信仰。”{92}为了有效地传递道德信息,刑罚的实践语言就只能采取痛苦和不悦的形式,但涂尔干同时指出,刑罚只是传达道德信息的辅助手段,因此刑罚的痛苦应当减少到最低。此外,为了传达有力的道德谴责,要求公众必须理解该谴责的意义并感受其力量。刑罚的语言必须适合于所有参与者,对他们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刑罚的实践语言依赖于社会大众的感受。涂尔干指出,在不同的社会里,对刑罚的感受是不同的,在某些社会里,“个体感受比较难以受到影响”,因此“谴责必须以暴力形式进行”。{93}然而,先进社会的感受比较敏感,因此肉刑是不合理的,因为现代社会的感受已为人们提供了“更为精致的神经系统,即使是微弱的刺激也难有所反应”。{94}而且,肉刑无法传达清楚的道德信息,相反,这种刑罚会破坏道德价值的核心,即对人的尊敬,因此,这种制裁方式“反而削弱了原本希望加强的感情”{95}。
  (四)小结
  涂尔干是第一个从社会学角度系统研究刑罚的社会学家,他反对将刑罚简单地看成犯罪控制的工具,而是赋予刑罚以道德意义,视刑罚为一种道德现象,这就大大超越了哲学家和犯罪学家对刑罚的理解。尽管涂尔干对刑罚的研究是相当全面而且广泛的,但是他的核心观点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刑罚通过惩罚犯罪人来恢复和强化集体意识,刑罚的首要功能并不在于惩罚,而在于重申道德秩序,从而恢复共同体中的人们对法律的信心。但是,对于涂尔干的刑罚社会学理论,许多学者也提出了批判。首先,涂尔干的刑罚社会学理论产生于他的一般性社会理论,并且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依靠这个理论。然而,该一般性理论中的许多关键概念和论点被人们广泛认为是有问题的。例如,“集体意识”这个概念不仅是涂尔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更是其刑罚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虽然他给出了“集体意识”的定义,但是其含义仍然是相当模糊的,缺乏明确的界限。{96}其次,涂尔干过于注重刑罚表达和强化社会团结的功能,缺乏更为仔细的、对刑罚的历史决定因素和客观影响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刑罚措施所具有的不同功能的分析。{97}再次,在一份对48个社会的系统研究中,斯蒂芬·史比策(Stephen Spitzer)发现,与涂尔干的理论相反,刑罚的严厉程度与社会的复杂性具有相反的关联,尽管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对刑罚的影响与涂尔干的理论一致。随着社会变得日益复杂,集体的越轨行为概念并未消失,但他印证了涂尔干的观点,即针对集体目标的犯罪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但是,这一现象对机械社会和有机社会都是适用的。同样与涂尔干的观点相左的是,简单社会更倾向于对个人犯罪进行严厉处罚,而有机社会则倾向于对针对集体的犯罪行为施加重刑。此外,尽管涂尔干正确地指出剥夺自由的刑罚(监禁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普遍的刑罚,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在原始社会除了监狱这种刑罚手段以外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刑罚例如流放。{98}最后,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涂尔干对刑罚的探讨在很多方面是以不适当且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资料为基础的,而且,他的刑罚理论似乎更符合原始社会而非现代社会,因为他所使用的刑罚学材料大多取自于古老或小规模的社会,而且他对刑罚过程的描述似乎也奠基于前现代世界。{99}尽管存在这些批判,涂尔干的刑罚社会学理论却是无法绕过的,而且,“没有任何一般理论可以穷尽一个特定对象的所有意义,理论的效用在于其解释力以及其展示联系、要素和意义的能力”{100},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更应该认真对待涂尔干的刑罚社会学理论。
  四、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与刑罚:马克思主义刑罚社会学
  与涂尔干一样,马克思试图发展出一套宏大的理论,对社会做出整体性解释。相对于其他问题如政治经济学、法律、家庭和国家等问题而言,除了在论述盗窃林木、流浪以及死刑问题时对刑罚略有提及外,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对刑罚的直接论述非常少。{101}但是,要探讨刑罚政策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决定因素、刑罚制度在阶级统治策略中的角色,以及刑罚在象征上的与实质上宣示国家权力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可以提供高度发达的理论工具,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最能够清楚地论述这些议题,并且发展出最完整的语汇以阐述其理论的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流派”{102}。在对社会生活结构进行深刻分析之后,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是一个社会现存的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指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诸方面的总和。它不包括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或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因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能直接规定一定社会上层建筑的性质和整个社会的性质,才能明确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与此相应,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上层建筑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它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在这两者的关系上,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的产生、发展和变革,都不能从它本身来解释,而只能由它的经济基础来说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派生的,所以,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内容,就决定自己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内容。{103}
  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由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的,生产资料作为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制约着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因而人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着人们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决定着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着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决定着人们的物质利益。当生产资料是原始公有制的时候,人们在生产资料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因而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也就处于平等的地位,人们之间并不形成不同的物质利益,人们也就并不区别为不同的社会集团。但是,当生产资料是私有制的时候,人们在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就处于不同的地位,这种不同地位导致了人们在生产活动及其成果占有上的区别,人们之间形成了彼此区别甚至根本对立的物质利益,人们就区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这种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占有不同地位、具有不同物质利益的社会集团就是阶级。阶级不仅具有经济特征(这是最本质的特征),而且具有政治特征和思想特征。不同阶级之间的区分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同样也表现在政治和思想上。这是因为任何一个阶级都必须用一定的政治和思想来反映自己的经济利益,维护或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单独的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104},因此任何一个企图成为统治阶级的阶级都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普遍利益,都要夺取政权,凭借国家来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都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形式,都是对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所以,马克思说这些阶级既然已经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就在每一个这样的人群中分离开来,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思想。统治阶级作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他们在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他们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着思想上的控制和统治,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马克思的理论表明,阶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也是广泛的社会范畴。阶级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这是最本质的),但同时也表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历史上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既是经济上的统治,又是政治、思想上的统治,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体面貌。
  马克思主义的刑罚社会学,正是以上述基本理论(生产方式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论)为基础的。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刑罚社会学理论大多出自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而并非古典的文献。{105}最先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研究刑罚的是法兰克福学派{106}的学者们,他们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并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领域作为优先的研究对象。{107}晚近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刑罚社会学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有的学者(如鲁舍和科希海姆)强调刑罚制度与生产方式的经济条件之间的关联,而另外一些学者(如帕舒卡尼斯)则强调刑罚制度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维护国家权力或者统治阶级的统治权上所扮演的角色。虽然这些研究存在多样化的倾向,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结构和共同的视角,即把刑罚与特定财产关系(如劳动力市场)以及统治阶级极力维持对被统治阶级在社会和经济上的支配联系在一起。{108}
  (一)刑罚的政治经济学
  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刑罚社会学文献是德国学者鲁舍和科希海姆合著的《刑罚与社会结构》一书。《刑罚与社会结构》在1939年出版后的30年间几乎无人问津,直到1968年再版时才引起注意,从此被视为刑罚社会学的经典之作。该书启发了许多针对经济、犯罪与刑罚的研究文献,影响了其他的历史研究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刑罚研究的核心参考文献。{109}不仅如此,美国著名犯罪学家塞林和萨瑟兰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刑罚与社会结构》的强烈影响,法国思想家福柯对该书则更是推崇备至。《刑罚与社会结构》通过对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刑罚发展的历史考察,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在某个特定的社会处境下会采用或者拒绝某种刑罚方法?刑罚方法的发展在怎样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基本关系?{110}换言之,鲁舍和科希海姆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导致选择与使用特定刑罚方法的决定要素。下面首先简要介绍《刑罚与社会结构》一书的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对鲁舍和科希海姆的刑罚社会学进行评价。
  1.刑罚的历史特定性原则(principle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在鲁舍和科希海姆看来,刑罚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它仅仅以独特而具体的形式存在,正如他们指出的那样:“刑罚本身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具体的刑罚体系与特定的刑事实践。因此我们探讨的对象是刑罚的特定表象。”〔2〕这就是所谓的刑罚的历史特定性原则。这一原则将鲁舍和科希海姆的研究区别于其他认为刑罚是普遍且变化不大的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涂尔干即为其中之一),同时强调刑罚随着历史演进发生变迁的可能性。由于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因素,刑罚的历史性乃是马克思主义刑罚社会学理论的核心。{111}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致,刑罚的历史特定性必须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意义来加以理解。为此,鲁舍和科希海姆指出,生产方式是划分历史阶段并赋予其基本特征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它也是“特定历史时期中特定刑罚方法的关键决定要素”,而且,“只有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才能决定某种相应的刑罚的引入或拒绝”{112},对此,鲁舍和科希海姆以更加简明扼要地方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方式与刑罚之间关系的看法,即“每个生产系统都会找到符合其生产关系的刑罚。”{113}
  2.刑罚的独立重要性原则(principle of punishment's independent significance)
  鲁舍和科希海姆认为,虽然所有的刑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控制犯罪,然而特定的刑罚方法并非完全仅受该目的的限制,而是取决于广泛的社会力量与决定因素。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被认为存在于犯罪与刑罚之间的纽带关系,不论清晰与否,都使人们无法深入洞悉刑罚体系历史的独立重要性。这个纽带必须打破。刑罚既非犯罪的单纯后果,亦非犯罪的对立面,更不只是为目的所决定的工具。刑罚必须被视为一种与司法概念与社会目的无关的社会现象。我们并非否认刑罚具有特定目的,但我们认为不应单纯以目的来理解刑罚。”{114}这就是所谓的“刑罚的独立重要性原则”,它表明应当将刑罚视为一种具有诸多决定要素的社会现象,而不只是用来控制犯罪的工具。
  3.劳动力市场与刑罚政策
  如上所述,鲁舍和科希海姆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导致选择与使用特定刑罚方法的决定要素,经过细致的历史考察,他们认为,特定时期刑罚方法的决定因素是劳动力市场:当劳动力过剩时,刑罚政策可以不顾人命,如中世纪晚期社会所广泛使用的死刑与肉刑;相反,当劳动力供不应求时——如重商时期欧洲的某些地区——国家及其刑罚制度就会更为谨慎地保留人力资源,并且通过劳役所或者监狱内的强迫劳动使犯罪人受到必要的规训,以便他们重新回到劳动大军中。{115}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刑罚的严厉程度与劳动力的价值直接联系在一起:劳动力稀缺时,刑罚就会宽缓;相反,劳动力过剩时,刑罚就会严苛。从历史上看,船奴(galley slavery)、流放、强迫劳动、现代早期的矫治所(house of correction)等刑罚方式,都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表明经济利益乃是刑罚革新的主要决定因素。
  劳动力市场影响刑罚制裁的另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与“条件较差原则”(less eligi- bility)和相对生活标准有关。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中的下层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劳动力市场的波动以及劳动力需求的变化都会对其生活条件和水准产生直接的作用。鲁舍认为,这些阶级通常不会遵守法律与主流道德秩序,他们的行为受到经济需求的影响远胜于道德考量。{116}在这种状况下,犯罪成为生存的可能工具,尤其是在时局艰难并且缺乏机会的时候。因此,刑法及其刑罚制裁必须确保个人无法通过犯罪手段来维持生计,并以严厉制裁来威慑那些试图犯罪的人。这种对劳动力市场规训所提供的刑罚支持——以严酷的游民法与矫治所的形式——在制造业与工厂劳动的早期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当时的工人不愿意接受新的工作条件,试图逃脱管理者以及“无偿”劳动的要求。因此,刑罚制度乃是劳动力市场的强制性辅助,而为了发挥这种功能,刑罚制度必须采取比下层阶级在自由社会中所能拥有的生活条件更差的控制体系。由此,劳动力市场不仅建立了劳动阶级的一般条件,也建立了当劳动阶级诉诸犯罪或政治抵抗时将采取刑罚制度。鲁舍和科希海姆认为,“条件较差原则”是“时至今日所有监狱制度的中心思想”。因此,刑罚制度的规训、饮食、劳动要求、住所与整体生活条件都被视为经过了仔细地考量,以确保受罚的痛苦足以威慑社会的底层阶级。依照这种观点,刑罚并不是由犯罪本质或犯罪的道德严重性所引发的,而是源自于某些社会团体的一般生活条件。{117}而且,鲁舍认为,关注这种刑罚的相对剥夺,是“所有改革计划中或多或少具有的内在矛盾”,它使“所有改革刑罚制度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底层无产阶级的处境的限制”。{118}刑罚改革并非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只有在经济压力已经舒缓的时候,或者“当人道原则符合……当时的经济需求时”,刑罚改革才会发生。{119}即使改革者成功地建立了人道的刑罚措施,这些措施仍然要“屈服于……市场的各种危机”〔2〕。除了在大体上决定劳动力的选择以外,16世纪以来的现代刑罚也决定了个别犯罪劳动者的态度。鲁舍和科希海姆认为,刑罚制度不断地关注如何教育囚犯,使他们具有适合工作环境要求的规训与态度。现代监狱——如其前身的矫治所与收容总署一样——的功能之一在于“训练新的劳动力”{120}。19世纪监狱的设计者与管理者致力于训练囚犯“无条件地服从权威”,教育他们“甘愿服从平静、规律与勤劳的生活”,因此犯人在重返社会时,会“自愿屈从于底层阶级的命运”。因此,刑罚制度在劳动力的建构上扮演着正面的角色,而它同时也具有较为普遍的负面功能,即确保每个人都能知道诚实的劳动无论多么艰苦,都要比犯罪更为可取。
