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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诉达德利和斯蒂芬斯案
邓子滨,王晓霞
上传时间:201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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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控谋杀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在公海上;海事法院有管辖权。
  理财法院{1}法官赫德莱斯顿主审(Huddleston),……在这位精通法律的法官建议下,陪审团在一项特别裁决中认定以下案件事实:“在押人(prisoners)托马斯·达德利、爱德华·斯蒂芬斯和布鲁克斯(Brooks),他们都是健壮的英国海员。被害的男孩也是英国人,十七、八岁,在一艘英国游船上做事。该游船在英国注册。1884年7月5日,在离好望角1,600英里的公海上,游船因风暴而失事,他们4人被迫爬上一只游船所携带的无篷小船。小船上除了一磅萝卜以外没有淡水和食物,因而3天时间里他们没有其他任何可以维系生命的东西。第4日,他们捉到一只小海龟,靠它又坚持了许多天,直到第20日即案发日,这只小海龟是他们绝无仅有的食物。第12日,海龟的残余被彻底吃光了,以后的8天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了。他们没有淡水,只是偶尔用油布斗篷接一点儿雨水。小船在海上漂流,离海岸大约1,000多英里。第18日,他们已经7天没有进食,5天没有喝水。在押人对布鲁克斯谈及如果救援未到该如何是好,并建议某个人应当作出牺牲以拯救其他人,但是布鲁克斯不同意;那个男孩——大家心照不宣地知道在押人要牺牲的是他——没有被征求意见。7月24日,案发的前一天,在押人达德利向斯蒂芬斯和布鲁克斯提议,抽签决定谁将被处死,以挽救其他人的生命,但布鲁克斯仍不同意,男孩也没有被告知,事实上也没有进行抽签。那一天,在押人说到他们都是有家口的人,建议说最好还是杀了男孩以保全他们自己的性命。达德利提议说,如果到次日早上仍看不见船只,就杀死男孩。次日,7月25日,没有船只出现。达德利告诉布鲁克斯最好走开去睡一觉,并对斯蒂芬斯和布鲁克斯示意还是杀死男孩为好。在押人斯蒂芬斯同意下手而布鲁克斯仍然反对。当时男孩无助地躺在船尾,因饥饿和饮用海水而极度虚弱,无法作出任何反抗,也从没有同意被杀。在押人达德利做了一次祈祷,祈求在他们中的某个人被诱惑实施这一鲁莽行为时,他们的灵魂能够得到拯救。达德利在取得了斯蒂芬斯的同意后,走向男孩,告诉他死期到了,将匕首插入他喉部当即杀死了他。他们靠男孩的血和肉生存了4天,在案发后的第4日这条小船被一艘经过的船发现,在押人获救,但身体已极度衰竭。他们被运送到福尔茅思(Falmouth)港,并在艾格斯特(Exeter)受审。如果这些人没有吃男孩的话,他们可能活不到被救的时候,而是将在4天之内死于饥饿。那个男孩,因其更为虚弱,非常有可能死在他们前面。案发当时看不到任何船只,也没有任何获救的合理展望。在此情境下,对在押人而言,似乎除了当即食用或尽快食用男孩或他们中的某个人而外,他们将死于饥饿。除非杀死某人以供其他人食用,没有可知的挽救生命的机会。假定具备任何杀人的紧急避险(necessity),则杀死男孩并不比杀死其他3个男人要求更紧急的状态。”但是,综合全部事实……陪审员们并不知晓达德利和斯蒂芬斯杀死理查德·帕克是否构成重罪和谋杀,因此需要法庭的建议;而如果根据全部事实,法庭的意见是杀死理查德·帕克构成重罪和谋杀,则陪审团成员们一致认为,达德利和斯蒂芬斯都构成被指控的重罪和谋杀……
  首席法官科尔里奇勋爵(Lord Coleridge):{2}
  ……进一步的反对理由是,依照弗兰肯尼亚案(Franconia Case)中多数法官的裁决,艾格斯特的法院没有审理在押人的司法管辖权。但是,该案的在押人是一个德国人,是作为一艘德国船的船长实施了被指称的罪行;而本案在押人都是英国海员,是一艘英国游船上的船员,该船在公海上因风暴而失事,他们乘一艘无篷小船逃离;弗兰肯尼亚案中的少数意见是,既然议会制定、宣布的都是法律;……“犯罪时或此前3个月内受雇于任何大不列颠船只的任何正式海员或学徒,无论在海岸上或漂流中的任何地方,在或不在女王陛下的领域之内,他们实施的所有侵犯财产或人身的犯罪,就如英格兰海事法院司法管辖范围内的犯罪一样,都将受到同一地点同一法院的询问、听证、审理、决定和判决。”因此,我们的意见是,上述反对理由……必须被驳回。
