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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研究的实证分析
崔会如
上传时间:201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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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社区矫正研究成为刑事法学领域一个引入瞩目的现象,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以社区矫正为主题进行查询,从出现社区矫正相关研究的1999年,到2007年4月份,共有644篇文章,虽然其中不乏新闻短讯、随笔等一些非学术性的、或者与社区矫正相关性比较低的文章,但经过逐一筛选之后,仍然有350篇进入了笔者的观察视野。笔者拟以这350篇论文为研究范本,对社区矫正知识生产状况进行系统研究。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期刊网并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数据库{1},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期刊网基本上收录了各个学科的重要论文,而且它也是国内规模最大、使用最为广泛的学术论文数据库。{2}所以,这350篇论文虽然不能反映社区矫正研究的全部情况,但至少体现了其基本风貌,本文将以此为横断面,对社区矫正知识生产的现状、原因、前景等进行多视角的观察、思考,以期对社区矫正知识乃至刑事法学知识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社区矫正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社区矫正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冷到热的过程
  通过考察社区矫正研究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社区矫正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新兴的话题。从中国期刊网上刊载的信息来看,在1999年以前,社区矫正是一个无人涉足的领域。社区矫正的研究,最初是作为行刑社会化、监狱行刑改革的相关话题进入到学术界视野的。1999年,陈金鑫在《刑侦研究》(现在更名为《犯罪研究》)发表了《澳大利亚的行刑社会化》一文,在对澳大利亚社区矫正制度系统介绍的基础上,对我国缓刑、假释、管制等刑罚制度的低效运行状况进行了初步反思。此后几年,在一些相关研究中对社区矫正也有所涉及,但所占的分量很轻。作为专门话题的社区矫正研究出现在2002年。2002年11月,刘强教授在《法治论丛》上发表了《上海社区矫正的发展与评价》,对上海市社区矫正的历史与现状、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如何进一步完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2002年受司法部委托,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成立社区矫正研究课题组,对社区矫正首次进行系统性研究,在国内外社区矫正现状介绍的基础上,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就如何改革与完善这一制度提出了建议,其研究的主要成果以《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研究》(上、下),发表在《中国司法》2003年第5、6期。由此,社区矫正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开始受人关注,专门性研究大量出现,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刘强:《社区矫正的定位及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王顺安:《社区矫正的几个法律问题》;康树华:《社区矫正的历史、现状与重大的理论价值》;范燕宁:《社区矫正的基本理念和适用意义》;王利荣:《从司法预防视角谈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思路》;周国强:《国外社区服务刑述评及借鉴》;翟中东、孙霞:《关于社区矫正的推进》;吴宗宪:《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思考》;刘守芬、王琪、叶慧娟:《社区矫正立法化研究》;冯卫国、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社区矫正》;何显兵:《论社区矫正的根据》;颜九红:《问题与路径:中国社区矫正前瞻》等等。总之,从近几年社区矫正论文的产出情况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冷到热、从相关研究到专门研究的过程,并呈现出一种总体上升的态势。具体见表1。社区矫正论文的年度分布情况,表明这一研究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其连年递增的态势却预示了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潜力的研究方向。
  表1社区矫正论文的年代分布情况
┌────┬────┬───┬───┬───┬───┬────┬───────┬────┐
│年份  │1999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1—4月)│合计  │
├────┼────┼───┼───┼───┼───┼────┼───────┼────┤
│数量  │1    │2   │17  │61  │81  │168   │20      │350   │
└────┴────┴───┴───┴───┴───┴────┴───────┴────┘

  (二)社区矫正研究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
  1.初步形成了北京、上海两个研究中心
  统计发现,350篇论文的产地广泛分布于北京、上海、辽宁、浙江、江苏等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说明随着社区矫正实践形态的展开,作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种新动向,社区矫正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虽然如此,社区矫正论文的产地分布并不均衡,而是存在着地区间的不平衡。宁夏、贵州等偏远省份产出有限,新疆、内蒙、海南、西藏等省(自治区)则是一片空白。社区矫正研究的主要力量分布在东部和中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以北京为依托的环渤海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区论文产量引入瞩目。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以占论文总数42%的比例成为社区矫正知识生产无可辩驳的中心城市。(见表2)
  表2社区矫正论文产地分布情况
┌───┬───┬───┬───┬───┬───┬───┬───┬───┬───┬───┬───┬──┐
│北京 │上海 │辽宁 │浙江 │江苏 │广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河北 │四川 │其他 │合计│
├───┼───┼───┼───┼───┼───┼───┼───┼───┼───┼───┼───┼──┤
│77  │70  │24  │20  │19  │16  │16  │15  │14  │12  │11  │56  │350 │
└───┴───┴───┴───┴───┴───┴───┴───┴───┴───┴───┴───┴──┘

  2.初步形成了以高等院校为主、实务部门为辅的研究格局
  在社区矫正研究的系统分布中,高等院校处于绝对统治地位,除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等专门的政法院校以外,其他很多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均有学者涉足于此。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学者对社区矫正的研究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统计发现,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的组成部分,虽然并非政法院校研究的专利,但上海政法学院(含上海大学法学院)、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等有着丰富刑事司法研究资源的院校的产出情况却证明了其传统的研究优势。统计发现(以发文超过5篇的标准进行统计),这11所院校共发文114篇,占论文总数的33%。(见表3)
  表3高等院校发文数量统计
┌───────────────┬─────┬─────────┬──────┐
│校名             │发文数  │校名       │发文数   │
├───────────────┼─────┼─────────┼──────┤
│上海政法学院(含上海大学法学院│34    │华东理工大学   │8      │
│)              │     │         │      │
├───────────────┼─────┼─────────┼──────┤
│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   │11    │首都师范大学   │7      │
├───────────────┼─────┼─────────┼──────┤
│华东政法学院         │9     │西南科技大学   │7      │
├───────────────┼─────┼─────────┼──────┤
│中国政法大学         │9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7      │
├───────────────┼─────┼─────────┼──────┤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8     │武汉大学     │6      │
├───────────────┼─────┼─────────┼──────┤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8     │合计       │114     │
└───────────────┴─────┴─────────┴──────┘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实践性的研究领域,社区矫正也受到了实务部门的关注。统计发现,社区矫正论文的作者中有19%来自于公、检、法机关,特别是从事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领导及基层工作者,结合本职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促进了社区矫正多元化研究格局的形成(见表4),并提供了另外一种对社区矫正进行观察的视角。
  表4论文作者系统分布数量统计
┌────────────┬───────────┬───────────┐
│论文作者来源      │论文数量       │所占百分比      │
├────────────┼───────────┼───────────┤
│高等院校        │272          │78%          │
├────────────┼───────────┼───────────┤
│实务部门        │68          │19%          │
├────────────┼───────────┼───────────┤
│科研机构        │10          │3%          │
├────────────┼───────────┼───────────┤
│合计          │350          │100%         │
└────────────┴───────────┴───────────┘

  
  3.研究主体多元化,但尚未形成一支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
  从社区矫正研究人员显示的个人资料来看,社会矫正研究主体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倾向,虽然大多数学者具有法学背景,但也不乏具有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参与其中。如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社会学博士后张昱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社区矫正自身性质的复杂性相联系。社区矫正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而是一个涉及多门学科知识的概念,如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犯罪学等。社区矫正研究者的多元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学者们的社会使命感和学术自觉性。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所言,我们要结合社区矫正工作,从社会学视角提供分析范式,以此来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推动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3}另外,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众多的核心作者。所谓“核心作者”,是指那些发文量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本文将发表3篇以上论文的作者界定为社区矫正研究主题的核心作者。统计发现,发文3篇以上的只有18人,可见社区矫正研究的主体力量仍然很薄弱。
  4.已经初步形成一个核心期刊群
  在对社区矫正论文的来源期刊进行统计分析的时候,笔者发现刊载这一主题论文的刊物非常的分散,既有法学类,也有社会学类的;既有专门性的刊物,也有综合性的刊物。但总的来讲,社区矫正的论文更多的出现在法学类期刊上,且主要集中在中国司法、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法治论丛等10家刊物上.(以发文5篇以上作为统计标准),共发文152篇,占统计文献的43%,可见社区矫正研究已初步形成一个核心期刊群(见表5)。