  由上可知,在鲁舍和科希海姆的刑罚社会学理论中,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的要求与波动构成了刑罚的基本决定要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忽视其他因素。除了劳动力市场以外,财政负担在某些时候也会导致罚金等刑罚措施的出现。{121}而且,鲁舍清醒地意识到,“犯罪与犯罪控制对经济与历史条件的依赖并未提供完全的解释……例如刑罚体系与刑事程序的意识乃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包括种种宗教与社会现象。”{122}事实上,在《刑罚与社会结构》一中,鲁舍和科希海姆以历史叙述的方式提到了“宗教态度”、“意识形态”、“政治”、官僚的态度、犯罪学理论、甚至是情感倾向如“虐待狂”与人道主义对刑罚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因素纳入到其整体的理论框架之中。
  4.阶级统治与刑罚
  在阶级社会里,刑罚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主要是针对下层阶级的,正如鲁舍指出的那样:“刑法与刑事法庭的日常工作几乎都只针对那些受到其阶级背景、贫穷、被忽视的教育或道德败坏驱使而犯罪的人。”“刑罚系统的历史就是……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史”,同时“……我们的任务在于研究刑法与经济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利用这些相互关系来分析目前的监狱体系。”{123}在鲁舍和科希海姆看来,刑罚的真正功能在于支持某个阶级的利益以对抗其他阶级的利益,要适当地理解刑罚,便必须摒弃官方的刑罚用语及其法律描述,而要分析刑罚在经济阶级斗争中的角色:“……必须剥去覆盖在刑罚制度上的意识形态帷幕及其司法表象,以描述刑罚的真正关系。”{124}这里的“真正关系”,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
  5.小结
  毫不意外的是,《刑罚与社会结构》一书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其中最核心的批判认为鲁舍和科希海姆过分地强调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虽然他们指出许多力量都会共同影响刑罚结构,但仍然坚持经济因素永远是最重要的。这样就忽视了其他非经济力量(例如意识形态、政治力量与文化因素等)对刑罚实践的真实作用。其次,鲁舍和科希海姆将刑罚形式与生产方式和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准联系在一起,但当代的证据表明,具有相同经济条件的社会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刑罚实践。监禁率与监禁时间、罚金及其他取代拘禁方法的使用,在各个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皆有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实行社会主义或者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在刑罚方法与制度上并未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太大的差异,虽然它们的刑罚理念、监禁体系以及所针对的人口均显示出某些重要的差异。最后,现代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表明,鲁舍和科希海姆在《刑罚与社会结构》中运用的原始论据是存在问题的,某些特定的判断也有修正的必要。{125}尽管如此,直至今日,《刑罚与社会结构》仍然是刑罚社会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毕竟鲁舍和科希海姆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刑罚理论,证明了劳动力市场与刑罚政策之间的关联,表明前者在多大程度影响着后者。他们也提出了充分的证据,证明经济与财政上的考量确实主导了刑罚改革,并且强烈地影响了特定的刑罚实践与制度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论显示出刑罚政策受到社会阶级分化的影响,同时主张必须将刑罚理解为管理穷人与下层阶级的社会政策之一。{126}这些都是对于刑罚社会学而言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二)作为意识形态和阶级统治的刑罚
  虽然在《刑罚与社会结构》一书,鲁舍和科希海姆也谈到了刑罚在阶级统治中的作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阶级斗争以及刑罚在其中的角色主要在于服务于劳动力市场,因此其对于刑罚的研究重点在于经济方面,而不在于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与此不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帕舒卡尼斯则强调刑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刑罚是由各种经济范畴所建构并用来增进统治阶级权力的工具。帕舒卡尼斯指出,商品等价交换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而资产阶级法律的形式与范畴赋予这种经济关系形式以法律的表达,正当化并且促进这种经济关系。人的法律范畴将个人定义为“孤立的利己主体”、“自主的权利承载者”以及“理想的财产所有者”,个人通过契约、所有权与交换等形式与他人及世界产生关系。这样,法律就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特有的人与社会关系概念,而这些概念只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市场交换的必要条件的法律表达。总而言之,法律创设了以阶级为基础的独特生产方式的特有范畴,并将之加以普遍化。{127}从历史来看,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的法律形式是由经济决定的。但是,帕舒卡尼斯认为,相反的说法也是成立的,即法律形式提供重要的制度架构,以支持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同时,法律提供了有力的意识形态,使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得以正当化,并以普世性的权利来表达特定的经济利益。因此,法律虽然受经济关系决定,但它同时是具有自身存在形式与效力的制度安排。{128}
  在《法律与马克思主义:一般性理论》一书中,帕舒卡尼斯将上述分析扩展到刑法和刑罚领域,因为在他看来,商品形式的主导力量无所不在。例如,在刑事法庭,个人逐渐被视为法律主体,具有标准的资产阶级个体被认为具有的自由意志、责任和享乐主义心理等诸多属性,无论实际情况距离这个理想有多么遥远。被告的人格与行为,透过神秘而又具有社会效果的意识形态三棱镜来加以观察,即使是穷困而绝望的市场社会受害者,也被视为自由而平等且能控制自身命运的个体。{129}同样,量刑实践与量刑实践所依赖的刑罚哲学,被视为是由一般法律形式及其资产阶级基础所构成的。帕舒卡尼斯认为,量刑的基本概念在于刑罚应当与犯罪行为“等价”,因此正义是以某种平衡或公平为基础的交易:用一种危害行为(犯罪)来交换与之等价的刑罚。在这里,犯罪人“偿还债务”,犯罪则成了“非自愿缔结的合同”{130}。通过这样来处理犯罪人,法庭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尽管实际情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大量的不平等、不自由和贫穷。
  但是,帕舒卡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犯罪与刑罚的真实情况与法律形式及其意识形态所描述的大相径庭。刑法和其他所有法律一样,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有时也是“阶级恐怖”的工具。{131}它捍卫统治阶级的财产权,也桿卫用来支撑统治阶级的社会与道德结构,它所反对的,“主要是那些失去社会价值的人”,也反对那些构成政治危险的人。{132}而且,帕舒卡尼斯强调,“每个在历史上出现的刑罚政策均出自阶级的教唆,上面铭刻着该阶级的利益”{133}。因此,刑罚是一种在企图掩盖阶级内容的法律形式中具体化的阶级统治机制。当这种法律形式成功地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之时,刑法便成了个人自由的捍卫者。然而帕舒卡尼斯提醒我们,“刑事法院不只是抽象法律形式的具体化”,它也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武器”,“只要斗争越尖锐越激烈,要在法律形式内实现阶级统治就越困难。当这样的情形发生时,‘不偏不倚的’法院及其法律保证将会被直接的阶级暴力取代,并且仅凭政治上的权宜考量来进行各项工作。{134}换言之,当阶级利益需要保护时,刑罚所具有的法律与文化形式通常会向更为直接的刑罚暴力妥协。刑罚在根本上是政治的压迫工具,虽然它经常受制于意识形态和法律程序。{135}同样,合理的刑罚政策改革也是由经济形式与阶级利益来决定的,许多刑罚制度的批判者认为可以通过批判来解决刑罚制度的问题,但帕舒卡尼斯认为,刑罚体系的非理性成分是多重决定的症状,这些症状的存在有其原因,不可能通过批判加以解决,“事实上,这种荒谬的等价形式并非来自个别犯罪学家的错乱,而是来自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物质关系”{136}。因此,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刑罚改革,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帕舒卡尼斯还通过对具体刑罚制度的分析阐述了他的理论。例如,现代罚金制度完全符合通过计算来量刑的发展倾向,这乃是受到刑罚领域中等价交换原则的影响。同时,帕舒卡尼斯认为,监禁刑也应当视为资产阶级特有的发明,它利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人和价值的概念,并以此在刑罚过程中再生产资产阶级的心理。正如他指出的那样:“由法庭判处暂时剥夺自由是一种特定形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刑法在这种形式中具体化了等价赔偿原则。抽象的人的概念以及以时间计量的抽象人类劳动,与这种形式有着无意识但深刻的关联。”{137}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将人视为劳动力与自由权的拥有者,两者皆可以时间作为计量单位,在这种心态下,资本主义生产了现代监狱。{138}此外,帕舒卡尼斯还深刻地指出,虽然监禁制度看似“剥夺自由”,而法律表述也是如此,然而事实上它不只是剥夺自由,“是否需要告知每个可能的犯罪人,可能会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矫治方法的所有细节?不需要,实际情况比较简单且残忍,犯人必须知道法庭决定要他付出多少量额的自由。”{139}监禁刑涉及针对犯人所进行的特定规训、矫治和惩罚,而这些做法在法律中不会明文规定,这表明法律在表述剥夺自由的监禁刑时是扭曲和不完整的。{140}
  帕舒卡尼斯对刑罚的探讨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视角。通过刑罚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领域(商品交换)之间相似性的论述,他表明某些文化形式是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到文化象征不断在刑罚实践中反复出现,最终成为自然而自明之物为止。
  等价观念、法律主体的自主性、自由观念以及剥夺自由的量化,所有这些刑罚实践的事实均源于他处,但通过延伸以及重复运用,它们最后看似理所当然。通过表明它们与历史特定经济过程的关联,帕舒卡尼斯挖掘出原本隐匿于“理所当然”之下的刑罚实践的重要层次。{141}然而,事实表明,帕舒卡尼斯过度夸大了围绕着资本主义刑罚制度的法律形式的稳定性。在20世纪,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已大幅度调整了它们的刑罚政策,它们引进不定期刑、无责任概念以及犯罪心理学范畴,这些都明显不同于古典的法律形式与主体概念,虽然这些改革并没有完全拋弃刑罚实践中原有的法律形式,但它们却在相当程度上修正了刑罚的运作方式,而这种修正是在没有发生重大经济领域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142}更为重要的是,帕舒卡尼斯过分强调了刑罚的阶级统治功能,他没有认识到刑罚对工人阶级形成“恐怖”的同时也构成保护,换言之,刑罚除了阶级统治的功能外,还具有某些普遍的社会功能,例如禁止暴力行为以及惩罚掠夺性的犯罪人。即使刑罚要实现阶级统治,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下层阶级的支持,并保护被视为普遍而非单纯属于某个特定阶级的利益。{143}
  五、权力的技术与刑罚:福柯的刑罚社会学
  晚近以来,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书成为刑罚社会学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毫不夸张地说,福柯的影响力已经使前述的刑罚社会学研究传统黯然失色,并且为当代的刑罚研究确定了新的议程。{144}正如某位学者所言:“今日只要写到刑罚与分类而没有提到福柯,就好像谈潜意识缺了弗洛伊德一样。”{145}
  福柯是一位自觉遵循尼采和韦伯传统来写作的哲学家与社会分析家。从尼采那里,福柯承袭了怀疑论的视角——仔细观察事物,寻找权力意志的踪迹;谱系学方法——经由“现在”被建构的路径来寻找“现在”的意义;强调身体是分析的基础;以及某种与刑罚相关的暗示性论证——将刑罚视为一种屈服于较高权力来建构自我规训个人的手段。此外,福柯作品的风格也明显是尼采式的:格言式风格、偶尔的夸大,以及对平衡与审慎缺乏关注。然而,福柯重视细节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研究规训之时)以及他潜在的现代性概念(认为现代性是对权力与能力不断进行理性化组织的过程)则主要受到韦伯的影响。从某个方面来说,韦伯对福柯的影响似乎是在方法论上——例如福柯的审慎实证主义以及他对“理想类型”的运用,但两者更为重要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关注规训、科层以及理性化的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对社会世界与人类关系的冲击。{146}由此可见,对于福柯的研究,不应当过分夸大其原创性和独特性。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福柯的研究视角,福柯对刑罚的研究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这使得他的视角有别于涂尔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而成为刑罚研究领域的重要视角。福柯并不关注刑罚的社会语境或道德基础,而是直接引领我们进入刑罚机制的内部运作,将焦点集中在实际的刑罚权力技术及其运作模式之上。一方面,福柯强调现代惩罚的工具性与效用性,毫不关心在涂尔干的著作中占有核心地位的道德或者集体意识。对涂尔干来说,刑罚深深地根植于集体情感之中,传达了民众反对犯罪人的道德力量;对福柯来说,刑罚是施加于民众之上的权力与规训体系,但他几乎没有提到权力的来源或者权力的民意基础何在。但是,在这两种视角之间是存在一些相同之处的:他们都对刑罚效果提出(无根据的)功能论的假设,他们以类似的方式分析规训,以类似的角度讨论旧制度的刑罚仪式。{147}不过,大体而言,福柯对刑罚的诠释与涂尔干所强调的主题迥然不同。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者将刑罚置于权力关系的语境之中,将刑罚描述为用来满足阶级压迫与意识形态目的的国家权力工具。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从外部来描述刑罚,显示阶级分化对刑罚形式以及刑罚制裁运用方式的影响。相反,福柯则将焦点放在刑罚过程内部的权力关系上,仔细分析权力关系所引起的各种技术和知识。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福柯认为刑罚与权力和政府的问题密切相关,但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是考察刑罚本身,而不是研究刑罚的外在语境与决定因素。虽然如此,虽然两者研究刑罚的视角不同,但是与其说他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不如说是补充其不足。此外,福柯对既有制度所采取的怀疑和批判态度与马克思主义也如出一辙。{148}由于《规训与惩罚》一书集中地反映了福柯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the microphysics of power),下面就以之为中心来考察福柯的刑罚思想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思想。
  (一)从身体到灵魂:监狱的诞生
  《规训与惩罚》在开头即为读者展现出两种风格迥异的惩罚方式的惊人对比,以此提出它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1757年在巴黎公共广场处决弑君者达米安,刑罚的实施是通过残暴的仪式来进行的,通过完全肢解罪犯的身体彰显了赤裸裸的国家权力。其次是巴黎感化院在80年以后采用的一张作息时间表,显示以分钟为单位的细密控制体系,用以管制被收容者的日常生活。在这里,刑罚以无声而隐秘的方式进行,没有公开的仪式或公开的暴力。福柯认为这两幅画面各自代表了它们所属的时代的刑罚风格,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描绘出现代社会以及之前的“古典社会”的权力行使形式。{149}通过这两幅画面的对比,福柯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原本作为一种公开展示的身体暴力的刑罚为什么消失了?为什么监狱会成为现代刑罚的普遍形式?围绕这个问题,福柯对刑罚中所涉及的技术和权力,以及刑罚运作和演变的广阔社会背景展开了分析。
  福柯指出,这种刑罚风格的改变发生在1750—1820年间的欧洲和美国。这种变化不只是量或强度的变化,而是一种质的变化。刑罚的目标有了变化,刑罚措施现在所针对的是罪犯的“灵魂”而不只是打击他的身体。而且,刑罚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报复犯罪转向改造罪犯。在刑罚技术上,则表现为从绞刑架转向监狱。福柯认为,这标志着司法特点发生了深层的变化,特别是对罪犯本人的关心、对罪犯犯罪根源的探求,以及力求改造罪犯。这些转变对整个刑事司法制度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在现代刑罚体系中,审判的焦点已经从罪行本身转移到罪犯的性格、家庭背景以及罪犯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等问题。这最终导致将专家——精神病理学家、犯罪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等——引入司法程序之中,以形成对罪犯的认识,辨别他们的异常之处并进行改造。这些变化形成了一套处理罪犯的系统,其矫治性成分大于惩罚性,目的在于生产出正常且合乎社会主流的个人,而不是在于施加刑罚。{150}