  本案的真正问题仍然有待考虑——在特别裁决所叙述的情境下,杀人是否构成谋杀。认为不构成谋杀的论点,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是新颖而奇特的,我们打断总检察官的对该论点的反驳,为的是可以听清楚,什么样的说辞能够支持这种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既危险又不道德而且有悖所有法律原则和类推的主张……首先,这种主张自称遵循了权威书籍中各种谋杀的定义,说这些定义暗示了——即使没有明说——这样的原理: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你可以合法地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而这另一个人当时既没有企图也没有实际威胁你的生命,更没有针对你或任何其他人实施任何非法行为。但是,如果这些定义被审察,则并未发现它们支持这一论点。向我们引证的最古老的一段文字出自布拉克顿,{3}他生活在亨利三世统治的时代。历史上曾有段时间人们怀疑布拉克顿……现在没有这种情感了……罪孽(sin)和罪行(crime)显然是同等不法的……很清楚,就在那段有关紧急避险的文字里——不构成谋杀的论点仰赖这段文字——布拉克顿是在通常意义上论述紧急避险的:用暴力来反抗,只要该暴力是抗制任何针对自己的不法暴力所必须的,它就是正当合理的。布拉克顿说,如果该紧急避险是“可回避的,他能够不受伤害地逃避,则构成杀人(homicide)”——用语清晰地表明,他认为可能逃避的是物理上的危险,而他所说的、使杀人成为正当合理的“无可回避的紧急避险”,是同一性质的紧急避险。
  更为清楚的是,所争辩的原理并没有从伟大的权威黑尔勋爵{4}那里得到支持。他的朴素的观点是,使杀人正当合理的紧急避险是过去以至现在惟一的正当理由。他说在所有的紧急避险杀人案中,像追捕重罪犯,杀死暴力抢劫者或者试图烧毁房屋或破门而入者,本身不构成重罪。”……他又说使杀人正当合理的紧急避险有两种:(1)紧急避险属于私人性质;(2)紧急避险与公共正义和安全相关。前者所谓紧急避险迫使人自我防卫(defence)和防护(safeguard),这包括下述问题:——为防护人的生命安全可以做什么;”然后是三个不必追述的要点。接下来黑尔勋爵说:“触及这些要点中的第一个,即为防卫自我生命安全而杀人,通常称为正当防卫(se defendendo)”。再明确不过的是,黑尔勋爵认为私人紧急避险是为防护自己生命而剥夺另一个人生命的惟一正当的理由。”……
  但是,假如对黑尔勋爵的话竟然还有所怀疑,那么,黑尔勋爵自己已经阐释清楚了。他在讨论因胁迫或紧急避险而豁免一章中这样表述自己的思想:“在受到致命攻击、生死一线,除非为了平息攻击者的愤怒而杀死一名在场的无辜者,否则无从逃避时,恐惧和真实的暴力不足以开释对其谋杀的罪与罚。因为他应当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应杀死一名无辜者;但如果他为挽救自己的生命而别无选择,法律允许他在防卫中杀死攻击者,基于攻击者的暴力及其所实施的罪行,自然法以及紧急避险已经使他成为自己的保卫者”……
  但是,黑尔勋爵在接下来的一章中进一步讨论这样一种立场……即在极度缺食少衣的紧急状态下,“盗窃不再是盗窃,或者至少是不作为盗窃来惩罚,我们的一些律师甚至也持同样的立场。”“但是,”黑尔勋爵说,“我认为在英格兰,至少依英格兰的法律,该规则是错误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在缺少食品或衣物的紧急状态下,怀有偷窃的意图,秘密地取得另一个人的财物,这是重罪,一项依英格兰的法律要处死刑的罪行。”……因而,如果黑尔勋爵是明确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则饥饿的紧急状态不能使盗窃变得正当合理,那么对于饥饿能够使谋杀正当合理的所谓原理,黑尔勋爵会作何评说呢?