  表5社区矫正论文核心期刊发文数量统计
┌──────────────┬────┬───────────┬─────┐
│中国司法          │39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 │9     │
├──────────────┼────┼───────────┼─────┤
│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6   │犯罪研究       │9     │
├──────────────┼────┼───────────┼─────┤
│法治论丛          │21   │人民检察       │8     │
├──────────────┼────┼───────────┼─────┤
│青少年犯罪问题       │15   │法律适用       │6     │
├──────────────┼────┼───────────┼─────┤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14   │法学杂志       │5     │
├──────────────┴────┴───────────┴─────┤
│合计:152                                 │
└─────────────────────────────────────┘

  (三)社区矫正研究的内容、方法尚处探索阶段
  1.研究内容多元化,并呈深化、细化的趋势
  从350篇论文所显示的信息来看,社区矫正研究所涉及的内容非常的广泛。既有对社区矫正存在理论基础的分析、又有对社区矫正的性质、范围、工作主体、工作流程等具体问题的探讨;既有对国外相关情况的介绍,也有对本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考察;既有对社区矫正美好前景的展望,也有对其现实障碍存在的隐忧;既有对社区矫正立法的制度设计,也有对社区矫正实务问题的理论评估。
  从近几年的研究动向来看,虽然基础理论研究、价值分析是社区矫正研究的重要主题,也是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所在,但也有很多学者表现出了对具体问题的关注,从而预示了社区矫正的研究开始向纵深的方向发展。如对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执行主体、工作流程的分析、对社区服刑人员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等等。为了提高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效果,有针对性地解决其在矫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少学者对社区矫正的具体方法进行了探索。比如周湘斌在《个案管理服务——适合于社区矫正的社会服务方式》中主张将个案管理服务引入社区矫正中,并对这一工作流程、实现条件进行了具体分析;费梅萍在《社区矫正中个案社会工作方法运用的经验实证研究》中,对这一方法介入的层面、现状、效果及局限性进行了分析;连春亮在《谈自信训练法在社区矫正中的运用》对如何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自信训练进行了具体分析;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科学评估是对其进行有效矫正的前提,目前已经出现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比如刘诗嘉在《试论社区矫正评估对象的构建》中,对社区矫正评估对象的种类、社区矫正评估对象的方法,以及我国社区矫正评估对象的确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孔一在《再犯预测的基本概念辨析与选样方法评价》中在对再犯预测的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对具体的选样方法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对于防范社区矫正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社区矫正研究的切入点来看,既有从法学的角度进行的考察,也有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论述,还有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的探索,可见社区矫正研究的理论来源比较丰富,而且研究内容与作者的学术背景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
  2.比较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笔者注意到,比较的方法在社区矫正的研究中受到了格外的重视。据统计,在350篇论文中,有114篇文章运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占全部论文的33%,其中的110篇文章都是中外比较,鲜有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沿革的历史比较,以及国内不同地区间社区矫正实践的理性思考。在中外比较中,比较对象的来源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且以英语国家为主,像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验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而非英语国家比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情况则涉及较少。英语国家的经验虽然为我国学者所重视,但笔者统计发现,只有42篇文章引用了英文原文。这表明大部分作者的外文水平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矫正研究的国际视野。
  3.社区矫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内容空泛、论证乏力,学术失范引入关注
  学术创新是学术活力的源泉,但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各种形式的老调重弹、新瓶装旧酒现象突出。“真正原创性的著作少到近乎无,或复述传统之言,或转述西方之说,乃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的谋生之道”{4}。虽然看上去眼花缭乱,实则虚假的繁荣。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积弊,社区矫正研究也很难幸免。首先从内容来看,重复性的研究太多,创新性的研究太少;一些文章内容空洞、数据陈旧、缺乏说服力。比如为了说明我国假释制度低效运行的现状,一些作者以20世纪90年代的数字来加以证明,而对于2003年以来社区矫正试点开始后的状况却只字不提,以历史来证明现实,其时间概念的错位显而易见,让人难以信服。
  其次,在社区矫正研究中,虽然有很多作者引经据典,对论文内容做多方求证,表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但仍然不乏一些问题的存在。在350篇论文中,全文没有一个注释的文章数为79篇,占文章总数的23%;另外的271篇有引文的文章中,引文在5个(含5个)以下的有112篇,占文章总数的32%,二者合计占论文总数的55%。无引文和少引文的比例如此之高,引入深思。首先这反映了一部分作者的学术视野狭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蒋寅先生撰文指出学术论著要有独到见解,独到发明,必须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提供新的信息,乃是学术研究的常识。为此学者必须掌握学术动态,了解他人的研究成果,在别人研究的终点开始自己的探索。”{5}论文的引证直接体现了学术产品的知识谱系与信息来源,可部分社区矫正论文的引文情况却表明,一些人根本不关心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一味闭门造车。当然也不排除在一部分人的文章中存在引而不注的情况,但这又导致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即引文失范。根据《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的有关规定:“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6}有些作者显然没有对这个问题予以重视。可见,无论从正文,还是从引文情况来看,社区矫正研究中的失范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
  (2)从研究方法来看,多为一种静态的、应然的描述
  方法是获得科学的途径和手段,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对该学科进行深入探索和完善以及完成该学科任务的重要工具。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7}这四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就我国社区矫正的研究现状而言,方法论问题尚未得到普遍关注,多数研究者偏重于形式化方法,即强调逻辑推理、定性分析,实验法、调查法等实证性研究方法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从社区矫正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来看,传统的思辨方法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很多的学者习惯于抽象的理论建构,从立论的依据来看,其材料来源主要限于一些二手的文献资料,能够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的很少,据笔者统计,在350篇论文中,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只有27篇,占全部论文的8%。即使是形式化的方法,一些研究者也不能科学地运用,在一些社区矫正的论文中,缺乏缜密的思维和客观的分析,导致说理苍白、逻辑混乱。
  二、社区矫正研究状况的原因分析
  (一)社区矫正研究兴起的原因分析
  1.改革开放以来严峻的犯罪现实所带来的理论诉求
  “在什么时候出现某一个特定的问题并非偶然,既定的情况决定着问题,也决定着回答。”{8}不可避免地,社区矫正研究的兴起、发展也是决定于所处时代之“既定的情况”,是对时代问题的回答。正像卡尔·曼海姆所言,认识过程实际上在历史上并不根据内在法则发展,相反,实际思想的出现和结晶,在许多关键方面受各种各样超理论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与纯理论因素相反,可以被称作存在的因素。{9}社区矫正研究所以能够在我国兴起,离不开时代背景,离不开因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犯罪治理问题的理论诉求。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进入了纷繁复杂的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暴露出来,犯罪数量激增猛长、犯罪态势居高不下就是最引入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1978年以前我国刑事案件年发案数一般是在20万至40万起之间浮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案件年发案量总数一改常态,1979年突破了60万起,十年之后的1989年又突破了百万大关,达到197万件。{10}1991年犯罪案件达到236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5次犯罪高峰,2000年突破了350万起,2004年刑事案件总数增长到471.8万起,比1978年增加了7.8倍,犯罪率达到363起/10万人,比1978年增加了5.5倍。{11}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因为1983年、1996年、2001年全国范围内的严打等因素的影响,犯罪率间有回落,但总体是呈一种急速上升的态势。据统计,1978—2004年全国刑事犯罪是以年均8.7%的速度在增长,犯罪率是以年均增长7.5%的速度在增长。{12}
  随着犯罪的攀升和严打刑事政策的推行,每年被法院判处的罪犯数也相应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988年判处的罪犯数为36.1万余人,2001年突破70万人大关,达到74.6万余人,2004年增加到76.8万人,即1988—2004年判处的罪犯数以平均每年5.9%的速度在上升。{13}在传统的重刑结构之下,监禁刑成为大部分罪犯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由此造成监狱人满为患的局面。1988年我国监狱在押罪犯人达到105万余人,1992年上升为127万,2000年为144万,2001年,全国监狱押犯为1546130人,2003年为1562742人。据统计,1988—2004年我国的监禁率年均增长1.5%。监禁率上升引起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监狱监管压力增大,监禁成本提高。1995年,我国监狱超押30万人,2000年超押24万人,超押率为20%;2001年超押346130人,超押率为28.8%;2003年超押362742,超押率为30.2%。{14}
  监狱人满为患的局面与我国监禁刑原有弊端的结合,严重影响了我国监狱行刑效益。据2000年3月王喜文主编的《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理论研讨会文集》中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84年以来,罪犯重新犯罪逐年递增,自1984—1990年,重新犯罪比重增长了2.21个百分点,七年平均每年递增率为4.66%。1990—1996年,重新犯罪比重增加了4.76个百分点,每年以近5.16%的递增率递增。从重新犯罪的绝对数看,1996年比1984年净增79608人,增长102.37%。1996年重新犯罪率为11.10%,已大大突破了1992年白皮书上公布的6%-8%。{15}