  从比较宏观的角度上看,这些发展是用来说明权力如何在现代社会运作的解释模式。公开而可见的力量、暴力机制以及权力仪式,逐渐被另一种权力模式所取代,这种权力模式的基础在于细节知识、日常介入以及温和矫治,其观念则在于彻底而全天候地进行管制,而非断断续续地予以压制;要改善那些惹是生非的个人,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或摧毁他们。
  由于刑罚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福柯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使福柯能够以刑罚的详细史实为基础,呈现权力的一般谱系学。刑罚,不再只是刑罚,如同福柯所说,应当将刑罚理解为存在于权力关系一般场域中的一种政治上的战术(political tactic)。{151}他的研究旨在发现刑罚的积极效果,而不只是将之视为压制的机制。刑罚研究应当与其他“人文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等)及其特定研究方式从内部紧密连接在一起,而不是从外部受其影响。最后,对于罪犯的性格或“灵魂”的关注则应当被视为政治策略长期以来以各种方式看待“身体”的最新发展。
  (二)权力、知识与身体
  福柯的刑罚研究建立在三个关键且彼此关联的概念的基础之上,并以此来分析任何统治结构的基础,这三个概念是权力、知识和身体。在福柯、尼采以及晚近的学者如德勒兹和瓜达里来说,人的身体是政治、经济与刑罚制度所摄取和影响的最终材料。生产、统治和社会化这三种体系在根本上都取决于对身体的成功征服,即使人的身体经受各种有意或无意的训练,从而使之在不同程度上变得可以驾驭、服从且多少能派上用场。有的制度依靠外部的强力,如强迫奴隶劳动,从外部控制身体,以有形的力量和约束让个人服从它们的命令;而另外一些制度则将它们的命令内化到个人身上,使之成为个人习惯的一部分,无须再从外部控制。{152}通过影响福柯所说的“灵魂”,便能以灵魂来指挥行为,于是便产生了“自我控制”的身体。就这个意义来看,权力的策略在接触到屈从的身体时所产生的运作冲击是真实的:这就是“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权力拥有了身体的物质性和效果。正如福柯所言……在思考权力机制时,我想到的是权力如毛细血管般的存在形式,在这些毛细血管处,权力触及每一个具体的人,触及他们的身体,注入他们的行动和态度、他们的对话、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153}“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发现,以及微观物理学比传统政治分析更能揭露权力本质的宣告,构成了福柯最重要也最具原创性的贡献。{154}
  在福柯看来,权力不应视为只是为某些阶级或某些个人所占有的东西,也不应看作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的工具。福柯所说的权力是各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形式,是力量不对称的平衡。权力存在于有社会关系的一切地方并每时每刻都在运作。如同权力关系所包裹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所展示的,并不是简单的模式。福柯指出,不应当将社会生活看成是发生在单一而影响及于各层面的“社会”中,相反,社会生活发生于各种多元的力场上,这些力场有时连接、有时断裂。福柯特别关心权力关系的组织方式、运用方式以及其所依赖的技术,而不关注权力关系所造成的结果,例如统治与被统治的团体和个人。因此,福柯关注的是权力及其物质化的形式——结构关系、制度、策略与技术——而不是具体的政治和政治所牵涉的真实人物。从这样的概念出发,社会生活无处不存在权力,权力并非仅限于正是的政治领域或者公开冲突中。权力也应当被视为具有生产力,而不只是具有压制性,因为权力不仅影响了个人的行动,也完全控制了个人的身体。因此,权力是透过个人来运作,而不是与个人对抗,权力协助构建个人的同时,也让个人成为它的载体。{155}
  在权力形式与陷入这个形式之中的身体之间牵涉到第三个要素,即知识。福柯用这个抽象名词来描述技术与策略所依赖的“诀窍”。知识是任何政策和行动纲领中所固有的知识方面。任何权力的运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对客体和权力运作场域的知识。要成功地控制客体,无论客体是自然物还是人,都需要对对象的力量、反应、强弱以及改变可能性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对客体的认识越多,就越能控制客体,对福柯来说,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因此是一种亲密和内在的关系,知识与权力在其中彼此包含,也彼此加强。事实上,福柯之所以使用“权力/知识”这个概念,正是为了表明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156}
  基于这些概念,福柯的刑罚史以及隐藏在刑罚史背后的国家史就从根本上是一整套关于权力、知识和人的身体的关系发展史。尽管福柯没有明言,但是他的描述和分析隐约暗示着权力一知识一身体的关系构成了社会与历史过程的基础。在福柯看来,如果把刑罚的变化看成是法学家的理论追求的结果,或个人主义发展和人道化的结果,那就是只看到了表象。刑罚的发展是权力、知识和人的身体之间关系发展的结果。因此,福柯的刑罚史就不仅是刑罚史,而是如他自己所说是政治解剖学的一章。{157}
  (三)绞刑架的意义
  《规训与惩罚》一书从对绞刑架的讨论开始,追溯了旧制度进行公开肉刑和处决背后所隐含的意义,指出其运作中的法律和政治架构,并且说明这一整套运作为什么在18世纪末被完全放弃。在论述的过程中,福柯强调刑罚措施背后存在着政治理论基础,同时也认为这个理论基础乃是一贯统治策略中的重要元素。公开的肉刑和处决并非如一些批评家们所抨击的那样,只是一种无制约的暴力的运用;相反,肉刑是精心安排的事情,是与一整套法律原则和程式相关联的。这些原则和程式控制着肉刑的运用与处决的执行,并赋予刑罚以特定的含义。{158}
  首先,肉刑是司法调查程序的一环,用来引出被告的口供,让原告的证据能被打上真实而“自明”的印记。利用司法肉刑来引出被告的口供,这种做法要经过谨慎的控制,并且只有在有充分的书面证据指出被告罪行的表面证据时才能使用。当时,除了英格兰以外,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刑事程序仍采用秘密审判。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即使是被告也不知道有哪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159}正如福柯所言:“知识是原告的绝对权利。”{160}在这样的语境下,发现罪行之后所进行的公开惩罚仪式也是一种揭露的行为,向公众揭露之前秘密审判得到的结果,并且再一次对受到非难者进行肉刑,并将他的口供复述一次。
  其次,公开处决也必须从赋予其功能与意义的特定政治架构中来理解。根据古典时代的政治神学,任何犯罪都意味着对最高统治者的攻击,因为法律代表且具体化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刑罚因此是一种报复的举动,其合理性的源泉乃是最高统治者有权对他或她的敌人开战,并进行其专属的军事行动。与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军事根据一样,司法也成了武装暴力的展示场,通过施加恐怖让民众知道法律背后有着无限制的权力。受非难者的身体成为投射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荧幕,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是用来铭刻权力记号的肉体。{161}处决本身既是用来展示力量与确认权力的仪式,又是个热闹而严肃的公众典礼,就像进行伟大庆典一样。正如尼采所言,处决是一种战争胜利——“凯旋”——的召唤,“敌人的违逆与嘲弄终于受到压制”{162}。耸立在典礼中心的,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权力,而不是抽象的正义概念,这种现象通过最后的赦免或暂停行刑而进一步加强,而最高统治者也借此保有了完全的个人控制。
  福柯同时承认,公开肉刑和处决的使用与接受度要视外在的文化与人口条件而定,这将产生特定的对身体的历史态度。低成本的劳动力、基督教对身体的蔑视、高道德标准,这些都有助于促使死刑频繁出现,同时也助长了各种对应于死亡的仪式。但福柯也坚持认为,至少对18世纪的法国来说,特定的政治考虑可以让这个体系运作良好。面对暴乱、内战的威胁以及新议会的出现,政治象征主义与绞刑架上展示的真实力量使公开肉刑和处决成为最高统治权力的中心支柱。{163}
  (四)18世纪对刑事司法的批判
  为什么到了18世纪末,这个体系会被另一个声称具有“人道”美德的体系取代呢?为什么原本居于刑罚核心的权力展示与公开暴力被超越了呢?通常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从“启蒙”、“理性”或“人道”来加以解释的。福柯则坚持从政治与权力组织的角度来回答。他描述处决的场面有时会沦为一片混乱,对于罪犯来说,由于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不畏惧死亡的罪犯可能会在临刑时以英雄的姿态藐视一切,他的慷慨陈词而不是忏悔,往往赢得民众的喝彩而不是恐惧,民众因此更接近罪犯而不是更畏惧君权。另一方面,由于肉刑过于残酷,对罪犯肢体的残害意味着罪犯身体的某些部分甚至整个生命都将一去不复返,因此,民众可能产生对罪犯的同情,并以暴力的形式阻止对他们认为不公正判决的罪犯行刑。此外,权力的过于扩张与恐怖形式,也使处于酷刑面前的民众感觉到自己更容易遭到不受限的君主权力的威胁,而不是痛恨被处决的犯人,这造成了他们更加团结,易于引发共同的对暴政的反抗。{164}
  福柯继续这个主题,将焦点转到刑事司法的批判。早在法国大革命以前,便已经出现批判刑事司法的小册子、短文以及请愿书。批评者纷纷提出“人性”和人权原则——这些原则甚至扩大适用在悲惨的罪犯身上,因而带来了宽容的措施与对刑罚的限制。但是,福柯以及其他几位研究相同时期的历史学家认为,真正动员推动改革运动的力量并非来自于哲学体系,也不是来自于对他人命运所施与的人道关怀。毋宁说这股力量是更为基本、也最为人熟悉的自利原则,它使人认识到政治上的迫切性以及进行适当变革的必要。{165}
  这个时期的主流犯罪行为模式似乎有了变化,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财产犯罪日益增多并日益职业化。这就对以动产为主要财产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中产阶级的财产构成威胁。从更宏观的角度上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兴起中的中产阶级对于下层阶级的违法行为采取新的、更为严厉的态度。各种违法的行为,例如脱逃捐税和地租、走私、盗猎以及拾穗,原本在旧制度的土地经济下都是可以接受的,现在则成为令人无法忍受的财产犯罪。{166}面对这样的问题,18世纪既不统一也不规范的刑事司法体系——法院叠床架屋、司法管辖权重叠冲突、缺乏警察体系以及无数法律漏洞——顿时显得太过严厉也无效果。批评这要求更合理且更确定的司法体系:广泛而密集的警察体系、统一而体系化的刑事程序以及与罪行相当的刑罚。当时所需要的不是过严或过宽的刑罚,而是稳定周延且能运作于“社会身体最细微处”的刑罚措施。因此,这个架构的设计目的,是以全新而有效率的方法扑灭下层阶级初萌的犯罪性,同时限制最高统治者的独断权力。19世纪初欧洲出现大规模的刑法改革,制定法典,确立罪名与刑期,重整刑事程序与司法管辖权,目的就在于达成上述两个目的。为了适应新兴的现代性结构,刑罚也需要做出调整。{167}
  以政治变迁与刑法改革为背景,福柯转而讨论了18世纪末期以贝卡里亚为代表的理论家们的改革主张。但是,福柯清醒地指出,监狱使用的一般化,连同其特有的隐秘、孤立与单调,与这些改革者的理论大相径庭。更令人惊讶的是,福柯指出,在这之前监狱在整个刑罚体系中只具有有限而边缘的地位,只是用来关押等待审判或惩罚的犯人的地方,并不属于标准刑罚的一环。既然如此,监禁又是如何快速成为法定刑罚的一般模式呢?
  (五)监狱规训的起源
  关于监狱的兴起,通常的解释都是指向在此之前就存在着的集中惩罚性监禁模式——阿姆斯特丹的苦役所、根特的劳役所、英格兰的格洛斯特劳役所以及费城的沃纳特街监狱。这些强调工作与改造的监狱所发展出来的制度安排,在某种程度上与改革者的计划相符,因为它们在设计上采取矫治主义而非惩罚。然而,就算监狱制度与改革者的计划都以改造个人为目标,两者所使用的方法却完全不同,各自以相当不同的技术来掌握并转变个人,各自以特定技术来思考“身体”并接近“灵魂”。改革者从观念层次来处理这个议题——以符号、教诲和表述来说服犯人或帮助犯人衡量利害。相对于这种做法,监狱则是抓住囚犯的身体,操作他、训练他、组织他的时间与动作,最终目的是要转变他的灵魂,即“习惯之所在”。监狱控制了个人,以行为主义模式操控并打造个人,而不只是尝试从外部影响其道德思维。因此,改革者的模型与逐渐建立起来的监狱体系之间的重大差异在于技术而不是法律或者理论。
  《规训与惩罚》实际上围绕着一个主要问题:为什么监狱成功地取代了改革者的要求与刑法理论的逻辑?监狱来自何处,它是如何快速而普遍地为人所接受呢?对此,福柯从刑罚观念与法律理论转为考察更为外在的、更广阔的和非观念的一系列考察,他将之称为规训技术的演进。这是福柯的历史论点中最具原创性也最令人感兴趣的方面。
  对福柯来说,规训是“人类身体的技艺”,也是控制身体的方法,它能使身体变得既顺从又有用。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然而,只是到了古典时代,身体才逐渐被视为权力的对象与目标,无须大张旗鼓地使用暴力就能予以控制和改善。规训技术使得控制与改善身体成为可能,它起初产生于各种机构之中——军队、修道院。学校、医院和工厂——但从16世纪开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够运用,规训技术便一再地受到巩固与再生产。{168}
  福柯从过去的实践和文本中抽象出规训的一般方法与原则的蓝图。在他的描述之下,规训主要是“细节的政治解剖学”,规训以最小的控制规模来运作,注意力主要不是放在整个身体,而是放在身体的个别动作和姿势上。规训的目标在于增加每个动作的效率并发展各动作间的协调性,规训运作各种力量并将之结合在一起。规训进行持续不断的监督,注意任何可能的偏差,并对受规训的身体施以缜密的控制。
  为了促进控制,某些组织原则便应运而生:首先使这些原则适用于特定的机构,之后再加以一般化,使之也能适用于其他环境。因此,对于在空间中分配个人的记忆,发展最有力的便是军队——队伍行列使得大批个人秩序井然,同时也将个人一个一个地分隔开来,使之受到注视、监督与评估。同样的分配方式很快被运用在教室、工厂、医院等地方。修道院也发展出时间表,用以组织时间和动作,详细列出一连串的工作,并且规定了反复持续的周期。从比较小的规模来看,“演习”(manoeuvre)的概念源自军营与工厂。在反复的例行训练中,身体的确切姿势、四肢的位置以及最细微的身体动作都经过设计以增加身体的效率,并使身体连接到武器的使用或者机器的操作上。通过这些方式,直到身体变成温顺、有效率、有用的机器,从而可以完成训练所期待的功能。{169}
  个人在本质上当然是顽强反抗的,因此如何处理不服从就成为任何控制方法的核心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规训方法不只是惩罚麻烦的制造者,而且也发展出一整套新的制裁方法,福柯称之为“规范化”。这个方法在本质上是以矫治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惩罚为导向,所关注的是诱使顺从而非明确的报复与赎罪。首先,这个方法所涉及的在于用什么方式来以希望的行为标准评估个人:这些方式包括了解个人如何表现、注意个人的动作、评估个人的行为,并以法规来衡量个人。监视制度与检查程序可以提供这种知识,让不顺从或偏离常规的事件能受到监控与处置,同时将注视下的各个主体予以“个别化”。由于重点在于矫治而非惩罚,因此所使用的实际制裁倾向与操练和训练相关,至于措施本身则有助于“导正”行为并协助个人更能自制。牵涉到这个规范化过程之中的是新的“人的科学”,例如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因此只有通过制造关于个人的细致的、系统的知识才能使这些科学成为可能,而这些科学转而又会有助于施加在个人之上的规范化权力和控制。{170}
  边沁在1791年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被福柯视为是这些权力/知识原则的缩影,它不仅是监狱的原型,而且是所有实施监视和规训制度的机构的原型。在这种监狱中,囚犯早晚会在持续不断的可注视性与脆弱性下进行自我控制。权力不再需要施加制裁,相反,权力的对象必须让自己以合乎希望的方式来行事。这样一来,有形压制的残余逐渐被温和但却有效的支配结构所取代。除此以外,与此相关的权力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自行产生且客观的。权力关系亦不依赖身处其中者的力量与意图:“权力的完善应该倾向于使权力本身不必进行实际运作……建筑机制应该是一台创造与维系权力关系的机器,并且这台机器将独立于操作者而自行运转;简言之,……监禁者势必卷入他们自身所支撑的权力局势之中。”{171}
  在这样的分析的基础上,监狱和现代刑罚的大多数措施被解释为更宽泛的历史现象的特定方面以及规训的发展和一般化。现代刑罚学的关键原理——调查犯罪背后的“罪犯”、对矫正和调整的关注、专家的介入(他们的任务在于观察、评价和治疗)——都是这个规训过程的特征,正如标准的监禁技巧如隔离、工作、个别化处遇,以及调整刑期以使之反映行为的改善。而且,“犯罪学”逐渐被视为这个规范化和规训体系的一个要素,这意味着不同的权力架构可能会产生相当不同的犯罪学知识形态(当然,反之亦然)。
  这样,福柯从谱系学的角度——规训的发展,并从结构上——规训所采用的运作原理和根据——解释了现代刑罚制度的结构。然而,福柯对监狱实际运作的解释强调了其隐藏在比其宣称的规训个人的目标更广阔的政治统治和一般性社会控制场域中的角色。在福柯看来,正如人们所普遍认识到的那样,在实现其监禁目标方面,监狱一直都是失败的。事实上,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监狱的缺陷——无法减少犯罪、制造再犯、创造犯罪环境并使罪犯家属陷入贫困的倾向等——就一直为人们所广泛公认。但是,这种监禁的“失败”被福柯重新解释为一种“隐蔽的成功”。制造再犯阶层被认为是有利于政治统治之策略的,因为它可以将犯罪与政治分离开来、分化工人阶级的内部、强化对监狱的恐惧以及确保警察的权威和权力。通过创造一个界限分明的违法者阶层,监狱可以确保当局对这些习惯性罪犯有所了解,从而更容易管理他们,尽管这个群体所引发的监视权力可以轻易地被用于更为宽泛的政治控制。根据这种解释,与其说监狱控制了犯罪,还不如说它通过创造罪犯而控制了工人阶级,而且,在福柯看来,这就是监狱这种制度顽强存续达200年的隐蔽的理论基础。{172}
  (六)监狱、规训与现代社会
  福柯认为,全景敞视与规训原则很快就会被社会主要机构所采用,最后普遍化于整个社会身体之中。他甚至有些夸张地说,现代社会是一个“规训社会”{173}、一个“被监视的社会”{174},我们都在其中受到“全景敞视机器”{175}的“无穷尽检查”{176}。在《规训与惩罚》的最后一章(标题为“监狱”),福柯描述了司法惩罚与其他社会生活制度,如学校、家庭、工厂与济贫法之间的界限是如何因为各制度内部发展出相似的规训技术以及各制度间的技术转移而变得模糊的。在福柯看来,在这里存在一个包含整个社会肌体的“监狱连续体”(carceral continuum),它随时随地关注辨别偏差行为、异常与脱离正轨的行为。从最轻微的违反规则到最严重的罪行,这种监视与控制架构都建立在同样的原则之上。在这个整体的框架之下,惩罚的过程在根本上与教育和治疗没有两样,而且它越来越单纯地表现为这些不太具有强制性的措施的一种延伸,其结果是曾经围绕这刑罚权力的各种法律限制,例如将刑罚与特定犯罪联系在一起、确定刑罚期限以及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等就会逐渐消失。刑法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综合法制原则(principles of legality)和正常化原则的混合体系,正是这种变迁扩展了它的有效权力的范围,使得它不仅能惩罚“违反法律的行为”而且能惩罚“偏离规范的行为”{177}。
  (七)小结