  我们高兴地发现,另一位伟大的权威迈克尔·福斯特勋爵,{5}也许仅逊于黑尔勋爵,在谈到这一话题时同样果断而明了。在其“论杀人”一文的第三章,他论述了“基于紧急避险的杀人”;整章的内容都隐含着——除非愚钝麻木而体会不到——的确隐含着迈克尔·福斯特勋爵的观点,“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他定义为“以暴力反对暴力直至杀死对方”)是可变的用词。对于现在所争辩的原理,没有任何支持的暗示和迹象;该章的整体推理与该原理全无相合之处。
  在伊斯特{6}的《刑事诉讼程序》(Pleas of the Crown)(第一卷第271页)一书关于紧急避险杀人的整章篇幅里,作者仔细探讨了紧急避险的限度,以上述迈克尔·.福斯特勋爵的观点来看,就是使自卫成为杀人正当理由或者可宽可宥的限度。其简短的结尾部分非常概括而犹疑,其中讨论的惟一案例是人所共知的:两个翻船落水者只有一块仅能浮起一人的木板。迈克尔·福斯特勋爵没有给出确定的结论。
  萨珍特·霍金斯(Sarjeant Hawkins)与爱德华·伊斯特的观点相同。他关于合法杀人的整章内容,是假定惟一合法的私人性质的杀人只能是为了防卫一个人的人身、房屋和财产免受暴力的侵害。在第26部分,我们又一次发现两个落水者一块木板的故事,加上一位谨慎的作者意味深长的表述据说是正当合理的。”大约150年前,多尔顿{7}也同样认为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是可变的用词,这与迈克尔·福斯特爵士所表述的意思相同,尽管他没有对所引用的培根{8}勋爵的两个落水者一块木板的事例加以评论,也没有增加任何自己的东西。在第339页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段落中,他说即使在某人受到致命攻击的情况下,在其正当防卫杀死攻击者之前,必须尝试拖延……
  那么,有无权威观点支持摆在我们面前的论点呢?既决的案件是没有的。由格老秀斯{9}和普芬道夫{10}的注释者提到过的7个英国水手的案件被辩护律师中的一位先生发现了,这位先生与我的同事赫德莱斯顿通信,转达圣基茨(St. Kitts)岛一位法官的权威意见(如果它转达的内容足够权威的话),该岛在1641年左右分属法国和我国。它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出版的一篇医学论文中被提到,但若将其作为权威意见供一个英国法院参考,是不可能令人满意的。我的同事斯蒂芬{11}在他的《摘要》中引用了沃顿{12}《论杀人罪法》中的一个美国案例。的确,该案判决水手没有权利为了保全自己而将乘客扔到船外,但却基于某种奇怪的理由,即决定谁将作出牺牲的适当方式是抽签,正如我的同事斯蒂芬所说,这一判例无法成为令本国法院满意的权威意见。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13}在雷克斯诉斯特拉顿等人(Rex. v. Stratton and Others)一案中所陈述的观点尽管卓尔不群,但这一观点是在一次政治审判中发表的,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出现了必须废黜印度马德拉斯(Madras)总督的紧急状态,但这些观点对我们眼前的案件却助益甚微,因为本案的裁决必须基于极为不同的一些考虑。
  在过去的时间里,一个真正的权威意见是培根勋爵所创制的下述“法律”:“紧急避险有其自身的特权。构成紧急避险的状态有三——维持生命、服从命令以及上帝或其他人的行为。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维持生命,如果一个人为了满足他当时的饥饿而偷窃食物,那便既不是重罪也不是盗窃;因此,如果某条小船或驳船倾覆而使落水者面临毙溺的危险,落水者中的一人爬上一块木板或抓住一条小船的船帮儿,使自己不至于沉到水里,而另一个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将第一个人推离木板使之溺水而亡,这既非正当防卫亦非意外事件,但却是正当合理的。”在这一点上要注意的是,培根勋爵主张为解除饥饿而偷窃不构成盗窃罪,几乎没有得到他所引证的斯坦福{14}的支持,也与我们引证的黑尔勋爵的观点有着明显的矛盾。据说,关于木板或小船的这种假设来源于教会法学者。在任何程度上培根勋爵都没有引证有权威的观点,这一定是他自己的观点。即使作为一名律师,培根勋爵也是伟大的,但是,小人物们依据原则和其他与培根勋爵同等权威乃至高于培根勋爵的权威,来质疑他的法律论断的可靠性,也应当是被允许的。在许多可想象的情况下,这一法律论断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培根勋爵意图将这一宽泛的主张确立为规则,即一个人在必要时可以通过杀死一个无辜者或一位未挑衅的邻居来保全自己的生命,那它在今天肯定不会成为法律。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与刑法典筹备委员会博学的成员们已发表的任何见解都没有矛盾。他们认为:
  “我们肯定不准备建议在任何案件中都将紧急避险视为正当合理,我们同样不准备建议在任何案件中都不能将紧急避险作为合法辩护。依我们的判断,这些问题,最好是当它们在实践中出现时,通过将法律原则适用于特定案件的具体情境来加以解决。”
  如果这些杰出的人已经告诉我们,合法紧急避险的定义在他们的判断中是否正确而详尽,如果不是,应当作怎样的修正,那将是令我们心满意足的;但我们现在得到的答案却是“将法律原则适用于特定案件的具体情境”。
  现在,除非为了检验在多大程度上保护自身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和至高无上的义务,我们将不考虑战争中的情形。我们讨论的是个人性质的杀人,不是效忠王室、保卫国家所必须的。我们认为,故意杀死这个既未挑衅又无反抗能力的男孩是不折不扣的谋杀,除非这一杀人行为能够有被法律所承认的正当合理的理由。我们进一步认为,本案中没有这样的理由,除非以所谓“紧急避险”来使它正当合理。但是,本案杀人行为的诱因并不是法律所称的紧急避险状态。虽然法律和道德不同,且许多不道德的事情不一定是非法的,但是,法律绝对地与道德相分离将导致致命的后果;如果本案的谋杀诱因被法律认可为一种绝对的辩护理由,则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将随之而至。事实并非如此。
  保持一个人的生命总的来说是一种义务,但牺牲生命可能是最朴素、最高尚的义务。战争期间,要求一个人牺牲自己生命的场合俯拾皆是。在海难中,船长对其船员应尽的义务、船员对旅客应尽的义务、战士对妇女儿童应尽的义务,就像高尚的(Birkenhead)案所体现的,这些义务赋予他们的道德必然,不是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是为了他人作出牺牲。我们希望,他们这些人在任何国家,至少在英格兰,都不会逃避自己的义务,事实上他们从未逃避。因此,说存在绝对的、无条件的保全个人生命的紧急避险状态是不正确的……
  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先贤那里,从贺拉斯(Horace)、{15}朱维诺(Juvenal)、西塞罗(Cicero){16}、欧里庇得斯(Euripides){17}那里引经据典是对人所共知的学说的简便展示,在许多篇章中,先贤们用闪光而铿锵的语言从世俗的伦理中确立出为他人献身的义务;而在我们这个信奉基督的国度里,仅仅提及我们誓言追随的伟大榜样{18}就足够了。没有必要指出承认所论争的原则{19}的可怕危险:谁来判断这种紧急状态?以什么标准来比较人与人生命价值的大小?体力、智力还是什么别的东西?显而易见,这一原则可使某个为保全自己而杀死他人的人受益,因为这意味着由他自己来确定何为正当合理杀人的紧急状态。在本案中,最弱小、最年轻、最无反抗能力的人被选中了。难道杀死他比杀死成年人中的一个更为紧急更为必要吗?答案肯定是“不”——
  因此魔鬼说,紧急状态下,暴君的要求,成为他邪恶行径的借口。
  这并不是说这一特定案件中的行为是“邪恶的”,但非常明显的是,一旦这样的原则被承认,可能成为放肆的激情和残暴的犯罪烟幕。除了倾力坚持法律,依自己的判断而伸张法律以外,法官的脚下没有安全的道路可走。如果在某个案件中,法律对个人显得太过严厉,那么,宽宥之权由宪法授予了最适于行使该项权力的女王陛下之手。不要以为,拒绝承认诱因是犯罪的借口,就是忘却了本案的诱因有多么的骇人听闻,磨难有多么的忍无可忍。在这样的考验中,保持判断的正直和行动的纯洁是多么的艰难。我们经常被迫确立我们无法达到的标准,定下我们无法遵循的规则。但是,一个人没有权利主张诱因是一种犯罪借口,尽管他可能屈从于这种诱因;也不允许为了同情犯罪人而以任何方式改变或削弱犯罪的定义。因此我们的义务是,宣布本案在押人的行为是蓄意的谋杀;裁决中所陈述的事实不是杀人的正当理由;一致同意,依这一特殊裁决而在押的人,构成谋杀罪。{20}
  法庭进而判处在押人死刑。{21}
注释:
{1}1357年,英格兰设立了理财法院,审理财政部的违法行为。该法院逐渐发展成为所有法官和高级律师开会决定疑难问题的机构,其决定享有特殊的声望。至17世纪,其判决成为有拘束力的先例。——译注。
     {2}又译柯勒律治勋爵(1820—1894),时为英格兰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译注。
    {3}亨利·德·布拉克顿(Henry de Bracton),生于英格兰的德文郡,卒于1268年,曾任巡回法官和王座法院法官。成名之作为《论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另一部著作《布拉克顿札记》(Bracton's Note Book)是对英格兰法的第一次系统的阐述。——译注。