  既然“理论的逻辑行程以现实社会的变化为最终依归”{16}。在严峻的犯罪现实和监狱人满为患的情况下,探索摆脱诸多困境的途径就成为时代赋予学术界、尤其是刑事法学界的责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刑事法学界围绕监狱的价值、功能、效益、改造罪犯的方法乃至监狱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宏大话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积极的探索,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当时犯罪率不断增长,监狱人满为患,教育改造质量趋低等情况的出现,我国许多监狱学学者就开始提出了加强监狱行刑“三化”建设的口号,即行刑社会化、法制化、科学化。还有的学者提出创建适应罪犯社会化的三级监狱管理模式,即建立由重惩戒度监狱、中惩戒度监狱、轻惩戒度监狱三级监狱管理模式,罪犯可以根据刑期长短及表现优劣,实行由重惩戒度监狱向中惩戒度监狱,再向轻惩戒度监狱流动服刑的改造机制,构建罪犯适应社会的心理缓冲机制,其中轻惩戒度监狱就类似于国外的“社区矫正”、“社区劳动”或“社会服务”机构。{17}由此,行刑个别化、行刑社会化、行刑科学化、行刑人道化等逐渐成为行刑学领域主导性的价值理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区矫正作为这些良好设想的载体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当中,从而有了对社区矫正的相关介绍和研究。
  2.“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在刑事法学领域的自然展开
  在刑事法学回应时代要求,冲出传统桎梏的过程中,以社会化处遇为特征的社区矫正能够独得学者们的青睐,笔者认为是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在刑事法学领域自然展开的结果,是学者们在传统——现代分析框架之下对刑事法学的现代化所做出的路径选择。社区矫正虽然属于刑事法律关系的末端环节,但它却在“关系”中存活。同样,社区矫正命题的确立,也离不开一定的理论土壤,尤其是离不开一定的犯罪观和刑罚观的引领和启发。
  先从犯罪观来看,针对当前的犯罪态势,很多学者以我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为背景,对犯罪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形成了不少有独到见解的理论观点。如“同步论”、“反比论”、“阵痛论”、“正负效应论”等,在这些观点中,犯罪与现代化的相关性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肯定。如有的学者在对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犯罪规律和我国犯罪现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第一,现代化进程对犯罪率和犯罪方式都有着明显的和普遍一致的影响。第二,过去二百年间许多国家的犯罪类型是社会发展进程的普遍的、持续的反应。第三,社会发展进程把犯罪从一个孤立的主要是影响城市中心的社会问题提高到现代化社会的主要问题。第四,尽管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改变似乎是国家性的犯罪类型,但却未能实现它们关于犯罪将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逐步消失并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归于消灭这个意识形态的预言。{18}这些观点,对于改变长久以来视犯罪为“反常”现象的观念以及“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心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促使人们寻求更加理性的治理犯罪的方式。
  而在应对犯罪的刑罚反应方式中,社区矫正能够作为一种方案被选择,与其自身与现代刑罚观的深度契合密不可分。如前文所述,社区矫正的研究是伴随着刑罚改革、行刑改革的话语兴起的,而对于这些改革的方向,又毫无例外地以实现“刑法现代化”、“行刑现代化”为指归。正如我国学者储槐植教授的分析,“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的方向。刑法现代化应当是刑法修改的价值定向。”{19}对于社区矫正的理论根据,有学者总结,认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复归理论、刑罚经济理论、刑事补偿理论、标签理论、刑罚人道化理论、教育刑法理论。{20}在这些理论背后,我们能够看到现代刑罚目的观的深刻影响力,刑罚价值取向的变迁。因为“刑法现代化的核心是刑罚现代化。刑罚现代化的基本点是刑罚结构朝着文明方向发展。从宏观历史演变角度观察,刑罚结构变化有一条明显的轨迹,刑罚趋轻与合理化是刑罚变化的必然趋势。”{21}而社区矫正无疑是对这一趋势的体现。可见,社区矫正研究的兴起离不开两个预设前提:一是我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二是实现包括刑法现代化在内的全面转型是我们的应然追求。“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是社区矫正研究得以兴起的深层思想基础。对于这一价值取向形成的原因,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社会结构的变迁所带来的刑罚观念的变化
  对于中国学界来说,“现代化”能够成为刑事法学界的主导价值追求,与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治理模式的变化和刑罚观念的变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国家在多个领域的作用逐渐隐退,与之相应的则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社会实体活动空间的扩大。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得到纵深发展的今天,按照学界的一般认同,我国市民社会的特质已经得以确立,虽然这种外生迟发型的市民社会模式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不够自足、自主性差以及高度依赖政府的特征,但是现有的社会条件已经为我们铺设了从市民社会理论保障权利、限制权力的目的出发,追求市民社会自主自治和法治文明的精神价值实现的现实条件。{22}“社会结构形态的变迁必然引起刑法功能、观念与文化的嬗变。{23}可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孕育、发展对国家法律的影响是巨大的,法律包括刑法其存在的根据与理由获得了重新论证。这一时期刑法自治性明显增强,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点。{24}从而导致了学术界对传统的刑法工具主义的反思,对宽容、轻缓、人道的现代刑法观念的认同。
  (2)时代主题在刑事法学领域的特殊回应
  马克思曾经提出这样一个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5}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所在,尽管目前学术上的讨论甚至争论从未停止,但不外乎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对自身现代化过程的反思哲学,并非没有普遍意义,然而对于中国当下的发展而言,必以努力实现现代化为主要历史任务,兼顾所谓“后现代”问题,当是一个基本思维框架。{26}的确,“现代化以及追求现代性的热望,或许是当代最普遍最显著的特征。”{27}即使“现代主义概念本身作为一种很有意义的理论范畴或许会遭到许多经典理论家的摈弃,正如它一直受到许多后来者的攻击一样。然而构筑一种现代性概念的问题依然存在。”{28}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关注的大课题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一点在法学领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20世纪80年代起,公丕祥就致力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主编了国家级课题《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本专著就有关法制现代化发展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起法制现代化的理论分析系统,包括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判断标准和分析方法。{29}在法制现代化的框架下,必然蕴涵着刑法现代化、行刑现代化的内容,这一点在我国学者的论著中也得到体现。2000年,田宏杰的博士论文《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出版,从市民社会这一西方刑法现代化的语境入手,通过中外刑法现代化历程的回放,从宏观上勾勒出了中国刑法现代化建设的轮廓,分章讨论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灵魂、中国刑事立法现代化、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模式设计等问题。{30}王平的博士论文《中国监狱改革及其现代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在分析监狱行刑悖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监狱现代化进行了具体的制度设计。纵览近些年法学界的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现代化”的深刻影响力。在法律现代化的知识生产过程中,以获取“现代性”为特征的“现代化”逐渐成为我国法学界的一种价值取向与思维框架。可见,现代化能够成为我国刑事法发展的价值定向,社区矫正理论产生的深层思想渊源,与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整体追求不可分离,是社会文明进程在刑事法学领域的特殊体现。
  (3) “现代化”理论具有很强的理论张力
  社区矫正所以能够在刑罚现代化的依托下兴起,与现代化理论自身极强的理论张力密不可分。现代化理论体系自身具有很强的兼容性,符合我国学术界的“期待视野”,能够赋予当前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以较强的解释和较为合理的回答。根据雷迅马的概括,“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互有重叠、互有关联的假设之上:①“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互不相关,截然对立;②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变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③发展的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④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能够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交往而显著地加速。{31}既然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如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甚至消费和生活方式都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那么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都可以运用到对每一部分的分析中,所有的社会科学门类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场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二战后国际分工的强化使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联系日益密切,对国家间的比较研究成为学术上的新领域。现代化理论所构建的历史性框架可以嫁接到任何一个社会类型中,把社会差异很大的国家连接起来,作为一种颇具吸引力的考察全球变迁的思考方式,它为各种各样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语境,所以现代化概念深得比较研究专家的青睐并渗透到各门学科中是不奇怪的。{32}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缪尔达尔在这一历史现象刚出现时就指出,“现代化”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已经成为新兴民族国家知识阶层精英分子的理想和“官方信息”,几乎已成为一种国教。{33}以至于自从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采用“现代化”一词指代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以来,现代化占据了学术研究的中心位置,现代化不仅是广泛使用的社会科学术语,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统一场,而且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用语并主宰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使现代化成为一种独特的知识现象。{34}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严峻的犯罪态势,我国传统的犯罪治理方式陷入困窘中,因而重新构建合乎需要的犯罪反应模式成为一种必然,这就需要学术界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寻找新的智力支持。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哈罗德伯尔曼这样写道,“一个溺水者眼前会闪过他的整个生命历程。这可能是他下意识的努力,以便在他的经验范围内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这种下意识的努力,也成了他从遥远的视角从头考察西方的法律传统的动力所在”{35},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类比我国法学界尤其是刑事法学界在寻求理论突破过程中的迫切心情。在我国学术界寻找新的理论基点的过程中,现代化理论以其强大的理论解释力进入我国学者的理论视野当中,成为构建新理论的逻辑起点,并对包括社区矫正在内的诸多知识的生产起了一种思想启蒙的作用。
  (二)社区矫正研究发展的原因分析