  《规训与惩罚》一书对整个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福柯对于权力本质和权力定位的看法,被认为是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传统的超越,有助于将这两种传统从19世纪政治文化的宏大概念(例如国家与个人的对立、资本与劳动力的对立等)中解放出来。{178}他特别探讨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指出权力具有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看待许多问题的视角。对刑罚社会学来说,《规训与惩罚》一书更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福柯从权力/知识与身体的观点来注视刑罚现象,这使得他可以深入刑罚的技术等被其他刑罚社会学家(例如涂尔干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之中。在他看来,权力运作于完全“物质化”的技术、机制和机构等重要层次上,因此只有对运作中的技术进行仔细考察才能获得最佳的理解。正是在这种视角之下,福柯最终对刑罚制度的核心内容发表了极具洞察力且发人深省的观点。监视、观察与监督原则,规训训练、检查与规范化原则以及这些原则具体化之后所产生的有形的、建筑的与组织的形式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得以了解现代刑罚制度赖以运作的物质实践。事实上,福柯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看到了刑罚的微观权力关系,即权力与知识的特定形式实际上与犯罪人接触的地方,并分析了权力关系所采取的各种实践形式。相对于其他社会学传统提供的抽象的、外部的与“非刑罚”的叙述,福柯关注刑罚实践的细节以及机构生活的繁杂,这正是他在方法论上超越其他刑罚社会学家之处。{179}
  与其他刑罚社会学理论一样,福柯的理论也存在弱点和局限性,因此受到了批判。首先,在关注构建现代刑罚的权力/知识关系的同时,他忽略了其他的问题,例如情感、文化价值观和感情力量,刑罚权力得以行使的文化框架,刑罚措施所依赖的社会支持和政治合法性甚至影响刑罚政策和制度架构的日常性政治斗争和协商。他的解释倾向于将现代刑罚视为规训的或者规范化的方法,但事实上,许多重要的当代刑罚措施,例如罚金和死刑,在福柯的意义上都不是规训式的;刑事法院倾向于不断地运用道德谴责的语言和报应的逻辑;甚至于在规训措施已经被采用的地方,它们在实践中也通常与人文主义和公民权利甚至顽固的惩罚性态度达成了妥协。{180}
  其次,福柯坚持认为监狱在规训计划方面是不断失败的——无论他对监狱运作提出的替代性解释具有怎样的说服力——也引发了一个关于他的理论路径的问题:如果监狱是一种集中的、绝对的规训形式,而且它在规训的努力上总是失败,那么这对于我们认识成功的规训的必要条件有什么启发意义呢?一种可能的回答是,规训所涉及的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分享被规训的目标——这在一个惩罚的环境下是很罕见的。但是,要达成这种想法就要强调被规训的主体以及他或她的价值取向,这样一来就会偏离福柯所说的更为自动的规训观念。而且,福柯对于刑罚历史变迁的政治解释似乎意味着断头台和肉刑的消失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形势变迁正好吻合,但事实上,从17世纪直到今天,公众的刑罚暴力的衰落似乎是一个更为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181}
  对福柯的一个更为晚近的批判认为,尽管他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蕴藏在“社会复归”或“处遇导向”的刑事司法策略之中的权力/知识关系,但是,这些策略不再是晚近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刑罚政策的特征了。在正义模式、报应性刑罚、一般威慑和无害化(incapacitation)甚嚣尘上并主导刑罚政策的“后社会复归”时代,福柯所展示的刑罚控制现象学似乎并不存在了。但是,这种批判对于福柯的理解过于狭窄,没有真正理解他的分析层次。《规训与惩罚》不只是对“实证派犯罪学”和“社会复归”政策的解释,相反,它是对更为根本的刑罚现代性结构的分析,这些结构比最初为其提供正当化的政策目标要长久得多。按照韦伯的术语来说,福柯描述了刑罚如何成为一个依赖于专家知识、官僚惯例和经过计算的、精密控制技术的理性化与工具化的制度。这个职业化、官僚化和理性化的历史过程——规训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确保了无论刑罚的司法或者政治目标是什么,刑罚控制的机构都会倾向于釆用依赖并升华福柯所描述之原则类型的理性化的规制风格和风险管理程序。当代的政策选择——例如选择性无害化、辨别职业犯罪人和危险的个人甚至转处的某些情形——都依赖于与社会复归理念下的分析、诊断和预测相同的原理。{182}全景敞视的原理不仅启发了现代监狱和劳役所,而且通过电子监视和各种各样使之成为可能的居家监禁和远程控制新技术而扩展到社区之中。规范化的技术继续被用于无数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刑事司法机构之中,它们在完全的监禁和完全的自由之间的空间运作。{183}“监狱连续体”内部的转换则更为生动地体现为如下事实:在某些法域,由于违反假释规定而从假释机构转人监狱的人数甚至超过了直接被法院判决人狱的人数。{184}这些都表明,虽然社会复归的社会思潮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但是它并不会减少最初在“帮助罪犯”的旗号下引入的调查、分类和规范化实践的广泛网络,因此现在它们已经构成了刑罚控制的权力/知识网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了。{185}因此,尽管福柯对刑罚的解释可能夸大了规训的重要性,忽视了刑罚领域中运作的各种反规训和无规训的刑罚形式,但无论如何,他成功地辨识并分析了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刑罚实践的某些特征。{186}
  六、刑罚的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刑罚社会学
  作为西方文明之子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其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并列为社会理论的三大传统。与马克思和涂尔干不同的是,韦伯的社会学研究采取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这与马克思和涂尔干的整体主义思想颇为不同。就刑罚社会学而论,虽然韦伯并没有对刑罚进行过专门论述,而且,在现代刑罚社会学中,也没有明确以韦伯学派理论来研究刑罚的学者,但是,如果人们仔细研究相关文献,将会清楚地发现韦伯学派的论证与分析一再地出现,尤其是在处理法院、警察和监狱的大量文献中最为明显,这些文献从组织观点出发,讨论官僚制如何将独特的动力与目标置换引入刑事司法领域。{187}除此以外,韦伯学派的概念也在其他地方得到运用,大卫·罗斯曼(Davkl Rothman)关于美国监狱改革史的研究{188}和福柯关于规训的叙述基本上是从韦伯那里来的。{189}然而,即使存在这些受到韦伯启发或者运用了韦伯概念的个别研究,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在整体上与刑罚社会学的关联似乎仍然非常薄弱。事实上,韦伯关于理性化的论述,对于理解现代刑罚的理性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很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下面我将首先叙述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在此基础上探讨刑罚的理性化及其后果。
  在韦伯的社会学中,“理性化”是一个核心的概念,韦伯认为理性有两种形式,即形式理性(或工具理性)和实质理性(或价值理性)。所谓形式理性是指合乎工具理性原则的科学性,也可使用哲学的概念把它称作为逻辑形式主义,它是一种纯形式的、客观的、不包括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和立场,其主要表现是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工具理性在韦伯的理解中包含两重含义,其一是指目的,或目的—手段理性。当代生活的突出之处是系统的目的理性行动,包括明确的目标定义和对达到目标的最有效途径的越来越精确的计算,这种行动对立于那种遵从传统主义或习惯的行动。其二,理性概念还体现着一种行使理性(reason)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一种行动类型为‘理性化’的,是指这种活动为明确设计的规则所控制,是指对活动范围的限制精确,并涉及专门概念和知识的应用,是指这种活动被系统地安排成内恰的整体。在这些特点用指工具性行动时,它们意味着极其严格的操作上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190}所谓实质理性则指立足于某一信念、理想的理性,它是关于伦理主义或道德主义的一种理性,仅仅对行动实行价值判断——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做出价值判断。韦伯指出,实质理性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则要求从实质理性走向形式理性。在韦伯的论述中,“理性化”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行为动机的理性化、文化知识的理性化和制度结构的理性化。{191}依照现代理性建立起来的制度和组织是神圣的,它要求用这种合乎理性的标准去权衡各种行政行为,克服“自由的随意专断和恩宠,怀有个人动机的施惠和评价。”{192}“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保密、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节约物资费用和人力,在由训练有素的具体官员进行严格官僚体制的、特别是集权体制的行政管理时,比起所有合议的或者名誉职务的和兼任职务的形式来,能达到最佳的效果。”{193}
  在现代西方社会的背景之下,韦伯将理性化的模式运用于对社会诸多方面的研究。通过对社会史的研究,韦伯发现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这种信念也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从统治的角度出发,韦伯得出了合法性的概念,它包含两重含义,即对于处于命令—服从关系中的服从者来说,是一个对统治的认同问题;而对命令者来说,则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的问题。统治的正当性与对统治的认同的总和就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为了构建合法性的现代统治类型,韦伯曾探讨过合法权力的三种权威基础:个人魅力型(或叫卡里斯马型)、传统型和法理型权威。{194}这三种统治类型有着各自不同的权力基础与特性。个人魅力型统治建立在某个具有非凡气质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传统型统治建立在对于习惯和传统信仰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求之上,行政官员不过是君主的家臣,可以世袭。法理型统治则建立在对于正式制定的规则与法令的正当行为的要求之上。理性合法权威在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其他两种权威主要出现在传统社会中。三种统治类型都具有统治的合法性,所不同的是现代统治把合法性与技术理性结合起来,试图通过技术理性程度的提高来为合法性注入活力。这就表现为在形式理性上和工具主义的技术设计上所做出的努力,特别是以形式化的法律制度及其操作程序来把理论上的、意识形态上和技术上的努力整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严密的合法性网络体系。
  韦伯认为,法理型统治的最纯粹类型就是借助官僚制度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的统治。{195}在理想类型的官僚制中,行政官员及其管理具有以下特点:(1)保持个人自由,仅仅在职务范围内服从命令;(2)处于一个等级化的职务体系中;(3)权力及其范围是明确的;(4)根据契约任职,担任官职是出于自由选择;(5)经过严格的业务考核,通常最合理的办法是拥有通过考试获得、通过证书认定的专业资格,然后根据专业资格任命;(6)用货币方式支付薪金。薪金根据职务等级、职务责任等分级管理,多数官员有权领取退休金;(7)以行政管理为职业,有敬业精神;(8)前程(职务和薪金)具有可预测性;(9)职务不得据为己有;(10)纪律严格。{196}所有上述原则都用明文的规则形式公布出来,形成制度化的、抽象的、普遍的管理模式。
  官僚制度在以科学、技术、知识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是一个重要的组织机制。全部的生活经验证明,基于实践(工具理性)的行动比基于信念的行动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和更富有成效。换言之,理性成为时代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精确、稳定、富有效率、有纪律的官僚制度应运而生,不仅存在于国家和法律的领域,而且发展到教会、军队、政党、企业、社团、大学等社会组织之中。这种官僚制度:第一,具有高度的形式主义特征,符合工具理性的基本要求。与形式法律一样,官僚制的行政管理严格界定了各种权力的界限和范围,并将其用法律形式公布;每二种行政职位都与责任联系在一起;行政官员根据一般性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因此,在行政管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形式化的、非个人化的普遍精神。行政官员必须忠实于职务所要求的法律法规准则而不是个人。官僚制中理想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基本公务精神就是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办事,不能在公务活动中夹杂个人好恶,保证每个人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面前形式上的平等。由于排除了个人的感情因素,就使一切事物都成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形成了一个非个人性的具有高度形式理性特征的官僚机制。还应该注意的是,这样一来,也推动了社会民主。民主政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官僚制度为了能够从专业业务资格上最有能力者中选拔人才,必然要求废除根据人的社会出身、财产多寡等不平等因素对人的候选资格的限定,废除行政管理物质和权力占有上的等级制度,推行普遍的社会、群众民主。而民主的形成又能够进一步促进官僚体制化;第二,行政技术效率被置于重要地位。官僚制度和组织作为一个严密的权力系统,导致社会生活成为全面的非个人化的庞大的制度性机器。官员之间的联系是职务上的功能关系。官员的行为讲究精确性、速度、严格服从、统一性等,一切都体现了工具理性的取向。官僚制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使行政组织管理规范化、职务活动法规化以及讲究效率。而行政技术效率的优先,同时又塑造了行政管理人员的高度专业化结构。现代社会的行政管理,人们只能是要么官僚体制化,要么彻底的外行化,没有第三种选择。而官僚制度提供的就是专业化的行政管理。韦伯指出:现在专业业务资格的范围正在扩大,不仅国家行政管理班子要专业化,而且政党和工会的官员,都要专业化。而不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实际上只是在形式上是个官员,如国家总统和政府部长。{197}官僚制度的行政管理意味着必须根据知识进行统治,官员们往往借口“保密”(国家机密、商业机密、技术秘密)维护自己对行政权力的独占。另外,官僚制要求通过“组织”进行统治,有利于进一步的资源集中管理。官僚组织产生于资源集中的需要,而它产生之后,又能够进一步推动资源的集中。
  (一)刑罚的理性化
  刑罚过程的理性化与官僚化无疑是19、20世纪刑罚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发展。{198}过去两百年来,原本因地制宜、暂时性且通常是权宜性的刑罚安排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专业化的行政基础建设,它管辖着庞大的税收预算、大量的从业人员、广泛的制度与机构网络,以及一定范围的技术知识和社会科学话语。这些刑罚的社会组织的根本发展,对现代刑罚具有深远的意义,不只是实施制裁的方式,还包括了制裁所带有的社会意义,以及公众与罪犯对制裁方式的观感与体验。{199}
  18世纪末以降,刑罚过程逐渐被中央政府机构的独占和管理。这种发生在各地的中央集权的趋势,是为了适应诸如流放与监禁这样的刑罚措施的兴起而产生的,这些措施需要行政能力与资金,而地方当局无力负担;另一方面,这个趋势也属于现代时期更广泛的国家扩张与巩固过程的一环。{200}整个19世纪,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中央政府都通过各种措施将传统上属于地方管辖的刑罚过程交由中央负责。刑罚资金不再依赖个人提供,而是由公众负担,同时建立了指挥层次,将各地监狱人员或缓刑机构连接成全国性的结构,由中央来负责决策与执行。一致性的措施取代了原先各行其是的建制,彼此分立的机构一起协同运作,一般性的法规生效实施,个别制度与机构的自主性被大量削弱。同时,刑罚基础建设的规模也有长足的进展。{201}这个扩张的行政网络逐渐由领薪而训练有素的公务员进驻,因此刑罚体系成了专业人员的聚集地——监狱长、狱警、医疗官员、社会工作者、缓刑官员以及后来的犯罪学家、精神病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每种人员都有自己的管辖范围、业务结构、利益与意识形态。刑罚逐渐成为一个复杂而分殊的过程,涉及一连串的机构,每个机构各有其特定的关注点和目标。在这个条块分割的刑罚体系中,每个分割的层面都发展出官僚结构与程序,因此即使是那些具有非机构性的刑罚过程,例如缓刑、社会工作、假释等,现在也被官僚化了,并且被视为与监狱等机构具有相同的特征。{202}
  刑罚的中央集权化、官僚化与专业化过程的趋同所产生的最明显的结果是现代刑罚体系可以相当有效地处理数量庞大的犯罪人。现代刑罚由训练有素的人员掌控,在卫生、有秩序而有组织的环境下运作得井井有条。之所以能够如此,完全是依赖理性化的行政方式,否则场面将会一团糟。{203}更为重要的是,在刑罚的理性化增强刑罚制裁的效率的同时,也改变了刑罚专业人士看待刑罚的方式、刑罚的话语甚至刑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首先,在新的刑罚专业人士中大多发展出某种专业人士的意识。他们追求专业人士的地位,并试图以此地位来影响刑罚政策。监狱长、狱警、医疗官员、社会工作者、缓刑官员以及犯罪学家、精神病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虽然拥有的知识形式、临床技巧与技术能力各不相同,而且在刑罚政策与政治上也有大相径庭的立场,然而,这些专业的刑罚执行者仍然有共同之处,即他们都倾向于以正面和功利主义的方式将自己表述成特殊劳役的提供者以及有用社会任务的执行者。他们开始认为自己不是刑罚的工具,拒绝成为刑罚的载体,从而使惩罚的感情在官方的刑罚表述中边缘化,并且被较为功利主义的目标和期望所取代。{204}以监狱为例,由于监狱官员是官僚制度的专业人士,因此他们大多不会对囚犯进行价值判断,而以完全中立的角度来对待囚犯。一般来说,他们会使用与监狱管理标准有关而不具有道德价值的评价词汇,因此囚犯不会因他们的罪而被当成邪恶之人,而是基于他们在狱中的行为来判断他们是表现良好还是欠佳。{205}事实上,刑罚专业人士往往专注于制度界定的管理目标,而不关注源自社会的惩罚目标,这些制度并不试图传达道德愤怒、惩罚激情或报复情感;相反,它们将刑罚过程的影响中立化,以专业的方式来执行职务,并将道德非难的语调留给法院和公众。{206}这一切正是官僚制的“去人性化”和“非人格化”的体现。
  其次,在这种专业化的倾向影响之下,从19世纪中叶开始,官方讨论与表述刑罚的方式逐渐发生了改变,它们开始试图以非情感与非道德的概念——理性与科学——来界定刑罚。感化院、监狱乃至缓刑犯的管理都被重新界定为科学任务,它需要知识、技术以及专门见解,而情感或情绪的考量只会影响这些任务的执行。到了19世纪末,欧美出现了科学的犯罪学与刑罚学,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刑罚话语的“理性化”{207}。这种刑罚的官方话语改变了刑罚的表述方式,人们开始以技术性的词汇来说明刑罚,并将之描述为社会工程与社会调整的问题,而专家也被视为解决问题的中心人物。{208}