     {4}马修·黑尔(Matthew Hale,1609—1676),曾任理财法院首席法官和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是裁决伦敦大火案的特别法庭的成员。他享誉英美,著作甚丰,《普通法史》(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是英格兰普通法史上第一部成文著作,未完成的《刑事诉讼史》(History of the Pleas of the Crown)是有关英格兰刑法史的第一次尝试。——译注。
     {5}Sir Michael Foster(1689—1763),曾任英格兰王座法院法官,被公认为有学识而公正独立的法官。特别是在刑法方面,他为人们所铭记的是其1762年发表的报告集“A Report of some Proceedings on the Commission of Oyer and Terminer and Gaol Delivery for the Trial of the Rebels in the year 1746 in the County of Surrey, and of other Crown Cases: To which are added Discourses upon a few Branches of the Crown Law”,附加了渊博的注释和四篇刑法方面的专题论文,“论杀人”是其中之一。——译注。
     {6}Sir Edward East(1764—1847),曾于1813年任英属加尔各达首席法官,后在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任职,他因《王座法院案例汇编》和《刑事诉讼程序》二书而闻名。——译注。
     {7} Thomas Dakon(1682—1730),1725年至1730年任爱尔兰理财法院首席法官。——译注。
     {8}Francis Bacon(1561—1626),1613年任总检察长,1617年任掌玺大臣,1618年成为大法官,1621年成为圣奥尔本斯子爵(Viscount St. Albans),同年被控受贿罪。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以其《论说文集》(Essays)和《新工具》(Novum Organum)最为著名。——译注。
     {9}Hugo Grotius(1583—1645),荷兰著名法学家,主要著作有《战争与和平法》和《海上自由论》等。——译注。
     {10}Samuel von Puffendorf(1632—1694),德国法学家,较早发现并论述普通法体系的人。他丰富和发展了格老秀斯的理论,建立了基于自然法的公法、私法和国际法的完整体系。——译注。
     {11}Sir J.F.Stephen(1829—1894),英格兰法官和作家,著有《刑法摘要》和《刑法史》等。——译注。
     {12}Francis Wharton(1820—1889),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神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论法律冲突》(Conflict of Law),本书第一章第五节提到的《美国刑法论》(Treatise on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以及本处提到的《杀人罪法论》(Treatise on the Law of homicide)。——译注。
     {13}又称威廉·默里爵士(Sir William Murray,1705—1793),1754年任总检察长,1756年担任王座法院首席法官,他因对普通法的杰出贡献而获得崇高威望。他坚持按照案件的是非曲直而不是诉状要点来定案。——译注。
     {14}Sir William Staundforde(1509—1558),1554年任高等民事法院的法官,是一位著名的律师。——译注。
     {15}古罗马诗人。——译注。
     {16}古罗马法学家。——译注。
     {17}古希腊悲剧作家。——译注。
     {18}指基督的献身精神。——译注。
     {19}指紧急避险杀人是正当合理的。——译注。
     {20}我的同事格罗夫(Grove)向我提供了下述意见,虽然来不及体现在判决之中,却值得存档:“如果这两个被告人杀死帕克是正当合理的,则如果不能及时获救,三个幸存者中的两个人杀死第三个人也将是正当合理的,而剩下的两个人中较强的一个杀死较弱的一个也是正当合理的,这样,可以有三个人被正当合理地杀掉,给第四个人一线生机。”
    {21}这一量刑后来被女王陛下改为6个月监禁。
出处:《刑事法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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