  1.社区矫正实践所产生的广阔理论空间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6}无数事实表明,“社会需要确实导致了有方向性的研究或指定投入的技术发展。”{37}在短短的几年间,社区矫正的研究能够获得蓬勃发展,离不开社区矫正在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广阔理论空间。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6省(市)为社区矫正第一批试点。200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再次联合下发通知,确定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重庆等12个省(区、市)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自此,社区矫正已在全国18个省区市展开,各地在社区矫正试点的过程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积累了很多的地方经验,同时也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社区矫正自身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执行主体与工作主体的二元分离,队伍建设滞后、经费不足等。这些都为社区矫正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理论空间、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促进了社区矫正研究向纵深发展。
  2.国家权力对社区矫正研究的肯定与支持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试图证明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的概念一样。”{38}对此结论人们有理由保持谨慎的态度,但就刑法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来看,笔者认为权力的因素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刑法学知识作为权力(国家与法律)的附着物,它是被决定的,刑法学知识很难脱离政治而自足地存在。{39}作为刑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社区矫正知识也同样如此,社区矫正研究在近几年的蓬勃发展尤其证明了这一点。
  席尔兹(Shils. E)在20世纪60年代曾说过把社会科学研究纳入政策制定过程的趋势‘很可能不可逆转’,尽管各国因为政治和行政风格不同,可能差异很大。”{40}这一预测,正逐渐成为我们国家的现实。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社会科学研究已被纳入到我国的整体发展战略中,与国家权力、公共政策的契合越来越紧密。2004年,中共中央发布了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41}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支持战略定下了基调。就社区矫正而言,近几年来,我国先后通过发布纲领性文件、规范性文件、指示命令的方式,为社区矫正知识生产制度化格局的出现创造了条件。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对社区矫正的意义、任务、程序进行说明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要认真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遇到的新问题,不断改革和完善试点方案,为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2004年底,我国将社区矫正列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进一步提出了“总结社区矫正试点经验,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的要求。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从而以一种最高权威的方式,昭示了社区矫正在实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说,中共中央[2004]3号文件是繁荣发展我国社会科学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刑事司法改革的进行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则为社区矫正研究的进行发挥了直接导向的作用。可以断言,在2003年7月以后,社区矫正的研究就紧密地契合在国家权力的运行中,甚至可以说,社区矫正知识是在国家权力肯定、推动和参与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如福柯所言:“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42}。近几年社区矫正在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科研立项的批准、研究机构的设立方面的发展就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诠释。
  近几年,社区矫正成为学术研讨的热点话题,而且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参与下,召开了多次专门的学术研讨会。如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矫正与监狱协会第6届年会暨研讨会”,将社区矫正工作作为会议的两大议题之一。2004年12月由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主办的在上海举行的“对轻刑犯的非监禁矫治措施中英研讨会”,中英两国专家对社区矫正进行了介绍与交流。2005年7月由司法部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在大连举办的“社区矫正”国际研讨会,中外学者就社区矫正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交流。2006年10月,在辽宁省沈阳市举办的“社区矫正与社会和谐——21世纪中日青少年犯罪预防与社区矫正制度研究国际研讨会”,围绕青少年犯罪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讨,展示了社区矫正研究的最新成果。2006年10月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了以“社区矫正”为主题的国际论坛,国内外学者就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些在官方支持下所进行的专门学术研讨,无疑对社区矫正知识的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
  “对于一个科学共同体来说,某个问题会由于一些无理性或非理性的原因而变得十分重要。由于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科学家去解决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就由此变得极其重要。”{43}这一就自然科学研究所下的断语,同样也适合社区矫正研究。从社区矫正研究的科研立项可以看出,社区矫正在最近几年的确显得比较重要了。据笔者对350篇论文的统计,发现有45篇论文获得了相关基金的资助,或者是某一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从经费的来源来看,既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科研项目、也有地方性的科研项目。从立项的时间来看,都是在2003年以后。可见社区矫正科研立项的增加与社区矫正试点规模的扩大具有同步性,理论与实践在国家权力的介入下找到了结合点,并进一步推动了彼此的发展。另外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最近几年多家社区矫正的专门研究机构建立起来,如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等高等院校都专门成立了社区矫正研究中心,从而为社区矫正的研究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三)社区矫正研究格局形成的原因分析
  在短短的几年间,社区矫正知识的生产格局已经初现端倪,其研究力量出现了向发达地区集中、向高等院校集中的态势,并初步形成了北京、上海两个研究中心,以及一批以高等院校为依托的重要研究基地。可见,社区矫正研究的学术生产力的分布并不均衡,而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其中的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受社会科学知识整体生产格局的影响
  虽然法学至今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法学确实已经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44}事实上,就社区矫正的具体过程而言,它也不单纯是一个刑事法学问题,其良好矫正效果的实现,有赖于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社区矫正研究的现状也已然揭示,这一话题引起了社会科学领域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学者的关注。所以,对社区矫正研究格局的原因分析,应当以社会科学知识整体生产格局为背景进行。
  各种调查反复印证,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存在着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不平衡。邹志仁教授曾经以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为标本,对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生产力进行过系统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格局呈现集中分布的态势。1999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3.99%,名列全国第一,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5个地区依次是:湖北、江苏、上海、广东、山东。{45}2000年发表的社会科学论文中北京占28.39%,名列全国第一,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4个地区依次是:上海、湖北、江苏、广东。{46}2003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北京占26.41%,名列全国第一,占社会科学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江苏、湖北、广东、浙江、四川。{47}2004年发表的社会科学论文中北京占24.87%,占社会科学‘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江苏、湖北、广东、浙江、四川。{48}几年来的统计结果表明,北京、上海、湖北、江苏、广东、浙江、四川等省市是我国社会科学知识的主要产地,智识产业发达,学术资源丰富,所以,作为社会科学新的分支的社区矫正研究首先在这些省市兴起并得到发展也在情理之中。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北京、上海、湖北、江苏、广东、浙江、四川7省市共产出论文229篇,占论文总量的65%。
  可见,社区矫正研究格局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格局高度相关,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社区矫正知识生产的地区分布情况。
  同样,在社区矫正知识生产的系统分布中,高校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原因,也可以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力的部门分布中得到解释。19世纪重建社会科学的工作使大学得到了复兴,也就是说,大学成了知识创造和知识再生产的中心场所。{49}这一知识创造格局在我国也得到了体现。据邹志仁教授的统计,1999年C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有67.53%出自于高等学校{50},2000年C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社会科学论文中有68.61%来自于高等院校,由此可估计出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2/3存在于高等院校。{51}这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德国哲学家卡尔·贾斯珀斯(K. Jaspers)的著名论断:“所谓大学,乃是人类根本的知识欲望得以集结而实现的制度”。的确,自从大学制度产生以来,它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教育家克拉克针对知识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与属性指出如果说近代大学是一座知识的动力站,那么一个国家的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就是一个规模大了很多倍的智慧力量的中心。……他们都是制造知识、修正知识和传播知识的中心。”{52}“知识是包含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活动之中的共同要素:科研创造它;学术工作保存、提炼和完善它;教学和服务传播它。自高等教育产生以来,处理各门高深知识就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并一直是各国高等教育的共同领域。”{53}由此可见,高等院校在我国社区矫正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是其在知识生产中传统优势地位的一种延续。
  2.受北京、上海优越城市地位的影响