  最后,刑罚的专业化、官僚化和意识形态的“科学化”重新界定了刑罚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和意义。与过去相比,现代刑罚制度对公众来说一般是无法接近的、神秘而不可见的。刑罚的社会任务已经交由处于社会生活边缘的专业人士和机构来处理,而这些机构所产生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隐藏起来的。正如福柯所言刑罚脱离了日常感知领域,进入了抽象意识领域。”{209}原本表现为犯罪人与公众之间公开的仪式性对话,如今变成了几乎不为公众所知的机构内部的间接沟通。{210}刑罚实践不再具有完整的社会意义,逐渐走向技术化与专业化。公众的角色日益消退,专家的角色日益重要,技术知识与诊断取代了或者掩盖了道德评价与非难判断。刑罚学俨然成了道德中立而理性的工具,而专家的任务在于将犯罪人分配到适当的机构之中,而不只是单纯表达道德价值和公众判断。{211}一般认为,这些发展的用意在于减少公众情绪或者政治关注直接表露在刑罚之中,并避免大部分公众直接认识或体验整个刑罚过程。但是,一旦停止在公众面前或者停止以表达公众情感的方式来执行刑罚,那么直接的愤怒与情感宣泄将受到封锁——它们将被局限在法庭的旁听席或报纸的读者栏上。{212}
  (二)理性化的限制
  然而,刑罚的理性化和官僚化的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废除非理性的价值或道德,只是掩盖它们的运作并限制了它们的范围而已。{213}理性与工具性的行动永远是预设目的的工具,而目的就是某种价值取向和信念。价值以及隐藏在价值背后的非理性选择和情感态度,也许遭到官僚制的压制和取代,但它们并没有消失。{214}事实上,刑罚的理性化总是要面对如何与道德和情感话语共存的问题。毕竟刑罚制度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在公众的眼里,刑罚机构依然被视为惩罚性的,虽然它们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法院、大多数公众以及许多政治人物不断地提出刑罚议题,他们使用丰富的道德语汇、宣布重要的价值,并且公然传达情感态度,而这些往往是惩罚性的语汇、持续不断的愤怒和非难,以及对报复性惩罚的需求。负责表达这些情感的刑罚机构,例如监狱、缓刑机构以及社区矫正组织,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上述价值的影响。这样一来,官僚制所培养出来的中立性,在运作时就会适应非理性情感的要求而做出调整,并力图在公众与犯罪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以便缓和不断波动的民众情绪,同时维持一个“理性”的形象。{215}因此,实际的刑罚实践总是在妥协下形成的,它是各种考量和目标彼此冲突的结果。要求“为了惩罚而惩罚”的情绪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它甚至深深地根植于刑事司法过程的某些部门之中。但是,刑罚的力量最终还是要通过官僚制来加以实现。在要求惩罚的声浪与刑罚理性化的力量之间存在的冲突,不断地出现在刑罚体系的各个方面,这反映了整个社会中对刑罚问题的关切以及刑罚制度本身的深刻矛盾。刑罚体系内部的制度区分有助于分化这些冲突,将它们隔离到体系的各个部分,但是,理性官僚制不可能取代非理性,而只是对非理性的一种管理手段,以便惩罚性欲望以一种隐蔽的、中立的和社会接受的方式来表达,而绝不意味着完全消灭它们。{216}
  七、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刑罚:大卫·加兰德的刑罚社会学
  如前所述,刑罚社会学领域的绝大多数理论倾向于认为,在刑罚体系背后隐藏着某种社会合理性而不是纯粹的刑罚合理性(犯罪控制)。这些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诠释刑罚过程实际上如何展示权力/知识的技术、经济关系、阶级斗争或者官僚制的逻辑,并以此彰显它们的外在决定和社会功能。{217}大卫·加兰德认为,这些功能主义的解释风格虽然可以说明刑罚如何有利于规训、劳动力市场、阶级斗争以及刑罚的理性化,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忽视了文化意义、情感和感受对于刑罚的重要作用。{218}造成这种忽视的原因在于,这些理论虽然将文化作为其背景,但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没有看到文化对于刑罚的独立性影响。更有甚者,这些理论认为,之所以将文化排除在其解释框架之外,乃是因为“人道主义”和“文明化的情感”并非刑罚变迁的原因,而只是表面的修辞或意识形态——它掩盖了更为根本的经济利益或者潜在的权力和控制的技术。{219}此外,在它们看来,“文明化”或者“人道”的情感需求往往符合某种政治的、经济的或者意识形态的利益,例如,人道的刑罚措施也会产生更有力的规训并强化其合法性。{220}必须承认的是,作为对刑罚演进的道德解释的批判,这种修正主义(revisionist)的解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很多方面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221}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不假思索地彻底将文化情感和信念排除在刑罚的研究领域之外,显然是极为草率的,而且掩盖了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在刑罚的形成、存在和运作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晚近以来,在刑罚社会学领域出现了重视文化分析的趋势。从理论的渊源上看,这种趋势可以追溯到涂尔干的理论。在涂尔干看来,刑罚并不是简单的犯罪控制,通过制裁犯罪,它表现并强化了集体意识。显然,他所说的集体意识是一个文化和道德的构造物,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文化对刑罚的决定作用。很遗憾的是,虽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等人对惩罚性心理{222}等问题有所涉及,但是,从整体上看,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重视涂尔干的遗产。文化情感和文明化的问题在随后的刑罚社会学和历史学中始终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特别是在前述功能主义的刑罚社会学兴起以后更是如此。不过,最近30多年以来,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学者们开始重视文化对刑罚的决定作用以及刑罚实践对文化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大卫·加兰德为这种转变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在1980年与彼得·扬(Peter Young)合编的《惩罚的权力:当代刑罚与社会分析》(The Power to Punish: Contemporary Penality and Social Analysis)—书中,他和其他作者一起开始从理论和历史角度研究刑罚问题。这本书被认为是对刑罚社会学进行初步的系统反思的一个标志。{223}在1985年出版的《刑罚与福利》(Punishment and Welfare: A History of Penal Strategies)一书中,大卫·加兰德批判性地分析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刑罚到现代刑罚的历史变迁,他指出,刑罚福利主义的出现是文化态度和社会变迁的结果,它是一个更大的、以斗争、抵抗和妥协为特征的社会过程的一个部分。这样的过程非常复杂,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加以表述。{224}虽然在这本书中,大卫·加兰德是在福柯和斯丹利·柯恩(Stanley Cohen)等人的思想传统之下写作的,但明显超越了这些思想家而提出了新的视角。在1990年出版的《刑罚与现代社会:一个社会理论的研究》一书中,大卫·加兰德明确地指出,在刑罚社会学中,一种具体的文化视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主张研究文化对刑罚的作用以及刑罚对文化的影响。{225}在2001年出版的《控制的文化:当代社会的犯罪与社会秩序》一书中,大卫·加兰德发展出了一个刑罚的“现在史”(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226},其中,文化现象处于核心的位置,即晚近以来日常生活方面的变迁产生了一种新的、集体对犯罪的体验以及一种“控制的文化”,它体现在政府和政府角色的行为之中。{227}这样,通过他的“刑罚社会学三部曲”(《刑罚与福利》、《刑罚与现代社会》以及《控制的文化》),大卫·加兰德完成了作为文化形式的刑罚社会学理论{228},并对最近三十多年以来整个西方的刑罚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下面我将首先以《刑罚与现代社会》一书为中心,介绍大卫·加兰德的刑罚社会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对作为文化形式的刑罚社会学理论进行评价。
  (一)文化及其与刑罚的关联
  大卫·加兰德明确指出,他的“焦点将放在特定文化价值与信念如何进行刑罚过程,并探讨广泛的文化心理与情感如何影响刑罚制度”。{229}在此,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文化?事实上,“文化”的概念,如同其他涵盖分歧与复杂现象领域的词汇一样,是一个在定义上充满争论与争议的主题。在人类学领域中,文化是个主导的概念,但人类学家有多少,文化的定义似乎就有多少。{230}对于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 ford Geertz)来说,文化分析“不是一个寻求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一个寻求意义的阐释性科学”。{231}在借鉴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的基础上,大卫·加兰德认为,一个完整的文化概念必须包含两个方面:认知方面和情感方面。{232}文化在认知方面指涉了所有该概念与价值、范畴与区分、观念架构与信仰体系,人类借此来解释世界并使世界充满秩序与意义。文化因此涵盖了整个心智现象——不论层次高低、精致或模糊——哲学、科学与神学固然属于文化的一环,但传统的宇宙论、民俗偏见以及“简单的常识”也同样包括在内。同样,品位、时尚、习俗与礼仪等规范性架构也与发展完整的伦理、正义和道德体系一样,同属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些“心理”或思维方式又与情感与感受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文化的认知方面与文化的情感方面变得密不可分。{233}举例而言,科学与理性主义的心态容易产生缺少激情的、自制的情感“客观性”,至于某些宗教性的思想形式则容易产生不同的感情结构,充满了激情的、斯多葛式的,有时甚至似乎狂喜的情感。思想与情感以这种方式紧密交织的事实,意味着我们在谈到“文化”时,我们所指涉的不只是思想的体系与意识的形式,还包括了感情的结构,以及那些可以称为情感外貌或“感受”的东西。{234}从最广义的角度上说,文化甚至可以界定为社会行动赖以发生的意义架构。{235}
  在大卫·加兰德看来,由社会所建构的心理与情感对我们惩罚犯罪人的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文化模式建构了我们思考罪犯的方式,并且提供了思想架构(不管似乎科学的、宗教的还是常识的),让我们透过这些架构来看待个人、理解他们的动机以及将他们当成一件件的案子来处理。{236}刑法与刑罚制度总是在明确的文化符号中被提出、讨论、立法以及运作的。刑法与刑罚制度通过语言、论述与象征系统而被架构出来,并体现出特定的文化意义、文化区分与文化感情,只有对它们进行诠释与理解,才能显现出刑罚背后的社会意义与动机。因此,刑罚可以视为一种复杂的文化人造物,通过刑罚实践,广泛的文化符号与象征体系被编成符号。刑罚因此在相互连接的意义圆圈(这种圆圈组成了社会的文化架构)中形成具有地方色彩的要素,通过分析刑罚,我们可以追索出刑罚背后隐藏的文化表现模式。{237}文化模式也建构了我们感受犯罪人的方式,不只是通过召唤性的仪式过程,还包括了影响我们的过程。刑罚制度中所容许的惩罚强度、引发疼痛的方式以及受苦的形式,其决定要素不只是基于方便,还要考虑当前的道德习俗以及感受。对于刑罚形式似乎是否符合良知、可以容忍或“文明”,我们的判断标准来自文化模式,至于什么样的刑罚形式是不可容忍的或“不人道的”,也出于同一套判断标准。因此,文化不只是决定了刑罚的轮廓与外在限制,也构成了刑罚领域中细致的区分、位阶与范畴。{238}大卫·加兰德认为,当代刑罚社会学所需要的,乃是对刑罚的文化力量进行分析性的叙述,特别是对当代情感特征施加于刑罚的方式进行叙述。这种分析性的叙述必须承认感情、感受、行动特质以及文化价值的实在与决定能力,并追溯它们对刑罚组织的影响。{239}
  由此可见,与功能主义的刑罚社会学不同,大卫·加兰德所主张的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刑罚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刑罚的表达性。在此,对于刑罚的文化内涵和意义的探究取代了对于刑罚在社会中所扮演之角色的追问。刑罚被视为文化心理和主流情感的产物,同时它有助于更宽泛的文化的形成。为了理解刑罚的形成与社会意义,必须建构完全不同的文化分析,将目标集中在最能影响刑罚的文化要素,显示这些要素如何展现于刑罚领域。{240}
  (二)文化心理与刑罚:文化意义架构之中的刑罚
  如上所述,文化的第一个要素是认知方面,它包括了概念、价值观、范畴、思维框架和信仰体系等思维方式。由于这些文化形式的特征在于它们会围绕着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差异而丰富起来。事物秩序中存在的各种差异,受到注意、加工并被赋予文化意义。就在自然与既有形式被按照文化角度加以修改的过程中,文化意义也将相关的区分予以合理化,并“为我们”界定了区分的意义。例如,年龄、地位、性别或种族的差异,在大多数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被受到特定方式的加工,形成特定的范畴,并被某种从相互冲突的文化中产生出来的预期、能力与理解所围绕。{241}大卫·加兰德指出,如果我们考察刑罚的实践史,将会很清楚地发现,刑罚领域中运作着相同的文化区分与文化意义,这些区分与意义按照文化的角度建构刑罚实践。首先,以少年司法制度为例,所有的现代刑罚实践都会对成年犯和未成年犯作出区分,而这种区分是以我们对未成年人的文化假定——天真无知、可塑性、依赖性以及能力欠缺等——为前提的。在我们当前的文化思想倾向之中,这种区分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区分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有着不同的理解。更准确地说,我们, 对未成年人的这种文化心理产生于18、19世纪,而在此之前未成年人受到的刑罚与成年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242}其次,以性别差异为依据所做的区分,也在刑罚实践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刑罚过程的每个阶段,文化对于女性是什么以及该做什么的理解,决定了如何对女性的犯罪行为做出适当回应,以及如何建构对妇女与女孩的刑罚。当然,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男性犯罪人身上,他们在“男性特质”文化架构中被理解与惩罚,与女性犯罪人在“女性特质”的考量下所受的差别如出一辙。{243}最后,直到18世纪,甚至直到19世纪,构成社会等级文化的身份与地位差异也导致刑法与刑罚实践上的差异,因此贵族与平民所受到的刑罚是不同(例如,贵族可以以罚金代替鞭刑、以斩首代替绞刑,或者接受轻重不等的监禁)。{244}事实上,即使是在宣称平等与民主的20、21世纪英美文化中,虽然阶级与种族区分在正式的场合已经消失了,但是刑罚实践却仍然受到这些区分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对这种区分采取了一种默示的认同。{245}
  大卫·加兰德还从宗教与人道主义以及其他文化形式角度分析了刑罚实践的变迁。当历史学家谈到影响刑罚政策的文化力量时,他们脑中所浮现的通常是宗教与人道主义。很明显,在整个刑罚实践史中,宗教是影响人们如何对付犯罪人的主要力量。16世纪至19世纪监狱的诞生,与天主教的宗教改革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在监狱的建筑结构方面都有宗教遗留的痕迹。历史学家们表明,整个19世纪,宗教对监狱改革与刑罚政策的影响始终非常强大。宗教之所以对刑罚的影响如此明显,原因在于宗教的文化体系以清楚的方式表现于外。{246}除了宗教以外,其他文化形式也对刑罚造成了影响。为此,大卫·加兰德特别以“正义”概念的变迁为例进行了说明。“正义”一词通常被理解为一个恒久不变的、超越文化与历史的范畴,但事实上,即使过去的世代相信他们对正义的召唤乃是诉诸一种绝对的价值,很明显,绝对价值所要求的以及正义所意指的概念,主要仍随时间而变迁。例如,历史学家认为,17世纪大陪审团特有的个人裁量式判决过程,以及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重要问题(如科刑和赦免)的卡迪司法(khadi justice)并没有滥权和不法,反而还相当忠实于当时盛行的正义概念。{247}但是,到了19世纪初,社会—政治的转变造成启蒙运动理想的兴起,旧的正义概念被新的正义概念所取代。旧日的实质关切与因人而异的风格逐渐让位于较为形式而理性的去向,在司法上要求法律的一致性、比例性与平等性,而法规的严格适用也逐渐支配了刑罚过程。昔日看来十分恰当的正义原则,如今却成了丑闻与不公之事。{248}然而,这并非正义概念历经的最后一场变迁。19、20世纪之交,启蒙运动的严格古典主义与形式主义开始受到新概念的挑战。新概念不太强调形式上的平等、比例性以及严格适用的一般规则;相反,它将重点放在实质结果的重要性、个别性考量的必要以及专业弹性的价值上。这种具有实质性的福利主义正义概念对于刑罚体系的日常运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49}事实上,当代刑罚实践出现了许多难以处理的冲突与进退两难的局面,例如个别化量刑与平等保护的冲突,以及法官想要施以惩罚而社会工作者想进行协助的冲突,充分表现出与现代文化共存的矛盾正义概念。这是现代社会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多重正义概念的结果,而这些现象又在一般的政治共同体中找到支持的力量。{250}因此,正义的概念是随着文化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并因此影响刑罚实践、罪犯的概念和犯罪的性质。{251}
  因此,大卫·加兰德得出结论认为,构成刑罚实践的各种实践、日常事务和程序的进行,总是出于意义的直接架构中(即所谓的“刑罚文化”[penal culture])。刑罚文化是个松散的混合物,它包含了刑罚学理论、历史经验、制度智慧以及专业常识,这些事物不仅构成刑罚能动者的行动,也使其行动具有意义。刑罚文化是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制度文化——一种特定的生活形式——具有专属的词汇、范畴与象征,并且构成刑罚实践赖以存在的直接意义语境。任何外在力量或决定因素——不管是法律、政策指令还是某些经济或文化合理性——如果想要有效地转变刑罚实践,就必须先转变刑罚文化。{252}刑罚文化的主要“担当者”,以及负责将文化概念转变为刑罚行动的能动者,当然是刑罚体系中的“操作人员”——法院、监狱、缓刑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职员。因此,刑罚实践的关键决定要素之一,将永远会是决策者如法官、狱政人员以及政府官员所受的训练、教育与社会教养。然而,这些专业人士是在更为广大的文化语境中接受教育并执行职务的,因此他们总是要受到舆论导向和政府命令的影响。因此,任何一个社会的特定刑罚文化总是根植于更广泛的主流社会态度以及传统的语境之中。{253}应当指出的是,刑罚实践存在于特定的刑罚文化之中,而这些刑罚文化又受到广泛的文化形式的支持并被赋予意义,同时,文化形式则奠基于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社会行动的模式之中。{254}
  (三)文化情感与刑罚:“文明化”制裁的谱系学
  文化不仅包括心理和思维方式,而且包括情感和感觉。文化不只是一种心智能力(文化将这种能力赋予受文化熏陶的成员),也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结构与人格类型(受文化熏陶所产生)。情感、感受与感情结构扎根于人类基本的心理驱力之中——人类有机体并不是一件空的容器,只等着文化将内容倾倒进去。{255}事实上,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人类的基本内驱力和情感随着不同形式的社会化和社会关系而发展出多重的样貌,这种现象使得我们认定“人性”并非举世皆然,而是经过文化长时间以各种方式雕琢出来的结果。文化总是促成某些情感表达方式,而排斥另一些形式,从而使受文化熏陶的成员产生特定的情感结构和感受方式。每个人所经历的感情范围与细致程度、感受与无感受、情感能力的范围,以及特有的满足与压抑形式,随着文化不同而出现惊人的差异。此外,它们也表明,特定文化的形式与实践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与人类的心理结构与发展进行互动的。{256}
  大卫·加兰德认为,情感如何建构,以及情感如何随时间而演变,乃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影响了刑罚。我们知道犯罪与刑罚这两个议题足以引发大众与当事人的情感反应。我们对该违法者采取什么样的回应才算适当,答案总在畏惧、敌视与威胁以及怜悯、同情与宽恕之间徘徊。此外,只要刑罚意味着暴力的使用或疼痛与痛苦的施加,刑罚的运用便会受到主流情感对可以允许和不可以允许的暴力形式所做的区分的影响,也会受到文化态度如何看待疼痛的影响。{257}实际上,大多数刑罚政策的执行之所以可能,在于它们所依赖的刑罚措施已经被视为可以忍受的,而刑罚措施所蕴涵的道德也被视为理所当然。大体来说,“可接受性”这个前提已经被解决了——从某个方面来说是被遗忘了——虽然如此,它依然是个前提问题。{258}许多可能施行的刑罚(肉刑、致残、投石、公开鞭刑等)之所以被排除为“无法想象的”刑罚,乃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来说太过残酷而“野蛮”——完全违背了现代文明人的情感。通常这是一种情感判断——表达出情感上的厌恶,而非理性上的反对。这种以主流情感为基础所做出的判断,界定了刑罚政策领域可能性的外,在轮廓。这种外在界线通常都并未明言,甚至也看不见,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只有在有人残暴地跨越界线,或者因为时移世异而重新划定界线时,界线才会变得明显可见。因此,这种现象说明了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也提醒了我们一些容易遗忘的事——刑罚部分决定于我们情感的特定结构,而我们的情感本身也会发生变迁和发展。{259}
  在大卫·加兰德看来,对于文明化情感的任何一般性分析来说,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两卷本《文明化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都是不可或缺的。通过历史研究,埃利亚斯详细地描述了从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社会情感变迁的方式,并从历史资料所呈现的众多细致、具体且缓慢渐进的态度与行为变迁中,找出了存在于变迁之下的广泛的发展模式。埃利亚斯在描述了变迁模式及其典型的变迁方向之后,便着手解释情感与个体心理变迁和广泛的社会组织与互动模式变迁之间的联系。虽然埃利亚斯并没有提及刑罚史与他所描绘的广泛发展之间的关联,但是,他对现代情感的发展与特质所作的分析对刑罚研究相当重要,正如大卫·加兰德所指出的那样,刑罚是一种深受“文明”概念影响的社会生活领域。{260}
  在埃利亚斯的作品中,“文明”的概念是指“人类行为的特定转变”。{261}他所描绘的“行为”包括男女的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它们展现在文化实践、仪式与制度之中。通过运用大量历史文献,特别是礼仪手册、教育文本、小说作品、绘画以及其他教导与描述的文献,埃利亚斯追溯了诸多不同的社会和个人生活领域的行为规范以及最终的实际行为的变迁。在埃利亚斯翔实且迷人的笔触之下,餐桌礼仪、对身体机能的态度、吐痰或擤鼻涕的适当方式、卧房中的行为、梳洗和整洁的习惯、挑衅的表达、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关系、男人在女人面前的行为、与上级或陌生人交谈的适当方式都经历了重大的变迁。而且,埃利亚斯从各式各样的变迁中发现了周而复始发展模式和原则,使变迁过程充满了秩序和方向感。随着适当行为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文化的文明化进程多半涉及社会对个人控制的加强与分殊、行为的高尚化,以及心理抑制程度的提升。因此,“文明”的观念表现出进程,而就像其他进程一样,历史学家必须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
  在埃利亚斯看来,这些文化需求和社会关系上的变迁最终会对个人的心理组织,特别是内驱力与情感的结构产生影响。埃利亚斯指出:“社会的行为规章在人类身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使之成为个人自我的构成要素。这个要素就像个人整体的人格结构,当社会行为规章与社会结构出现变化,它就必然会跟着变化。”{262}人类逐渐将父母与社会环境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恐惧、焦虑与压抑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并发展出依据文化生活需要而有效压抑本能内驱力展现的超我(super-ego)。因此,出现了文化变迁的必然心理结果——“文明化的心理进程”{263},它涉及个人人格结构的变迁,特别是自我控制、内化限制以及压抑焦虑(例如恐惧、羞耻、敏感与困窘)的发展。公开的挑衅行为,或者甚至是任何未加修饰的情感流露,逐渐受到法律力量和社会审慎的禁止。只要这种社会化的进程成功了,那么个人的情感和行为就越有秩序、越不那么任意且越少徘徊在极端之间。受到如此训练以及心理建设的个人,便能支撑起社会惯例,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惯例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要求更高程度的压抑与忍耐,并提高高尚与情感的门槛。而且,文明的态度会从一个社会团体向另外一个社会团体扩散,因此,起初在社会精英内部发展出来的情感和态度会向外扩展并影响更大的人群。只要刑罚政策受到社会对于暴力的态度、人们目睹痛苦和遭受痛苦的情感性反应以及精英对适当行为和可以允许的行为的观念的制约,那么埃利亚斯对文明化迸程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刑罚措施及其历史发展就是大有帮助的。{264}
  在埃利亚斯的理论中,与刑罚更为相关的是他提出的困扰之事的“隐私化”(priva- tization of disturbing events)命题。{265}在礼仪与文化的发展中,埃利亚斯认为存在一个关键的隐私化过程。通过这个隐私化过程,生活的某些方面因此从公共领域消失并隐身于社会生活场景之后。性、暴力、身体机能、疾病、痛苦与死亡逐渐成为困窘与嫌恶的来源,并被移到各个私人领域,例如被驯化的核心家庭、私人盥洗室与卧室、监狱牢房与医院病房。隐藏在隐私化过程背后的,是一股压抑人类行为兽性方面(代表粗鲁与不文明)的倾向。这些行为逐渐被定义为令人嫌恶且不礼貌,而个人则被教导要避免在上级和长辈面前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免惊吓对方。最后,这种文化压抑变得越来越普遍而无所不在:痛苦、排泄或展示身体机能的景象受到彻底嫌恶,并被禁止出现在公共场合。逐渐地,更为隐私的新封闭空间在“幕后”发展起来,让人们小心翼翼地在当中进行上述活动以避开他人视线,而在进行的同时,周围也常常围绕着羞耻和难堪的气氛。
  隐私化的概念是很重要的,这不只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为什么会大量地倚重监狱这种封闭空间,将之作为对付制造麻烦的个人的主要手段;它也清晰地指出,文明化涉及对“不文明”行为的替换和重新安置,但并非完全压制它们或者使它们消失。例如,现代由国家统治的社会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暴力不再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可以容忍的方面。然而,正如埃利亚斯指出的那样,暴力并未从社会中消失;相反,它储藏于“幕后”——在国家的军营、军械库与监狱之中——随时准备在紧急状况中派上用场,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可能违反国家规范和禁令的人。因此,“储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有形暴力,对个人生活构成持续而一致的压力,一种全然熟悉而又无从感知的压力,使人从幼年开始就必须在行为与内驱力上适合社会结构。”{266}因此,从各方面看来都是最文明的社会在放弃文明的制约之后,竟会造成世界大战、原子弹攻击与种族灭绝,这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267}
  与其他野蛮的符号相同,暴力、疼痛或身体受苦的景象对于现代情感来说都是令人极为困扰与嫌恶之事。因此,这些景象都尽可能地缩减到最小的程度。至于依然运用暴力之处则被移到公共空间之外,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净化改扮,并往往成为特殊团体如军队、警察或监狱人员的垄断之物,这些特殊团体以非人格的专业方式来执行暴力,以避免暴力可能引起的情感反应。
  我们将之与“文明”等同的情感、抑制与文化仪式的发展,是一段漫长的过程,其中也伴随着各种不平坦和此消彼长。为此,埃利亚斯提出了所谓的“典型文明曲线”(typ- ical civilization curve),深刻地概括了这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特定阶段。埃利亚斯以餐桌礼仪以及社会认可的切肉方法生动了说明了这个命题。他指出,社会越来越倾向于将惹人嫌恶之物以往视线范围之外,整只动物的切割也不例外。由于切肉的景象越来越惹人嫌恶,因此逐渐消失在社会生活的场景中,而是交由专业人士在店铺或厨房中进行。“我们一再发现,所谓的文明,其进程的特殊之处便在于隔离,也就是将惹人嫌恶之物隐藏在‘幕后’”{268}。大卫·加兰德指出,埃利亚斯的这一命题可以解释刑罚史的一般发展模式。在现代初期,死刑和肉刑都在公共场合施行,司法的杀戮和犯罪人的受刑展示构成了社会生活公开的一个部分。到了17、18世纪,行刑的景象重新被界定为令人嫌恶之物,社会精英尤其抱有这种看法。处决的场面逐渐被移往“幕后”——通常是在监狱围墙后面。随后,甚至连对犯罪人施加暴力都惹人不悦,于是肉刑和死刑遭到大举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种类的制裁如监禁。到了20世纪末,刑罚成为可耻的社会活动,由专家和专业人员在封闭空间(如监狱或感化院)中施行,避开了公众的目光。{269}同时,文化与心理转变不仅造成埃利亚斯所谓的文明化情感,也在影响刑罚制度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我们同意埃利亚斯作品中所提到的特定现象,特别是“良知”的强化、对暴力行为的持续抑制、人类之间同一性的增长、对疼痛与痛苦感受的强调,以及广泛而逐步地予以隐私化与净化的文化倾向,那么,在描述刑罚史或刑罚社会学时,我们就必须考虑这些变数。当然,情感并非决定刑罚的唯一要素,埃利亚斯自己就认为,心理与文化现象总是与社会结构、阶级斗争与组织形式息息相关的,这些要素都有助于影响刑罚实践。然而,一旦我们承认埃利亚斯所指出的文化现象的现实性和有效性,就必须将它们列为刑罚社会理论的运作因子。{270}
  大卫·加兰德指出,埃利亚斯的作品对刑罚社会学的价值在于它详尽地解释了作为现代西方社会之特征的特定文化和心理结构即“文明化情感”,而这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刑罚方式有非常重要的含义。“文明化进程”理论教导我们关注现代刑罚的形式特征,辨别产生这些形式的情感类型,并且帮助我们追溯它们与产生它们的、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类型之间的关联。如果这些情感的确影响了刑罚的形式——似乎这是不言自明的,尽管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或者唯一的——那么就会出现两个后果:第一是理论后果,即任何对刑罚形式或者刑罚历史的分析都必须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决不能再将文化情感排除在刑罚的研究之外,像鲁舍和科希海姆以及福柯那样视之为单纯的“意识形态”;第二是实际后果,即文化斗争、新闻报道以及道德批判——刑罚改革者的传统工具——确实能够对刑罚变革产生效果。刑罚形式根植于客观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架构之中。政治创制、道德论证、情感培养与文化教育都有助于影响社会刑罚制度的各项细节与管理。即使社会的阶级斗争基础结构或相应制度、行政合理性及道德多元化没有立即改变的可能性,我们仍可以期望道德与文化斗争对刑罚领域的影响。{271}
  (四)作为文化创造者的刑罚
  虽然文化对刑罚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大卫·加兰德承认,“由于因果关系的发生方向是双向的,与所有制度一样,刑罚有助于文化的形成,因此比较好的做法是将刑罚描述成文化人造物,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具体表现”{272}。在他看来,文化意义的广泛模式无疑影响了刑罚模式,但刑罚与刑罚制度也有助于塑造广泛的文化,促成文化的生成与再生成。这是个双向过程,一个互动的关系,如果从因果或者向量的角度来看,必定有两道箭头同时从两个方向交错而过,尽管它们无须等量,也无须位于同一平面。如同其他主要的社会制度,刑罚受到外源广泛的文化模式的影响,但它也产生了属于自己的意义、价值与情感,它们有助于——虽然力量很小但影响却很大——形成主流文化的细节部分。因此,刑罚制度既是文化的“因”,也是文化的“果”。刑罚制度不仅正面建构并延伸了文化意义,也反复重申或“重新肯定”了文化意义。.我们不应认为刑罚只是被动地“表现”或“反映”外源文化模式,相反,刑罚其实是文化关系与情感的主动生成者。{273}
  大卫·加兰德指出,如同其他社会实践,刑罚可以从社会行动或文化意蕴的角度来加以观察,因此,我们可以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将刑罚视为“实践”的制度,也可以从诠释的角度将刑罚视为“表达”的制度。其中,刑罚学倾向于从社会行动的角度来分析刑罚,从刑罚对受惩罚者的直接效果来探讨刑罚的影响,因此,刑罚是一连串的实践,包括对罪犯进行监禁、监视、没收财产或者管制与控制,而刑罚学家的任务则是衡量这些行动的直接效果,探讨刑罚措施对遭受制裁的犯罪人所施加的改造、威吓或者隔离无害化的结果。刑罚学研究基本上是对作为直接社会行动形式的刑罚所做的衡量与评估。与此相对,刑罚社会学则试图探讨刑罚在社会中的一般角色而不是对罪犯的直接效果,这种研究常常结合较具诠释风格的分析取向,例如将刑罚视为意识形态控制或者道德表达。为此,刑罚社会学通常会放弃精确详细的分析,转而接受较具玄思性且印象主义式的诠释所带来的联想与洞见。{274}
  大卫·加兰德认为,在社会的共同意义、价值以及最终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刑罚的实践、论述与制度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刑罚尤其是一种传达与教诲的制度。通过刑罚的实践与宣示,我们借以赋予世界意义的一些范畴与区别便产生效力,并成为文化的流通物。{275}在刑罚的日常活动中,刑罚教导、厘清、展现并权威地制定了一些基本的道德一政治范畴与区别,有助于形成我们的象征世界。刑罚日常性地诠释事件、界定行为、分类行动并评估价值,之后再以法律权威进行裁判,并将判决结果强加于犯罪人与公众身上。{276}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刑罚实践的表达与象征功能已经得到承认和理解,但它们通常集中在刑罚制裁清楚而且自觉地传达的明确符号上,例如非难、谴责与污名化的符号,至于刑罚如何生产出广泛而根本的社会意义——不仅限于直接的非难,还传达了非难以外的主题与象征——则少有人论及。{277}大卫·加兰德试图表明,刑罚所传达的意义不仅关乎犯罪与刑罚,也关乎权力、权威、正当化、规范化、道德、人格、社会关系以及其他许多相关事物。刑罚符号与象征是权威与制度话语的一部分,试图组织我们的道德与政治理解,教育我们的情感与感受。刑罚符号与象征不断下达重复的指令,要求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善与恶、正常与病态、正当与不正当、秩序与失范。通过裁判、非难与分类,它们教育我们并说服我们如何进行裁判、非难与分类,并提供一套进行上述事务的语言、片语与词汇。这些表意实践也告诉我们该将社会权威置于何处、该如何维持秩序与共同体、该到何处寻找可能的社会危险,以及对这些事物做何感觉;另一方面,刑罚象征的召唤效果在我们的心智中引发了一连串的指涉与联想,将刑罚事务和政治、道德与社会秩序问题联系在一起。简言之,刑罚的实践、制度与话语都能表意,而它们所传达的意义远远超过犯罪与刑罚的直接性,而旁及更为广泛且延伸的议题。刑罚因此是文化文本——或许,更适当的说法是“文化展现”——将延伸意义传达给各阶层的社会大众。刑罚无疑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而受到不同团体的解读与理解——遗憾的是,我们对于“接受”(这是文学批评家的用语)的重要议题仍未具备充分的资料。如果我们要理解刑罚的社会效果,我们就必须探讨刑罚生产意义与创造“规范化”的正面能力,以及它压制与消除越轨行为的负面能力。{278}
  为了具体地说明刑罚对于文化生产的意义,大卫·加兰德首先探讨了刑罚表意的方式。在过去,刑罚是通过在群众面前公开执行的各种制裁方式——例如刑枷、断头台等——来传达刑罚试图传达的道德信息的。现在,刑罚制裁向公众传达意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包括司法判决、法官的附带意见、政府文件、委员会报告或者哲学陈述。{279}但是,大卫·加兰德特别指出,真正在刑罚领域中创造特定意义架构的,并不是这些事物本身,而是日常例行的制裁与制度实践。{280}例如,虽然量刑只是司法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环节,它仍然是重要的表意实践。法院手中握有各种制裁方式,它们不只是处理罪犯的技术选项,也是一种符号系统,能以社会大众普遍理解的方式传达特定意义。每个特定的制裁方式都伴随着可以辨识的象征,在任何特定语境下,监禁、罚金与缓刑都各有其意义。因此,判决是一种有意识的运用,判决者通过惯常的工具来表达意义并传递象征。{281}刑罚还可以通过实践时所使用的话语和刑罚学知识来进行表意。正如大卫·加兰德所指出的那样,当刑罚体系采用独特的概念来看待罪犯与犯罪行为,运用特定的方式来分类犯人,或以独特的心理学来诱发并改造犯人,抑或是开始使用独特的词汇来描述罪犯并刻画其行为时,这些概念或词汇并不会只是在从业人员之间流动;相反,它们会回流到社会中,也会成为一般见解和广为流通的知识。{282}这些话语可以缓慢改变社会态度的完整思考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媒体起着传播和中介的重要作用。{283}另一个刑罚领域中的公共表述与文化象征的源头在于刑罚制度的实际构成与刑罚官员的外观。法庭的结构、空间与时间上的安排,诉讼两造在程序中的地位都明确地传达出对审判来说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同样,监狱人员穿着制服而缓刑人员未穿制服的事实,也传达了在形象与社会意义上相当重要且广受讨论的差异,而这也会对这些人的自我概念造成某些影响。此外,少年法庭的陈设与安排都经过一番涉及,使之在象征上有别于一般法庭。{284}大卫·加兰德还非常生动细致地描述了监狱的建筑设计对于其所投射出来的意象的重要意义,以之作为刑罚制度外观的象征意义的最重要例证之一。{285}
  其次,大卫·加兰德研究了刑罚表意实践中的受众问题。不管说服以什么形式出现,目的都在于说动别人,制造认同,使接受者产生态度并开始行动。因此,说服往往预设了特定的受众,以某种能在特定情境下吸引特定族群的表达形式进行。为了成功,任何服首先都必须在受众身上制造认同——受众必须认可说服所关注的内容,熟悉说服所使用的语言,觉得说服完全是针对他们的。在刑罚实践中,进行表意实践的状况以及表意实践所针对的受众各有不同,首先最直接的当然是被判有罪的犯罪人,其次是刑罚专业人士,即在刑罚体系中工作并使之运作的人员,最后是一般大众。{286}他们对刑罚的表意实践具有不同的理解,通过各自不同的互动方式与刑罚进行沟通。{287}