  北京能够成为社区矫正研究的中心,与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有关,因为法学作为一个永远不能自给自足的学科,很难摆脱这二者而独立存在。同时,作为京籍院校或者研究机构由于地缘关系也具有信息优势和操作便利。对外交流机会很多,获得各种经济资本、学术资本和符号资本的渠道和机会也更多。因此,能够吸引大批的研究人员聚集于此,其成果的丰富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而上海开埠通商一百多年来,依托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汇点,成为各方投资热土。上海的教育,也是博采各国教育之长,汇纳众家教育流派,采取开放、交流、吸收、消化、贯通,去粗取精、去芜存菁、吐故纳新、逐渐形成一批富有特色的、质量较高的、海内外很有点知名度的上海历史文化名校。如今,上海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大都市,长三角城市群的首位城市,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丰富,“智识产业”发达,自然学者云集,有很强的学术生产力。可见,北京和上海能够成为社区矫正研究中心,与其优越的城市地位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北京和上海不仅具有从事社区矫正研究的充足人力资源,而且具有便于学者进行学术观察的实践资源。北京和上海既是最早进行社区建设的城市之一,也是社区矫正试点开展最早的省市。上海是全国最早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地区。自从2002年8月在徐汇区斜土街道、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闸北区宝山路街道正式启动试点工作,经过逐步推进,目前上海19个区(县)都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北京市2003年4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意见》,6月12日正式动员,7月1日起北京市东城、西城、密云三区(县)全面铺开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同年12月1日试点范围扩大到9个区县,2004年5月1日试点工作在全市18个区县全面铺开。社区矫正试点在北京和上海的开展,为这两地的学者近距离地对社区矫正进行观察提供了便利。
  3.受刑事司法研究历史格局的影响
  社会科学整体研究格局虽然对社区矫正研究集中分布的态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例外,比如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等院校所在的河南、河北两省并非社科力量的强省,但社区矫正研究成果却令人关注。笔者以为这与这些院校在刑事司法资源方面的局部优势相关联。这些院校素以特色教学著称,以培养、培训司法警官为主要教学目标,以刑事司法研究为重点,并且在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较具规模的刑事司法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所以,就社区矫正研究而言,这些院校的学者具有先天的优势,学术目标转换也比较便宜,因而在社区矫正知识生产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四)社区矫正研究中失范现象的原因分析
  近几年来,社区矫正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通过对350篇论文的分析,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繁荣背后所潜伏的危机。研究内容重复、研究方法单调、注释不规范等学术失范现象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而所以会出现这些现象,笔者认为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社区矫正研究缺乏深厚的理论积淀和必要的学术积累
  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有学者对社区矫正进行相关研究,但其在学术界真正引起关注,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在许多最基本的问题上,如社区矫正的性质、范围、执行机关、工作规范方面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而难以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向纵深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由于社区矫正属于刑事法律体系的终端环节,其所涉及的问题非常的繁杂,需要吸收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监狱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需要在“关系”中生存与发展。但由于其在时序上的滞后及其涉及领域的边缘、交叉等特点,因此,在浩如烟海的专业化成果中鲜见有关于此的论著,因此很难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自储槐植教授首倡刑事一体化的观念以来,刑法在运作中存在和发展,刑法的本性是动态的和实践的观念在理论界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对刑事法律进行整合性的研究逐渐成为理论界的一种热潮。但是,在对刑法机制的探讨中,与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研究的壮观场面和丰硕成果相比较,刑罚执行运行机制的研究相形见绌,因而难以为社区矫正的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营养。
  另外,由于社区矫正在我国属于新兴的一个研究方向,因而其知识生产体系远未达到一种发达的状态。把社区矫正作为一门课程纳入到高等学校的课程体系当中,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并且在教材、师资方面都处于草创阶段,因而可以断言,目前的社区矫正研究人员,实际上都是由其他相关学科转型而来的,其研究的动力,或者来源于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或一直从事相关问题的研究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优势,或者直接从事相关的实践工作而有一定的感悟,由于时日尚短,缺乏必要的学术积累,因此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而且社区矫正作为涉及领域广泛的综合性问题,需要深厚的理论积累和知识的整合,但由于社区矫正研究史的历史短暂,学者们学术功力的提高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可能一蹴而就。
  2.受社会科学研究整体积弊的影响
  (1)传统学术规范的影响
  社区矫正研究失范现象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传统学术规范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容忽视。按照有关学者的分析,秦至明清的中国学术史在本质上是一部解释史。传统农业官僚社会对稳定性的绝对强调意味着人文学术必然以对传承、注解、阐释流传下来的权威体系为使命,创新从根本上说是被禁止的。构成中国人文学术主流的是训诂、考证、注释之学,与之相应的学术规范不是创新,而是对权威和传统的绝对忠实。{54}以至于有的学者在对中国学术传统进行考察之后,得出了“中国几千年来并不生产知识,但却大量地生产知识贵族;并不生产真理,但却生产真理的传播者”{55}的结论。虽有些危言耸听,但确实是一语中的。这种学术规范在二十世纪受到过猛烈的冲击,但最终借助于传统与意识形态的合谋而延续下来。在1949一1976年间传统文化虽然成为批判的对象,但传统学术规范却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单一权威体系的捍卫而成为主流学术规范,因而传统学术规范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合谋之势:受僵化的苏联模式的影响,此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只允许对权威体系进行引述/复述/转述,禁止任何建立原创性体系的企图,以至于人文学术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另一种注释之学。{56}在此期间,刑法学知识也未能摆脱对单一权威的依附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话语的主导下,苏联刑法学知识进入我国,至1960年政治上与苏联交恶,苏联刑法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虽然只有短短七八年时间,但其影响至今仍然深深地侵入我国刑法学知识。{57}就行刑学的知识而言也同样如此,可以说,新中国监狱学最初的劳动改造法学观念及其知识结构主要蹈袭自苏联。{58}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以对单一权威的维护为宗旨的知识生产模式虽然有所改善,但在历史的惯性之下,也很难在短期内有大的突破。作为刑事法学知识组成部分的社区矫正虽然出现在20世纪末,没有直接背负历史的包袱,但因其与刑法学、监狱学等诸多刑事学科的密切关系,也很难避免传统窠臼的束缚。可见,社区矫正研究缺乏创新的原因,与知识分子几千年来习惯于对权威的阐释作为为学之道不可分离。
  (2)现行学术体制的弊端
  社区矫正研究失范行为的发生,固然与学术传统有关,但现行学术体制的弊端更应该受到关注,对于这一观点,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同。新浪网2003年7月曾在网上做了一项关于我国学术腐败根源的调查,共有13338人参加投票。结果表明:①受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影响的占65.70%(8763人投票);②国内的学术评估机制不合理的占60.28%(8041人投票)监督、惩罚体制不完善的占37.15%(4955人投票);知识分子生活太清贫的占25.08%(3345人投票);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沦丧的占16.98%(2253人投票)。{59}从所调查的项目和结果来看,前三项属于体制的原因。可见,学术失范行为的发生虽然不排除主观原因,但大多数人更为瞩目的是学术体制上的原因。的确,我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内生存的,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体制的力量左右着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法则。{60}其主要的问题包括:
  首先在现有的学术体制下,存在着学术成果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数字化倾向。在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往往以某种既定级别的论文、著作、科研项目的数量来评价学者们的学术水平,并作为年终考核、职称评定、甚至职务晋升的重要标尺。对教师、科研人员的定量考核以及当今的应试教育等都是知识生产体制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知识产品平庸化的必由路径。知识生产的社会化、体制化保证了知识的批量产出,但却缺少了原始创新和真理洞见。{61}一定程度上迫使学术研究者们走上了“短、平、快”、“多快好省”、“大干快上”的学术研究道路,使学术“快餐化”和“泡沫化”。这无疑影响了学术创新,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广这种对于数量的强调具有不幸的后果,如促使教授去发表质量不高的作品,在著作尚未成熟之前就急着拿出去发表,或者以同样的思想或发明仅做稍微的变化一再地拿来发表。”{62}在一个以量化指标为分配依据的学术环境下,学术必然会成为学术评价的附属品和简单对应物,从而导致学术最终成为非学术。当学术评价成为学术界内外最为关注也最为重视的目标,并由此形成学术风气,学术必然面临着时尚化、浅俗化、片面量化的变异,那是一种有违学术属性的变态异化。其次是教育、监督、惩罚机制不健全。目前学术界对于学术研究缺乏专门的职业教育和明确的规章制度。在教材方面,无论是本、专科生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在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方面,经教育部审定的规范性教材及其缺乏;在思想教育方面,有计划、有部署地向学生开展学术道德或科学伦理教育的也极少。在法律方面,我国尚缺乏一部专门规范学术论文论著的写作、评审、发表、出版、批评、评奖、评价、课题申报等所有各主要环节的法律规范。{63}这就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术失范行为的成本,强化了其侥幸心理。
  (3)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心理的驱使。在市场经济初期,多元的价值观和市场意识的泛化导致不少人产生价值迷茫,一些人为了追求名利而无视道德准则。由于复杂的原因,我国社会至今还在经历着道德失范、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的侵蚀,官本位思想、实利主义和拜金主义价值观流行。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心理的驱使下,“中国学术界深深打上了政治化、功利化、官僚化、世俗化以及平庸化、浮躁化的印记。”{64}因而导致在学术领域,部分学人无视学术道德,缺乏起码的学术自律意识,发生大面积的学术失范行为。
  三、社区矫正研究的前景设想
  综上所述,社区矫正知识作为刑事法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从表层看是知识生产者主观建构的产物,但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动因,我们会深刻体会到社会科学知识的整体生产状况、世界知识格局对其的制约与影响。所以,社区矫正研究的良好发展态势,一方面取决于知识生产者对这一事实的深刻洞察与自觉反思,一方面有赖于国家对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制的自觉调整。基于此,笔者就未来的社区矫正的知识生产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慎重处理社区矫正的“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实”的关系