  最后,大卫·加兰德论述了刑罚实践所传达的意义本身。在刑罚过程中,刑罚制度演示了责备、要求负责与确立责任等特定实践并赋予这些实践以权威。这些制度默默地主张自身的实践乃是模范或表率,显示行为人该如何负责、谁可以要求负责以及以什么条件负责。具体而言,刑罚对社会权威、个别主体以及社会关系所传达的意义是有所不同的。就社会权威而言,在刑罚行动与制度中,国家——或任何形式的统治精英——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公共形象以及自身的责任。刑罚所采取的形式、赖以宣示其正当性的象征、用来表述其意义的论述、所运用的组织形式与资源,都描述着独特的权威风格,明确刻画了施行刑罚的权威。在此,大卫·加兰德具体论述了刑罚在18世纪的专制国家、19世纪的自由主义国家以及20世纪的福利国家中的不同表意方式。{288}就个别主体而言,刑罚通过日常性实践以及较具哲学性的宣告,投射出人是什么、人的种类是什么与各类人等及其主体性该如何理解的明确观念。通过要求个人负责的程序,刑罚界定了正常主体性的性质以及一般认定存在于个别能动者及其个别行动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个人主体性的构建。{289}就社会关系而言,刑罚首先可以被表述为最高统治者权力于不忠诚的臣民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表述为法治国家与违反社会契约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被表述为福利国家与需要照顾和改造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人们都可以在刑罚中看到基本社会关系的特征、纽带关系所隐含的相互关系,以及赖以理解纽带关系的词汇和象征。就另一层含义来看,刑罚实践也显示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犯罪人与其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290}
  (五)小结
  大卫·加兰德所提出的作为一种文化的刑罚理论,是近几十年以来影响最大的刑罚社会学理论之一。受格尔茨的文化概念以及“深描”方法论、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进程”理论以及其他思想家(例如福柯和布迪厄等)的强烈影响,他将刑罚的意义置于探讨的中心,表明文化是如何决定刑罚以及反过来刑罚如何有助于文化的生产:毫不夸张地说,大卫·加兰德的刑罚社会学是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理论,也是刑罚社会学中无法逾越的一座高峰。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将刑罚视为文化的一个创造物和中介也是存在诸多危险的。首先,将刑罚解读为一个文化文本会诱使我们关注刑罚话语,而刑罚话语有一种导致将谈论误以为是行动的不良趋势,这样就会忽视与之相对抗的刑罚实践的现实。其次,关注刑罚的意义倾向于重结构而轻批判,即允许实践者在不承担采取一个评价的、批判的和规范的立场的额外负担的情况下进行分析和解释。最后,将刑罚设定为文化秩序创造中的一个主要中介,这就过分强调了刑罚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291}
  八、结论:迈向多元化的刑罚社会学
  本文在前面的各个部分分别讨论了涂尔干、马克思主义者、福柯、韦伯以及大卫·加兰德的刑罚社会学理论。涂尔干将刑罚视为一个道德化的机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刑罚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或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福柯相信刑罚是权力/知识运作的一种实践,韦伯的理性化官僚制解释了刑罚的理性化以及这种理性化的限制,大卫·加兰德则主张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刑罚理论。应当说,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对刑罚进行了分析,对理解刑罚这种现象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些理论堆砌在一起,以为这样就可以提供一种宏大的刑罚实践和刑罚历史的理论。正如大卫·加兰德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折中主义的危险在于,援引不同的理论家对“刑罚与社会”所提出的各项论证,可能会使人们草率地假定它们之间有着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相同关切,从而导致由各种不相容的前提、矛盾的概念与不断变化的研究对象构成的智识纠结。想要一次把所有事情说完,可能只会说得更加不清楚且更加难以令人信服。{292}
  但是,尽管存在这样的危险,理论上的多元化仍然是必要的且可能的。这里所说的理论上的多元化,是指借鉴多个分析视角并构建一个所研究之对象的多维度解释。{293}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曾经指出:“过去社会学家必须过度地进行分析与抽象化的工作,现在则必须对整体进行重构。”{294}在分析刑罚时,在防范无原则的折中主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谨慎地防止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的陷阱,所谓的化约主义,意味着以单一的因果原则或功能目的来解释刑罚,例如道德、经济、国家统治或者犯罪控制。我们不应当寻找单一的解释原则,而是必须捕捉多重因果、多重效果与多重意义的事实。我们必须了解,在刑罚领域中——如果所有社会经验——特定事件或特定发展通常具有多重原因(彼此互动而塑造出最后形式)、多重效果(依照每个人的标准而被视为功能性的或非功能性的)以及多重意义(随着行动者与受众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尽管某些原因、效果或意义会具有较强的力量。因此,分析的目标应该始终在于捕捉各种原因、效果和意义,并追溯它们的互动过程,而不是将它们化约为单一的通行货币。{295}事实上,我们可以让不同的视角彼此竞争,以便它们能彼此修正而更加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不同的视角只是对“刑罚”这个共同的现象提出了略微不同的问题,它们都专注于刑罚的一个方面,展示了决定刑罚的一个不同因素并勾勒出一个不同的关联。
  事实上,有时候,不同的理论家研究的是相同的问题,只是在解释上有所不同——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和涂尔干对于国家或者人民情感在刑罚政策形成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存在分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必要将其中的不合之处说明清楚,并提出最佳的解释方式作为解决良方,或者另外发展出可以改进两者的理论。然而,有时候,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理论之间的分歧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大。例如,涂尔干强调现代刑罚的表达性、情绪性和惩罚性,而福柯则强调现代刑罚系统的工具化和理性化的性质。但是,事实上,这样的观点没有如实地表述福柯的理论范围。与涂尔干不同,他的理论并没有涵盖刑罚从起诉到法院判决直至行刑的整个社会过程;相反,他关注的只是监狱的实践及其呈现出的理性。他主要在于解释刑罚管理和技术,换言之,他只是研究刑罚过程的一个关键方面,而不是从头到尾的整个过程。而且,正因为他的目的在于理解积极的、规训的权力机制而不在于全方位地理解“刑罚”,因此他的作品就从未试图讨论情绪和道德情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对监禁刑得以运用的语境产生着建构的作用。因此,涂尔干和福柯之间的矛盾可以视为解释的重点和理论的兴趣不同:涂尔干关注对社会道德的理解,他的解释建立在法庭的仪式和刑法立法之上;福柯则试图理解现代权力的理性,并将刑罚制度置于权力分析的最显要的位置之上。这样来看,由于他们的解释是以一个分化的刑罚过程的不同方面为基础的,那么问题就不再是孰对孰错;相反,我们要问的是他们所描述的不同方面如何互动、这些冲突如何解决,以及这些张力对现代刑罚过程具有怎样的影响。{296}
  在其他的情形下,一个特定的理论家或许成功地指出了一个似乎可以逃脱其他理论解释之审查的刑罚要素——例如福柯的权力/知识、涂尔干对旁观者角色的研究、鲁舍和科希海姆对市场角色的重视、韦伯对理性化的解读以及埃利亚斯对不断变化的情感的探讨。在此,我们要指出的是,“刑罚”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事物,而是一个复杂的、分化的过程,它涉及权威和谴责的论证框架、施加刑罚的仪式程序、刑罚制裁以及执行它们的制度和机构的清单、刑罚过程向不同的观众展示的符号和形象的修辞等。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将刑罚的这些不同的要素和方面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内部分化的整体。同时,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与刑罚相关的不同解释的多样性,并且承认这些解释或许可以在某些方面形成“互惠性的注解与相互深化”{297}而不是彼此排斥。
  为此,大卫·加兰德主张在方法论上采用弗洛伊德提出的“多重决定”的概念。所谓“多重决定”,其实就是切合实际地承认,在所有历史事件的形成中,有着多重原因——是多重原因,而非无限多的原因——的参与,而历史经验的每个成分,则有着多种——而非无限多的——功能。{298}正如历史学家毕蒂所指出的那样:“刑罚变革几乎可以确定并非源自简单的单向度影响。社会在任何时刻所运用的惩罚形式,都受到各种利益与意图的影响。各种刑罚形式都是下述问题的回应:相反的考量(包括法律架构)是什么;技术上可行的做法是什么;面对明确的犯罪问题,可欲的或者必要的做法是什么;社会愿意接受与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为什么刑罚方法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支持并被其他方法取代?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刑罚方法发展于广大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之中,而这个语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无形间改变可以接受与不可以接受的界限。”{299}因此,在研究刑罚社会学之时,我们应该牢记于心的是,当出现一个解释时,必须将之视为与其他解释并存的特定解释,而并非能独立存在的排他性解释。
  大卫·加兰德认为,除了在方法论上采取“多重决定”以外,还需要刑罚现象的适当概念图像——针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种理论描绘或表达,同时呈现出复杂性与复杂性所要求的分析方式。他认为应当以“社会制度”的概念来作为思考刑罚的方式。{300}所谓社会制度,包括家庭、法律、教育、政府、市场、军队和宗教等,是高度模式化和组织化的社会实践。它们是社会所确立的工具,用来处理反复出现的需求、关系、冲突与问题;如果社会关系要合理稳定与分殊,便必须以有秩序与有规范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需求、关系、冲突与问题。每个制度的组织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生活领域,为该领域的人类行为提供管制与规范架构。这些制度多半会在漫长时间中缓慢演进,因此制度的当下性格往往既受到历史与传统的影响,也受到其当下运行机制的影响。已发展的社会制度其实是一种既定架构,可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中满足需求、解决纠纷与规制生活。社会制度在发展成一种管理紧张关系、调和冲突力量以及处理某些必要事物的工具之后,内部往往也包含着自己所试图规制的矛盾与多重利益的痕迹。{301}正如约翰·安德森所言:“制度是特定冲突的场景,也是达成各种目的的手段,因此各个特定制度必然结合了一些往往互不相容的目的,组织了往往彼此敌对的利益团体的关系。”{302}
  每种制度都对应着社会生活中的某个独特方面以及特定的一套需求与问题,因此它们都有其内在合理性与处理事务的独特方式——可以称之为制度文化——这些合理性与处事方式的基础来自于经年累月发展出来的知识、技术、规范规则与工作程序。制度成员或职员只要在制度内工作,便会受到制度逻辑的指导,并必须以制度架构所指定的方式来表达问题或议题。因此,如果想将议题作为法律问题或道德议题、作为家庭事务或市场力量问题,或者是作为刑罚问题来处理,就必须遵循不同的思考与行动方式,而每种方式都有其独特的语言、规范与原则。就某种意义来说,每个制度场域都会产生自身的独特世界,有着自身的性格与角色、地位与受规则规定的关系,如同人们从一个地区(或法域)移到另一个地区所体验到的差异。{303}
  但是,这些制度世界只是半封闭的。它们对其他世界开放,并与延伸到它们的特定领域之外的社会网络连接在一起。每个制度都在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并日常性地连接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在影响周围社会力的同时也受到它们的影响。制度连接着其他制度,也连接着外部世界,并受到经济、政治、文化与科技力量的影响。制度虽然具有明显的自主性,但由于它们处在由社会力所构成的整体之中,因此它们受到形成其外在环境的价值与社会安排的建构。所以,社会制度具有自身的逻辑性,但它们同时也是广大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每个制度都是社会场域中的连接点,也是各种力量会聚之处,同时也是自身规范与实践的存在之所。{304}
  为了理解刑罚这种特定的制度现象,我们必须从复杂性、多重目的与多重决定的角度进行思考。我们必须认定刑罚是一种同时也是功能体系的历史创造物,是一种同时也依赖于其他形式与社会关系的独特生活形式。无论如何,在看待刑罚时,我们必须学会既从它的整体性(将之视为制度)也从它的关联性(将之视为社会制度)来着手。{305}
  主张刑罚是一种上述意义上的社会制度,主张刑罚受到社会力与历史力所构成的整体的限制,主张刑罚具有自己的制度架构,主张刑罚支持着一套会产生刑罚与社会效果的管制与表意实践,这并不等于提出一种刑罚的一般性理论。相反,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个关于各种彼此互动的力量——道德、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行政与刑罚条件如何会聚于刑罚领域并影响刑罚形式,或者显示刑罚措施如何执行法律、规制人民、实现政治权威、表现情感表达、增强社会团结、强化社会分工与传达文化意义等——的理论分析模式,通过它来详细表现出它们的互动模式、认清规律的因果关系,并揭示不因时间而变动的决定与建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模式相当于莫斯的“整体社会事实”的观念,它表面上看起来独立自足,但事实上却涉及其他基本社会领域。刑罚表面上是处理犯罪人的机器——一个受限制、个别且具法律—行政功能的实体。然而如我们所见,刑罚也是国家权力的表现、集体道德的表达、情感表达的载体、受经济限制的社会政策、当下情感的具体化,以及一套展现文化氛围与有助于创造社会认同的象征。刑罚同时是社会组织的要素、社会关系的方面以及个体心理的成分,宛如一条细线,贯穿了每一层社会结构,连接了一般与特殊、核心与边缘。从表面上看,刑罚只是一种处理犯罪人的手段,好让其他人的生活能不被罪犯骚扰,但它其实是一种社会制度,有助于界定社会的本质、各种构成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中可行且可欲的生活方式。{306}
  正如大卫·加兰德指出的那样,这种刑罚概念对于我们思考刑罚与刑罚政策的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清楚地展现刑罚的社会向度以及刑罚制度所引发的各种内在冲突与社会后果,刑罚社会学为政策评估、哲学反思或政治判断提供了较为适当的经验基础。人们在研究具体刑罚制度之时,往往会将它们仅仅视为犯罪控制的工具,而不是根据它们作为社会实践的整体价值所做的判断。但是,坚持从工具的角度来评估刑罚制度将造成无法理解刑罚制度的后果。以监禁刑为例,每一份重要报告都提醒我们,现代社会的监狱明显没有达到犯罪控制的目的,但犯罪控制却又是监狱存在的理由,这是一个悖论。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仅仅从工具性角度是无法解释的。如同所有复杂制度一样,监狱同时追求数个目的,并通过各种力量以维持正常运作。例如,监狱可以安全地把犯罪人排除在社会之外,并且有效地控制那些对社会造成麻烦的个人(无害化);监狱不需要犯罪人的高度配合,因此能够处理顽强的个人,如果有必要则诉诸武力,由于死刑、放逐与流放已经不再普遍,因此对于大多数现代刑罚体系而言,监狱就成了终极的刑罚,它是最后一道具有强制性的有力制裁;最重要的是,监狱提供的惩罚方式——让犯人饱受严苛的痛苦与伤害——大致与现代情感对公开身体暴力的限制相符,在肉体惩罚被称为不文明、公开暴力被称为违背良知的时代里,监狱可以提供精巧且隐蔽的暴力形式,使得大多数人在文化上可以接受。{307}因此,仅仅从单一平面或平面价值来评判监狱的成功与否,显然是有问题的。人们必须将监狱当成一个复杂制度来理解,并据此予以评判,认识它的各种刑罚与社会功能及其社会支持的本质。
  将刑罚作为社会制度来思考,不仅改变了我们理解刑罚的模式,也改变了我们对刑罚所做的规范性思考。我们将会依据广泛的标准来判断刑罚,并将以往使用在社会制度上的思考方式运用在刑罚上,留意各种需求和期望。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刑罚,等于挑战了现代刑罚制度普遍采用的狭隘工具性自我描述,转而提出一种对刑罚的理解比较具有社会意识和道德知觉的概念。而且,如果遵循这种方式对刑罚进行反思,那么现代社会也许会开始降低它对刑罚政策之有效性的期待。
注释:
  {1}Lucia Zedner, Crimin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70.
    {2}刑罚研究路径的三分法是美国学者大卫·加兰德(David Garland)的贡献,并且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See David Garland and Peter Young,“Towards a Social Analysis of Penality”,in David Garland and Peter Young ( ed.),The Power to Punish: Contemporary Penality and Social Analysis,Humanities Press,1983, p.1;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Lucia Zedner, Crimin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Chapter 3; Cyndi Banks,Criminal Justice Ethics,Sage Publication,2004,Chapter 5.
    {3}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4}David Garland and Peter Young (ed.),The Power to Punish: Contemporary Penality and Social Analysis, Huraanities Press,1983,Preface.
    {5}关于福柯的刑罚社会学思想,参见,例如,苏力:《福柯的刑罚史研究及对法学的贡献》,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蒋熙辉:《惩罚的艺术一福柯刑罚思想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海斌:《福柯〈规训与惩罚〉解读》,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年第6期;关于将福柯的刑罚社会学思想运用于对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参见葛磊:《刑事制裁体系近现代史纲》,北京大学法学院2007届刑法学博士论文;关于将涂尔干的刑罚社会学思想运用于对死刑的研究,参见梁根林:《公众认同、政治抉择与死刑控制》,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
     {6}实际上,时至今日,刑罚社会学已经发展出两个方向:定性研究的方向(qualitative analysis)和定量研究的方向(quantitative analysis)。本文所探讨的是前者,关于后者(主要是关于监禁刑特别是监禁率的研究),将另文予以介绍。See Dario Melossi (eds.),The Sociology of Punishment, Ashgate Publishing,1998, introduction.