  美国大法官卡多佐说过:“如果根本不知道路会导向何方,我们就不可能智慧地选择路径。”{65}因此可见目标设定对主体实践的重要性。将当下中国的法律/法学发展界定为一条现代化道路,这是没有太多疑问和争议的。因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唯一的普遍的出路”{66}。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现代化的内核——现代性的可靠性与正当性提出了种种质疑,但“自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现代事业远未走到穷途末路,其历程远未终结”{67}的判断却影响深远。吉登斯的“激进的现代性”理论就是对现代性进行捍卫的典范理论,他认为“我们不但还没有超越现代性、而且正在经历着它的激烈化阶段。”{68}可见,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依然深入人心,问题在于这条现代化道路到底应该通过怎样的合法性前提加以主导,进而将这种合法性价值前提兑现到法律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的具体领域。{69}当我们讨论中国法的现代化时,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中国文化的精神似乎与现代很不相容,中国法处在这种现代与非现代的精神夹缝中,这使我们在追赶现代的时候面临传统无所不在的压力;另一方面,在中国小心翼翼地追赶法的现代化的时候,发达国家思想界却正为现代化之后的知识状况烦恼,这又不断迫使我们检讨现代化的努力。{70}所以,对以“法制现代化”为深层理念支撑的社区矫正知识生产进行方法论的思考是至关重要的。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与现代性实际进展相伴随的是它的反思层面,包括三个阶段:一是现代性的自我表达阶段,二是现代性的自我意识阶段,三是现代性的自我批判阶段。尽管在前两个阶段不乏对现代性的警醒,但只有在第三阶段,才实现了对现代性反思的一个飞跃。在这一阶段,现代性无论是以“激进现代性”,或是“晚期现代性”,抑或是“后现代性”的面目出现,它在反思层面上都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现代性的论证和辩护再不能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进行,相反意识形态本身还需要论证。在此,对现代性的观察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角。{71}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争论中,1990年到1992年,吉登斯、拉什和贝克在自己的著作中分别提出了 reflexive modemization这个概念,试图为人们理解和分析西方社会当前所处的历史情境提供一个更为贴切的概念框架。在拉什看来,在当前及未来21世纪的社会变迁情境中,只有“反思性现代化”理论才能充分发挥一种批判理论的作用,它创造性地背离了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之间似乎永无休止的争论,为现代化的转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简单现代化给我们带来的是福柯式的原子化、规范化和个体化的情景,那么反思性现代化则展开了真正的个性化,为相对于我们的自然、社会和心智环境的自主的主体性开启了积极的可能性。由此看来,贝克、吉登斯、拉什对这种“自反性”或“反思性现代化”理论的效力和前景似乎都充满了信心。而事实上,不管这一理论在细节上目前是多么不完善,它确实是为我们理解当前的西方社会变迁乃至整个人类世界的变迁都提供了一个富有启示性的新的思考方向。{72}
  所以,在诸多的“法制现代化”范式中,笔者赞同“反思性法制现代化”(reflective modernization of law)道路。现代法律/法学的反思性之于西方而言,其实质就是理论演绎和制度重构;之于中国而言,则是一种审慎性(deliberative)判断和创造性继受。{73}西方的、现实的、传统的法律理论、文化和制度都成为反思的对象。“反思性法学”对中国法律/法学提出了多向度的反思性要求。
  尽管在社区矫正知识生产中,有许多的方面需要反思,但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对西方社区矫正知识的态度问题。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刑法学作为一门学科,我们并无更多本土资源可供采用”{74}。“我国目前的刑法知识,除历史传统的某些影响以外,基本上是外来的。”{75}同样,无论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还是一种知识形态,社区矫正都源自西方,我们也无多少本土资源可以利用。这一点在我国社区矫正研究论文中已经得到体现。在社区矫正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俯首可拾的比较研究,看到了洋洋洒洒的对于西方经验的介绍。学者们在论证、构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过程中往往以“西方法律”为参照物,法律移植的品格比较突出。法律移植是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原则、法律意识等在国家或民族间的迁移与发展,是世界法律文明发展史中的普遍现象,在中外法律发展史上,无论在古代、中世纪还是近代,法律移植的事例都大量存在,即使在当代世界法律发展中,法律移植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从中国近现代法的发展来看,自清末修律以来的一百年,正是中国学习、移植外国法的时代。中国法的近现代化,与外国法律的移植密不可分,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一百年来对外国法律的移植,也就没有近现代中国法。近现代中国法的基干,并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而是外国法,主要是西方法。法律移植是中国近现代法发展的一个基本历史现象。{76}所以在社区矫正知识的构建中,借鉴吸收国外的法律制度无可厚非,关键是要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协调好“西方经验”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关系,以促进知识增量发展,学术水平的提升。笔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避免以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
  如前所述,在社区矫正的研究中,往往通过比较的方式架起东西方知识沟通的桥梁。比较法是我国法律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在现代研究的一个趋势是被视为借鉴、移植外国法律,为本国法律服务的工具。在当前比比皆是的比较研究中,有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优位比较法”,即以比较的“本体”为中心,通过比较“客体”的参照和衬托,证明比较“本体”的优越性。这些想法均事先假定了一个处于优位或中心的对象,所谓比较无非是为了证明那些“好的”东西应该代替那些“不好”的东西,或者处于支流的东西应该向中心靠拢。{77}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现代化理论可以说都是“西方现代化历程的精华”{78}。所以在社区矫正的比较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西方中心论”的倾向比较突出,并由此在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构成价值等级制。而事实上,比较乃是人们通过对研究对象具有同类属性的其他对象的观察而达至对研究对象新的认识的途径。比较永远不应该导致优劣之辨和追求同一。用比较的方法消除差异性以及改革法律,乃是只管在法典中制定蓝图的法学家的天真想法。{79}所以,在东西方社区矫正知识的比较中,我们应该避免以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以至于造成“事实”与“价值”的混淆。实际上,无论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相互撞击,还是传统转向现代的转型,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事实”,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中并不能理所当然地产生相应的价值。也就是说,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并不能证明在道德价值上西方文化或现代就是优越的,而中国文化或者古代就是低劣的。{80}在社区矫正知识生产过程中,西方只不过是一个最具比较意义,不得不进行比较的文化系统。所以针对社区矫正的西方话语,我们应保持学术上的自信,必要的反思,避免西方中心主义对我们思想的束缚。
  2.避免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事实
  由于现代西方的势力和理论一直主宰着全世界,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而我们如果从实际而不是西方形式主义理论信念出发,便会看到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悖论现象。而由此出发,便会对西方主流理论提出质疑,不仅是描述性的质疑,也是对其所包含的因果逻辑的质疑。{81}因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理论首先是西方经验和知识传统的产物,它体现了西方文明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成果,表征了西方人认识、诠释世界的基本理论视角和方法。“西方对西方人来说可能是最好的,但以为它对全人类的大多数来说也可能是最好的,则没有根据。”{82}所以在引进西方社区矫正知识的过程中,应立足于中国实际,客观全面地进行比较,避免生硬地照搬西方的经验,以至于削足试履,造成水土不服的现象发生。
  即“研究中国问题,持有世界眼光”{83}。
  埃尔曼早就指出,在决定司法改革的迫切性或小心翼翼的诸因素中,政治和法律文化的多样性是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题目。{84}中国法律之所以不同于西方法律,并非只是法律本身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法律所蕴涵的以及法律背后所支撑的社会文化条件不同。法律移植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纯技术的和功能的。承认法律可被移植,并不意味着法律移植是个轻易就能成功的简单问题。移植不单需要受体具有必要的开放性,植体本身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还要两者存在的环境具有相似性。受经济、政治、文化、地理、民族、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涉及移植的对象、内容、原因、方式和效果等一系列问题。{85}回溯一百余年中国社会转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一百余年处于一种急剧变迁之中,“变”的形式和内容居于主流和主导,大大遮掩了那些相对“不变”的东西,从而使得中国问题处于极度简化和弱化情势,但是这一问题并非简化、弱化所能逾越。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仅仅靠移植西方制度的变迁模式并不能最终解决和超越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中国社会自身的力量。社会变迁不仅要研究“变”,更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变迁背后那些“不变”的东西,因为正是那些“不变”的东西制约着、甚至决定着“变”的内容和形式。{86}否则,即便对西方法律制度全面移植,也只是展现了西方文明的表层,深层的社会心态依然如故,而形成缺乏法律实效的双重社会。
  在社区矫正研究中,不少学者引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实例来说明社区矫正的成功,并论证了在我国全面开展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可行性与现实意义。虽然社区矫正所具有的许多正面效应不容置疑,它代表着刑罚执行的发展趋势,我国也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但是,凡事都有正反两面,并且任何一种制度在一个国家与地区的推行都应考虑适应它本土的情况。{87}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社区矫正,与西方社会拥有相对成熟的社区密不可分。它们的社区具有充裕的资源、完备的功能和发达的非政府组织。而我国二元结构社会远未发育成熟,在国家权力从某些社会领域退出后,相应的社会自治机制没有及时跟进,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的发育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服刑人员的回归或重新与社会结合,需要得到社会、家庭的支持,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矫正对象的歧视,这就需要社区居民转变传统的重刑主义的观念,能发自内心地对矫正人员给予理解、关心、尊重、鼓励。由此可见,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发展任重而道远。所以在社区矫正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对西方经验的关注不应仅仅局限于制度层面,还要对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进行全面的分析与介绍,以便有选择地吸收、借鉴。
  即便在社区矫正的制度比较过程中,也要注意不同国家在法律用语内涵和外延上的差异,以免造成对事实的误读。在社区矫正研究中,有很多学者从社区矫正的字面含义或国外的社区矫正制度的视角,思考、构建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所以出现了许多理论预设。而这些制度预设不与本土的实际情况结合,就可能陷入为制度预设而预设的怪圈。尽管20世纪中叶以后,两大法系的制度和理念相互融合吸收已经成为时代进步的体现,似乎再区分两大法系显得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处罚违法、犯罪的制度中仍然存在显著不同,在研讨国外社区矫正制度时,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犯罪概念上的差别,即犯罪定义中是否存在量化因素,导致其相适应的刑罚和社区矫正体系存在着难以忽略的差异。{88}比如在我国社区矫正试行过程中,过低的缓刑、假释率是造成我国社区矫正推行的重要“瓶颈”。在论证这一现实的过程中,很多学者列举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数字来加以佐证。但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我国的犯罪概念和西方的犯罪概念存在着定量的差异,从而造成对西方社区矫正事实的断章取义的理解。