    {7}R. A Duff and David Garland (eds.),A Reader on Punish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
    {8}参见〔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4页。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康德的刑罚正当性理论完全排斥功利;在公正的前提下,康德认为可以考虑刑罚可能给社会或者罪犯本人带来的好的效果或者威慑功能。参见陈兴良:《刑罚目的新论》,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王立峰:《康德的惩罚观:公正优先兼顾功利——读〈法的形而上学原理>》,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
     {9}〔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7页。
     {10}参见〔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6页。
     {11}关于报应主义刑罚理论与功利主义刑罚理论的问题以及试图调和两者的学说,参见陈兴良、周光权:《超越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忠诚理论——对刑法正当根据的追问》,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2}H. L. A. Hart, Punishment and Responsibi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9.
    {13}R. A. Duff, Punishment,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36.
    {14}Ibid., p.28.
    {15}R. A. Duff, Punishment, Communwation and Commu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3.
    {16}参见〔德〕格吕恩特·雅科布斯:《行为责任刑法——机能性描述》,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这种学说得到了我国一些学者的支持,参见,例如,冯军:《刑法的规范化诠释》,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6期;陈兴良、周光权:《超越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忠诚理论——对刑法正当根据的追问》,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7}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虽然刑罚哲学试图对刑罚的各个阶段进行评价,但是这样的努力是否能够获得成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关于这样的努力,参见,例如,王世洲:《现代刑罚目的理论与中国的选择》,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18}See David Garland,“Philosophical Argument and Ideological Effect”,7 Contemporary Crises (1983),112-143.
    {19}See Lucia Zedner, Crimin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85; David Garland and Peter Young,“Towards a Social Analysis of Penality”,in David Garland and Peter Young (ed.),The Power to Punish: Contemporary Penality and Social Analysis, Humanities Press,1983,p.5.
    {20}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21}Ibid.
    {22}See David Garland and Peter Young,“Towards a Social Analysis of Penality”,in David Garland and Peter Young (ed.), The Power to Punish: Contemporary Penality and Social Analysis, Humanities Press,1983,p.12;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23}See, e. g., Nigel Walker, Sentencing in a Rational Society, Allen Lane,1969; Leon Radzinowicz and Marvin Wolfgang,“The Criminal in Confinement”, in Leon Radzinowicz and Marvin Wolfgang (eds.),Crime and Justice, Vol.3,Basic Books,1971,pp.113-154; Robert Martinson,“What Works?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Prison Reform”,35 Public Interest (1974),pp.35-76; James Q.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Basic Books,1975.
    {24}See David Garland and Peter Young,“Towards a Social Analysis of Penality”,in David Garland and Peter Young ( ed.),The Power to Punish : Contemporary Penality and Social Analysis,Huraanities Press,1983,p.16; David Garl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25}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iv of Research (1991),115-165.
    {26}See David Garland,“Frameworks of Inquiry in the Sociology of Punishment”,41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90), pp.145.
    {27}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m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0.
    {28}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Cyndi Banks,Criminal Justice Ethics, Sage Publication,2004, p.120.
    {29}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30}Ibid.;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m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0.
    {31}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32}Ibid.
    {33}See Lucia Zedner, Crimin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76.
    {34}See Donald R. Cressey, “Hypotheses in the Sociology of Punishment”,39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1955),36-48.
    {35}Baron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p.88.
    {36}Ibid.
    {37}Beaumont and Alexis de Tocqueville,O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Carey,Lea & Blan- chard,1833,p.47.
    {38}See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39}〔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一版序言,第11页。
     {40}同上,第20页。
     {41}同上,第26—27页。
     {42}〔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7页。
     {43}同上注。
     {44}同上注。
     {45}同上,第31页。
     {46}同上,第33页。
     {47}同上注。
     {48}同上,第二章。
     {49}同上,第三章。
     {50}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m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26.
    {51}Ibid.
    {52}Ibid., p.28.
    {53}〔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1页。
     {54}同上,第43页。
     {55}同上,第42页。
     {56}同上,第48页。
     {57}同上,第44页。
     {58}〔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6页。
     {59}同上,第45页。
     {60}同上,第47页。
     {61}同上注。
     {62}同上,第101页。
     {63}同上,第62页。
     {64}〔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0页。
     {65}同上,第48页。
     {66}同上,第48—49页。
     {67}同上,第49页。
     {68}同上,第52页。
     {69}同上,第51页。
     {70}同上,第65—67页。
     {71}同上,第70页。
     {72}〔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3—59页。
     {73}See Emile Dürkheim,“Two Laws of Penal Evolution”,38 Cincinnati Law Review (1969),32-48.
    {74}Ibid.
    {75}Ibid.
    {76}Ibid.
    {77}Emile Durkheim,“Two Laws of Penal Evolution”,38 Cincinnati Law Review (1969),32-48.
    {78}Ibid.
    {79}Ibid.
    {80}Ibid.
    {81}Ibid.
    {82}Emile Dürkheim,“Two Laws of Penal Evolution”,38 Cincinnati Law Revieiv (1969),32-48.
    {83}Ibid.
    {84}Ibid.
    {85}Ibid.
    {86}Ibid.
    {87}Emile Durkheim,Moral Education: a study in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trans. Everett K. Wilson and Herman Schnurer,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1,p.10.
    {88}Ibid., p.9.
    {89}Ibid., p.167.
    {90}Ibid., p.166.
    {91}Ibid., p.162.
    {92}Ibid., p.167.
    {93}Emile Durkheim, Moral Education: a study in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rans. Everett K. Wilson and Herman Schnurer,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1, p.182.
    {94}Ibid.
    {95}Ibid., p.183.
    {96}See David Garland,“ Durkheim's Theory of Punishment: A Critique”,in David Garland and Peter Young (ed.), The Poiver to Punish: Contemporary Penality and Social Analysis, Humanities Press,1983, pp.37-61.
    {97}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Mathieu Deflem, Sociology of Law: Visions of A Scholarly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Chapter 11.
    {98}See Steven Spitzer,“Punish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Durkheim’s Theory of Penal Evolution”,9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975),87-129.
    {99}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m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26.
    {100}See David Garland and Peter Young,“Towards a Social Analysis of Penality”,in David Garland and Peter Young (ed.),The Power to Punish: Contemporary Penality and Social Analysis, Humanities Press,1983, p.8.
    {101}关于这些论述的分析,See David F. Greenberg (ed.),Crime and Capitalism: Readings in Marxist Criminology,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1981,Part 1.
    {102}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m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83.
    {10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05}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m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88.
    {106}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是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构成的学术团体,无论从代表人物的数量,还是从其成员理论建树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它都是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可以断言,不研究和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可能十分全面与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众多,著述丰富,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年代又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与卢卡奇、布洛赫等人是同龄人,而它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等人至今依旧健在并十分活跃。《刑罚与社会结构》一书的作者鲁舍就是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
     {107}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m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88.
    {108}Ibid.
    {109}Ibid., p.89.
    {110}George Rusche and Otto Kirchheimer,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Russell and Russell,1968, p.3.〔2〕Ibid., p.5.
    {111}David Garland,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90.
    {112}George Rusche and Otto Kirchheimer,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Russell and Russell,1968,pp.5-6.
    {113}Ibid., p.5.
    {114}Ibid.
    {115}See George Rusche and Otto Kirchheiraer,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Russell and Russell,1968.
    {116}George Rusche,“Labor Market and Penal Sanction: Thoughts on the Sociology of Criminal Justice”,10 Crime and Social Justice (1964),35-42.
    {117}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94.
    {118}George Rusche,“Labor Market and Penal Sanction: Thoughts on the Sociology of Criminal Justice”,10 Crime and Social Justice (1964),35-42.
    {119}George Rusche and Otto Kirchheimer,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Russell and Russell,1968,p.84.〔2〕Ibid., p.151.
    {120}Ibid., p.63.
    {121}Ibid., p.206.
    {122}George Rusche,“Labor Market and Penal Sanction: Thoughts on the Sociology of Criminal Justice”,10 Crime and Social Justice (1964),35-42.
    {123}Ibid.
    {124}George Rusche and Otto Kirchheimer,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Russell and Russell,1968,p.5.
    {125}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p.105-110.
    {126}Ibid., p.110.
    {127}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12.
    {128}See Evgeny B. Pashukanis, Law and Marxism: A General Theory,Pluto Press,1989,p.184.
    {129}Ibid., p.167.
    {130}Ibid.,p.169.
    {131}Ibid.,p.173.
    {132}Ibid., p.174.
    {133}Ibid.
    {134}See Evgeny B. Pashukanis, Law and Marxism: A General Theory, Pluto Press,1989, p.176.
    {135}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14.
    {136}See Evgeny B. Pashukanis, Law and Marxism: A General Theory, Pluto Press,1989, pp.181-182.
    {137}Ibid., p.181.
    {138}See K. P. Thompson,“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38 Past and Present (1967),230-257.
    {139}See Evgeny B. Pashukanis, Law and Marxism: A General Theory, Pluto Press,1989,p.184.
    {140}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p.115-116.
    {141}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116.
    {142}Ibid., pp.116-117.
    {143}Ibid., p.117.
    {144}Ibid., p.131.
    {145}Stanley Cohen, Visions of Social Control: Crime, Punishment and Classific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0.
    {146}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131.
    {147}Ibid., p.132.
    {148}Ibid., p.133.
    {149}See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1977, pp.3-7.
    {150}Ibid., pp.7-24.
    {151}Ibid., pp.23-24.
    {152}See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Irans.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1977,p.25.
    {153}Michael Foucault,“Prison Talk”,in Colin Cordon and etc.(eds.),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 Pantheon Books,1980,pp.37-54.
    {154}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38.
    {155}See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1977, pp.26-30; Michael Foucault,“Two Lectures”,in Colin Cordon and etc.(eds.),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 Pantheon Books,1980, pp.78-108.
    {156}See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1977,pp.26-30.
    {157}Ibid., p.28.
    {158}关于旧制度下肉刑的运用史以及肉刑最终为什么被废除,See John Langbein, Torture and the Law of Proof: Europe and England in Ancient Regim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159}See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1977,p.35.
    {160}Ibid.
    {161}See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1977,pp.47-54.
    {162}Friedrich Nietzsche,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Anchor Books,1956, p.213.
    {163}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p.140-141.
    {164}See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1977,pp.57-69.
    {165}Ibid.,pp.73-75.
    {166}Ibid.,pp.75-77.
    {167}Ibid.,pp.77-103.
    {168}See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1977, pp.135-169.
    {169}See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1977, pp.135-170.
    {170}Ibid., pp.107-195.
    {171}Ibid., p.201.
    {172}See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trans.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1977,pp.271-285; Michael Foucault,“Prison Talk”,in Colin Cordon and etc.(eds.),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 Pantheon Books,1980,pp.37-54.
    {173}See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1977, p.209.
    {174}Ibid., p.217.
    {175}Ibid.
    {176}Ibid., p.189.
    {177}See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1977,pp.293-308.
    {178}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179}Ibid.
    {180}ibid.
    {181}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182}Ibid.
    {183}Ibid.
    {184}Ibid.
    {185}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186}Ibid.
    {187}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77.
    {188}See David J. Rothman,The Discovery of Asylum: Social Order and Disorder in the New Republic,Aldine Transaction,2008.
    {189}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77.
    {190}〔英〕戴维·比瑟姆:《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徐鸿宾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68页。
     {191}黄小勇:《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僚制——韦伯官僚制理论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21页。
     {19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0页。
     {193}同上,第296页。
     {19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51—268页。
     {19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45页。
     {196}同上,第246页。
     {197}〔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47页。
     {198}有学者认为这一过程开始于17世纪,See Pieter Spierenburg, The Spectacle of Suffering: Execu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Repression: from a Preindustrial Metropolis to the European Exper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199}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180.
    {200}有学者强调国家形成的过程是刑罚发展的核心力量,See Pieter Spierenburg, The Spectacle of Sujfering: Execu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Repression: from a Preindustrial Metropolis to the European Exper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201}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81.
    {202}Ibid., pp.181-182.
    {203}Ibid., p.183.
    {204}Ibid., pp.182-183.
    {205}Ibid., pp.183-184.
    {206}Ibid., p.184.
    {207}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185.
    {208}Ibid.
    {209}See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1977,p.9.
    {210}See David Garland,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p.186-187.
    {211}Ibid., p.188.
    {212}Ibid.
    {213}See Lucia Zedner, Crimin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78.
    {214}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90.
    {215}Ibid., p.192.
    {216}See Lucia Zedner, Crimin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78.
    {217}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93.
    {218}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93.
    {219}See Michael Ignatieff, A Just Measure of Pain: The Penitentia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50-185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
    {220}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93.
    {221}Ibid.
    {222}See George Herbert Mead,“The Psychology of Punitive Justice”,in Andrew J. Reck (ed.),Selected Writings:George Herbert Mea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p.32-43.
    {223}See David Garland and Peter Young (ed.),The Power to Punish: Contemporary Penality and Social Analysis, Humanities Press,1983.
    {224}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Welfare: A History of Penal Strategies,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1985.
    {225}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226}福柯是在尼采“谱系学”的影响下描写“现在史”的。福柯历史研究的特点在于为了了解当代的议题或制度,因此要对引发这些议题或制度的历史条件进行调查。
     {227}See 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28}虽然最早运用“刑罚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pimishment)这一术语的是犯罪学家唐纳德·克莱西(See Donald R. Cressey,“Hypotheses in the Sociology of Punishment”,39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1955),76-88),但是真正界定“刑罚社会学”并系统梳理其理论学说的是大卫·加兰德。
     {229}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93.
    {230}Ibid., p.195.
    {231}Clifford Geertz,“Thick Description: Towards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in Clifford Geertz (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Fontana Press, p.5.
    {232}大卫·加兰德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运用索维尔对文化的区分就刑罚社会学中的文化概念进行了分类。索维尔将文化区分为作为一个社会关系分析维度的文化(“文化的”,即与非文化相对的文化)和作为一个集体性实体的文化(“一个文化”,即与彼文化相对的此文化)。受此启发,大卫·加兰德认为,在作为文化形式的刑罚社会学中,文化的概念应当进行这样的区分:作为区别于集体意识、经济关系、权力/知识和理性化的文化和作为对刑罚产生不同影响的各种具体文化。应当指出的是,这是对文化的外部界定,与这里对文化的内部界定有所不同。See David Garland,“Concepts of Culture in the Sociology of Punishment”,10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2006),419-447.
    {233}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95.
    {234}Ibid.
    {235}Clifford Geertz,“Thick Description: Towards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in Clifford Geertz (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Fontana Press,Chapter 1.
    {236}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195.
    {237}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98.
    {238}Ibid., p.195.
    {239}Ibid., p.197.
    {240}Ibid., p.191.
    {241}Ibid., pp.200-201.
    {242}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201.
    {243}Ibid., p.202.
    {244}Ibid., pp.202-203.
    {245}Ibid., p.203.
    {246}Ibid., pp.203-205.
    {247}Ibid., pp.205-206.
    {248}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206.
    {249}Ibid.
    {250}Ibid., p.207.
    {251}Ibid.
    {252}Ibid., p.203.
    {253}Ibid., pp.209-210.
    {254}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210.
    {255}Ibid., p.213.
    {256}Ibid.
    {257}Ibid., pp.213-214.
    {258}Ibid., p.214.
    {259}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214;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260}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p.215-216.
    {261}See Norbert Elias,The History of Manners,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ume 1,trans. Edmund Jephcott,Pantheon Books,1978, p.51.
    {262}Ibid., p.190.
    {263}See Norbert Elias,The History of Manners,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ume 1,trans. Edmund Jephcott,Pantheon Books,1978,p. xii.
    {264}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265}See Norbert Elias,The History of Manners,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ume 1,trans. Edmund Jephcott,Pantheon Books,1978,p.163.
    {266}See Norbert Elias, The History of Manners,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ume 1,trans. Edmund Jephcott, Pantheon Books,1978,p.239.
    {267}Ibid.
    {268}Ibid., p.121.
    {269}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224;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1991),115-165.
    {270}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225;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271}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247;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272}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191.
    {273}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p.249-250.
    {274}Ibid., p.250.
    {275}Ibid., p.251.
    {276}Ibid., pp.251-252.
    {277}Ibid., p.191.
    {278}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253.
    {279}Ibid., p.254.
    {280}Ibid., pp.254-255.
    {281}Ibid., pp.256-257.
    {282}Ibid., pp.257-258.
    {283}Ibid., p.258.
    {284}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p.258-260.
    {285}Ibid., pp.259-260.
    {286}Ibid., pp.260-265.
    {287}Ibid., p.265.
    {288}Ibid., pp.265-267.
    {289}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p.267-271.
    {290}Ibid., pp.271-272.
    {291}See Lucia Zedner, Crimin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84.
    {292}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iv of Research (1991),115-165; 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279.
    {293}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294}Marcel Mauss,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trans. W. D. Halls, W. W. Norton & Company,2000, p.78.
    {295}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iv of Research (1991),115-165; See David Garland,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p.280-281.
    {296}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297}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Basic Books,1985, p.234.
    {298}Peter Gay, Freud for Histori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187.
    {299}J. M. Beatitie, Crime and the Courts in England, J660-18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470.
    {300}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281.
    {301}Ibid., pp.281-282.
    {302}John Anderson, Studies in Empirical Philosophy, Angus and Robertson,1962, introduction.
    {303}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p.282-283.
    {304}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p.282-283.
    {305}Ibid., p.283.
    {306}Ibid., p.287.
    {307}See David Garlan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14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1991),115-165; See David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p.288-289.
出处:《刑事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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