  (二)充分整合社区矫正研究资源
  美国学者华勒斯坦等在所著《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吹响了开放社会科学的学术号角,即通过对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组织、研究者来源、研究主题的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全方位开放,达到重建社会科学的目标。如前文所述,社区矫正研究虽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但大多处于就事论事、低水平重复的状态。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社区矫正的研究也应呈现一种开放之势。就研究者个人而言,应自觉地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整合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深厚的理论底蕴支撑起社区矫正的研究;就社区矫正研究共同体而言,应倡导内部整合,以便不同学科背景学者能够优势互补,形成一股合力。其原因在于“法学并不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自足的独立领域,能够被封闭起来或者可以与人类努力的其他分支学科相脱离。”{89}在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创新社区矫正理论的过程中,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是促使不同经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的横向联合。其原因有二:一是由我国当前矫正研究的现状所决定。长久以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矫正学界普遍存在着知识储备不足,研究手段与工具的单一,思想观念的严重束缚与禁锢,因此在监狱矫正学术领域始终没有大的、超前的、带有振聋发聩的理论建树,常常是总结性的、事后补救性的、解释性的一般化研究。社区矫正研究也面临与监狱矫正研究的相同性弊端。{90}以至于产出的成果十分的苍白,尤其缺乏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成果。二是由社区矫正研究的应用性特点决定。在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者个人凭借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经过长期乃至倾其一生的潜心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并不鲜见,这是由基础研究的特点和规律决定的。而在应用性、对策性研究上,特别是在宏观和中观层次上,当今我们面临的研究课题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综合性、复杂性,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往往不是一个学科所能解决的,需要相关学科的联合攻关。通过这种联合攻关,达到对某一问题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取得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联合攻关体现了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应用性、对策性研究的规律和特点。{91}
  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的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应用性。所以由社区矫正作为应用性学科的属性,以及自身的研究现状决定了合作研究的必要性。在350篇论文中,合著的篇数为103篇,合著的比例为29%,虽然高于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合著率16.7%,但是远低于自然科学论文的平均合著率70%。{92}可见,社区矫正研究的合作还未达到普及的程度。而且,就已有的合作而言,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所谓学术资源的整合不是指同一学科人员的简单相加,而是指不同学科间的相互融合、不同研究方法的相互补充、理论与实际的相互结合及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相互交流。社区矫正作为具有一个高度实践性的话题,对其进行基本概念的澄清、基础理论的探讨虽然非常必要,但其研究的重心应在实务操作方面,因此理论部门与实际部门相互合作、互通有无就显得尤为必要。但就社区矫正研究的现状来看,社区矫正研究部门化趋势明显,学术交流不畅,目前社区矫正的合作局限于高等院校内部或不同院校之间,还有就是实务部门本身的联合,不同的研究主体缺乏沟通,各自为战,没有在发挥各自的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一股合力,以推动社区矫正研究向纵深的方向发展。以至于高校研究人员在社区矫正研究方面由于缺乏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而易犯盲人摸象的错误,而实务部门由于缺乏专门的学术素养和训练而难以对实践经验进行提升,提出高屋建瓴的理论。因此,树立全局意识、系统意识、整体意识,推倒围墙,走向联合是社区矫正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整合性的研究中,不仅要打破部门界限,还要明确问题的指向,只有提出明白、确切的问题,才有创新的可能,否则只是理论的堆砌,并没有表现真正的知识互动与吸收交流,对研究产生实际的影响。以至于学科整合变成一种时髦的装饰与点缀,研究结论变成一个大拼盘,使社区矫正研究失去应有的意义。正如王世洲教授所言刑法理论中的概念、原则、条件都具有一定的功能。没有功能的理论要素是没有意义的,不能满足功能要求的理论是需要补充的,功能不恰当的理论要素是需要修改或者废除的。”{93}由于刑法与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以及与法学中的宪法学、法理学、法社会学、其他部门法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功能刑法需要从相关学科的理论中分离出具有刑法学意义的理论。如果刑法学理论研究不探求一般社会科学原理和一般法学原理中的刑法学意义,就可能混淆一般理论与刑法学的具体理论,从而使刑法学理论丧失自己独立的品格。{94}所以在社区矫正的研究中,要在一定目标的指引下,从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诸多的学科中分离出真正对社区矫正研究有意义的理论和方法,以推动社区矫正研究的繁荣,而不是制造虚假的学术泡沫,学术上的豆腐渣工程。
  (三)促进社区矫正知识生产体系与评价体系的良性互动
  众所周知,学术规范化,其本质是强调学术传统的沉淀与累积,以形成可以有效进行知识积累和内在增长的学术逻辑。社区矫正作为刑事法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应该在起步阶段自觉地树立一种学术规范意识,祛除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功利主义思想,克服激进赶超的浮躁心态,以真正促进知识的增长。当然,仅有态度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体制内知识分子,社区矫正研究人员无法脱离现行学术体制孤立存在,也就无法避免现行体制的弊端对知识生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所以包括社区矫正在内的刑事法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要想取得大的突破,应该首先改善知识分子在体制内的生存环境。造成社会科学研究低水平重复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人垢病的是学术评价的量化倾向。在目前“重论文数量而轻质量”的环境中,没有强力推动,谁也无法从这种本末倒置的恶性竞争中全身而退。因此,必须重构学术评判体系和研究管理制度,强化制度约束,提倡学术批评和舆论监督。{95}本文主要就如何改善学术评价体系进行论述,以促进包括社区矫正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良性发展。
  学术评价体系是鉴定学术成果、审核学术质量、引导学术方向的一种特殊制度。学术评价体系大体包括:科研计量统计办法、职称申报评审条件、科研成果登记奖励办法、申请科研基金和学术奖项的评审、学科带头人的选聘、申评国家或省级重点实验室、重点文科教学基地、科研基地、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要岗位津贴等等,内容庞杂,不一而足。学术评价体系表面来看是由一系列具体的文件规定、条例杠杠、操作规则和实施办法组成,内里则是由学术标准、价值、方向和期望所组成,其核心则是决策者意志和现行价值观结合的一种浓缩体现。因此它的设置是否客观、公正、科学、合理,对学术研究的发展演变就有着最直接的引导和定向功能。{96}目前的学术评价的量化体系过于急功近利,它忽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质,忽视了长期的学术积累、厚积薄发和精益求精。它僵硬而缺少弹性,接纳不了特异和另类,容忍不了空白与失败,容易助长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重学历不重学力以及重虚名、轻实学的学风。事实上,社会科学评价几乎不可能使用单一的量化指标,因为除了某些可以量化的因素,社会科学评价还涉及价值判断、时间(历史)判断和性质判断,这些都是无法量化的指标。{97}对论文的评价最重要的还是学术论文的内在质量,也就是论文的学术价值、创造性、科学性、实用性、表达效果等。所以,社会科学评价的内容和形式方面都需要更新。借鉴有关学者的观点,社会科学评价的内容可以考虑从以下的角度进行:
  1.外在指标与内在指标相结合。一个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指标设置理应是外在指标与内在指标的有机统一,既要从体现成果价值的外在特征如课题来源、发表级别等进行分析,更要从科学性、学术价值等内在特征进行考量,不能顾此失彼。正确的做法是,在对成果进行评价时坚持以内在指标为主,兼顾外在指标的原则。
  2.理论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从理论上说,指标设置越多,层次越多,评价就越全面。但是,过多的指标,必然增加指标数据可获取性的难度,使操作工作十分烦琐,从而降低指标体系的可行性。为此,指标内涵要明确、数量设置要适当,在满足指标项目独立性和完备性的前提下,须求其数量的最少化,使指标体系简单易行,从而实现指标体系质量的最优。
  3.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因社会科学成果的复杂性,单纯的定性或定量评价都有可能使评价结果失之公允。因为单纯的定性评价很难实现成果间价值的比较,而对指标要完全做到精确量化,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评价成果时,通常将两者结合起来,遵循定量一定性一定量一定性的思路。
  4.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一般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可分为三类: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和资料编译研究。成果类型不同,评价标准、指标设置及权重确定既有相似也有差别。因此,一方面,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要有一定的通用性,即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能适用于同类型或相关部门的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工作。另一方面,对不同的成果类型进行评价时,不能采用雷同的指标体系,在指标选择、权重赋值等方面须作出不同程度的调整。{98}
  社区矫正研究失范发生的原因不仅在于知识生产激励机制的异化,还在于监督机制的不足。当前改善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改革目前的学术委员会制度,建立学术委员会与学风委员会共存并相互制约的体制。具体的改革举措可以有:①所有高校、高校的所有院系都必须同时设立学术委员会与学风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的人员不少于9人(防止小样本所带来的不公正)。②学术委员会与学风委员会相互独立,不可相互兼职。③委员会主任在一般情况下不行使投票权,除非同意与反对双方票数相同。④细节决定成败。考虑到学术问题不同于政治问题,投票可以在无记名基础上记名,投票资料保存5年以上,以利于今后投诉处理、分清责任。选票的设计可以借鉴传统的介绍信格式,选票的上下两个部分分别保存。{99}事实上,基于知识生产对社会的深层依赖,我们在制度设计层面还有很多方面还可以有所作为,这里不再赘言。
注释:
  {1}比如《中国监狱学刊》、《犯罪与改造研究》这两家在社区矫正方面发文较多的刊物并未被收录其中,成为本文对社区矫正研究进行实证分析的一大遗憾。
     {2}吴潇:《竞争情报论文定量分析及趋势预测——中国期刊网1994一2000年竞争情报论文分析》,载《情报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6期,第438页。
     {3}郑杭生:《社区矫正与当代社会学的使命》,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25页。
     {4}王晓华:《学术失范与中国学术的深层危机》,载《学术界》2001年第5期,第169页。
     {5}蒋寅:《与学术进步相关的几个概念》,http://www. pubpot. com/html/xueshii/xueshupiping/20070220/334_3. html。
     {6}张保生、贺卫方、杨玉圣:《学术规范与法学研究》,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第3期(上),第103页。
     {7}冯卫国、于淑彦:《开放监狱科学——谈监狱学研究之进路》,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5期,第77页。
     {8}〔德〕H.科殷(Helmut. Coing):《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9}〔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2页。
     {10}康树华:《犯罪学:历史·现状·未来》,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397页。
     {11}胡联合:《转型与犯罪——中国转型期犯罪问题的实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2}同上注。
     {13}胡联合:《转型与犯罪——中国转型期犯罪问题的实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14}以上数据主要参考章恩友、刘恒志:《开展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载《中国监狱学刊》2005年第1期;胡联合:《转型与犯罪——中国转型期犯罪问题的实证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15}转引自辛国恩等:《二十一世纪中国监狱发展战略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1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17}李永清:《建立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诌议》,载《警官文苑》2006年第3期,第75页。
     {18}麻国安:《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犯罪现象》,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42页。
     {19}储槐植:《刑事一体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20}喻红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理性构建》,载《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第97页。
     {21}储槐植:《刑事一体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22}张小海:《刑事和解——公民社会的刑事治理》,载《研究生法学》2006年第5期,第16页。
     {23}陈兴良:《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24}王瑞君:《二元社会与我国自治型刑法的建构》,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6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页。
     {26}曹全来:《西方法·中国法与法律现代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7}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4页。
     {28}〔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
     {29}侯强:《社会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1840—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0}问上,第10页。
     {31}〔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32}叶涯剑、朱汉平、武玉坤:《现代化的知识社会学考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60页。
     {33}朱荣贤:《现代化理论研究综述》,载《学术论坛》2005年第10期,第15页。
     {34}叶涯剑、朱汉平、武玉坤:《现代化的知识社会学考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59页。
     {35}〔美〕哈罗得·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37}转引自肖锋:《论技术的社会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75页。
     {38}〔英〕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页。
     {39}陈兴良:《转型与变革——刑法学的一种知识论考察》,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15页。
     {40}转引自胡春艳:《试论社会科学研究在政策制定中的运用》,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年第1期,第106页。
     {41}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http://news. xinhuanet. com/newscenter/2004-03/20/content_l 375785. hlm。
     {42}《权力的眼睛——福柯思想访谈录》,严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43}转引自张之沧:《从知识权力到权力知识》,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12期,第17页。
     {44}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45}邹志仁:《中国社会科学生产力及其结构、分布再析》,载《情报科学》2002年第11期。
     {46}邹志仁:《试析中国社会科学生产力》,载《新世纪图书馆》2003年第6期,第11页。
     {47}邹志仁:《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及其分布》,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40页。
     {48}邹志仁:《再析中国社会科学生产力及其结构、分布》(2004年),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63页。
     {49}华勒斯勒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9页。
     {50}邹志仁:《中国社会科学生产力及其结构、分布再析》,载《情报科学》2002年第11期。
     {51}邹志仁:《试析中国社会科学生产力》,载《新世纪图书馆》2003年第6期,第11页。
     {52}〔美〕伯顿·克拉克主编:《高等教育新论》,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53}同上,第107页。
     {54}王晓华:《学术失范与中国学术的深层危机》,载《学术界》2001年第5期,第170页。
     {55}季国清:《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式的知识生产》,载《北方论丛》2001年第1期,第16页。
     {56}王晓华:《学术失范与中国学术的深层危机》,载《学术界》2001年第5期,第170页。
     {57}陈兴良:《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第20页。
     {58}详见劳改法学教材编辑部编:《中国劳改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59}贾德奎:《研究生学术失范与道德缺失现象探析》,载《探索》2003年第5期,第116页。
     {60}魏琴、蒋德璋:《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学术失范的表现和原因分析》,载《甘肃高师学报》2007年第1期,第131页。
     {61}李宏伟:《中国学术和教育:存在问题与救治之方(二):“知识分子之死”反思》,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2期,第2页。
     {62}转引自赵成:《论学术失范的制度原因及其解决途径》,载《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51页。
     {63}方卫星:《学术失范的危害性探析——兼谈我国〈学术法〉的制定》,载《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第117页。
     {64}转引自魏琴、蒋德璋:《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学术失范的表现和原因分析》,载《甘肃高师学报》2007年第1期,第131页。
     {65}〔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3页。
     {66}〔美〕M.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吴萌译,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67}阮新邦:《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谢立中、阮新邦主编:《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68}〔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69}夏锦文:《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法论立场》,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第11—12页。
     {70}葛洪义:《法律与理性——法的现代性问题解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71}邹吉忠:《试论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载《学术界》2004年第3期,第92页。
     {72}谢立中:《吉登斯、贝克和拉什自反性”或“反思性”现代化》,载谢立中、阮新邦主编:《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9-653页。
     {73}夏锦文:《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法论立场》,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第14页。
     {74}陈兴良:《转型与变革——刑法学的一种知识论考察》,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页。
     {75}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29页。
     {76}何勤华:《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第6页。
     {77}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1—22页。
     {78}朱荣贤:《现代化理论研究综述》,载《学术论坛》2005年第10期,第17页。
     {79}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2—23页。
     {80}强世功:《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15页。
     {81}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载《读书》2005年第2期,第3页。
     {82}转引自杜宴林:《法律的人文主义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页。
     {83}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页。
     {84}〔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85}徐丽娜、韩俊雯:《法律移植诸问题初探》,载《刑事技术》2006年第2期,第52页。
     {86}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页。
     {87}喻红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理性构建》,载《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第98页。
     {88}郭建安、郑霞泽主编:《社区矫正通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89}〔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一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6页。
     {90}王顺安:《社区矫正的评估与前瞻》,载《社区矫正研究——2006年北京国际论坛论文·摘要·致辞汇编》,2006年10月,第201—202页。
     {91}宋建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89页。
     {92}贾玉英:《我国图书馆读者满意度研究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载《现代情报》2007年第2期,第44页。
     {93}王世洲:《从比较刑法到功能刑法》,长安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94}同上,第5页。
     {95}王平:《警惕学术功利化倾向》,载《领导之友》2006年第6期,第29页。
     {96}蔡毅:《建立一套良好的学术评价体系》,载《学术界》2003年第6期,第58—59页。
     {97}蔡曙山:《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和社会科学评价》,载《学术界》2002年第3期,第11页。
     {98}丁军强、吴桂鸿:《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之管见》,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年第4月号,第114页。
     {99}顾海兵:《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型、转制、转轨》,载《学术界》2005年第3期,第13页。
出处:《刑事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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