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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适用“修复性矫正方案”调研报告
鲁兰
上传时间:2017/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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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国各阶层人员法律意识中潜存的重刑主义思想,往往难以接受对犯了罪的人给予“非犯罪化处遇”的结果,尤其是对于故意杀人的罪犯,很难接受不偿命的处理。2007年北京市发生的4个人蹂躏杀害妇女的案件,因为是未成年人都不可能判处死刑,宣判时被害人的妹妹当场在法庭下跪为姐姐抱屈喊冤,情景凄惨令人难忘,而4个没有犯罪前科的未成年罪犯的家属却在感激法律的从宽处理。
  近年来,一系列促进行刑效果的新型措施和制度不断产生,引起了人们新的担忧和争议。例如,检察机关运用修复性司法方案或者社区矫正试点原则,对一些初犯、偶犯、未成年犯适用“缓起诉”或“不起诉”制度时,会受到“纵容滋生腐败的制度”、“侵犯审判权”等责难;而人民法院在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扩大缓刑适用力度时,也同样会受到“纵容滋生腐败的制度”或“花钱换刑”等抨击。在监狱系统,可以说对于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的认识还尚待深入,有的监狱已经在有意识地实施尝试,多数监狱对于是否应该推行修复性矫正方案还持有观望态度。
  一、监狱领域如何倡导“修复性矫正方案”
  鉴于修复性司法是近年来新倡导的概念,在监狱领域内的探索也才起步不久,因而对于一些概念的界定,应当遵循既符合逻辑又不会产生歧义的原则。目前在我国监狱行刑实践中,正在贯彻着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也不乏在性质和功效上就已经属于修复性司法范畴的方案,只不过一些监狱是遵循“宽严相济”、“和谐社会”或“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实施的,认识上并没有涉及修复性司法理念。而另一些监狱则在明确的修复性理念指导下有意识地进行着各类尝试。
  实际上,若适当引入修复性司法矫正理念,一定程度上既能够有效促进干警的观念转变,改善干警与服刑罪犯对立的紧张关系,同时也能够帮助罪犯深刻悔罪认罪,变消极改造为主动改造,消除不利于维护监狱安全隐患的负面作用。
  (一)修复性矫正与传统矫正理念的差异
  联合国《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修复性司法方法的基本原则》中指出:所谓“修复性司法方案”系指采用修复性程序并寻求实现修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在不违反本国法律的情况下,修复性司法方案可以在刑事司法制度的任何阶段使用。{1}本文主要注重修复性司法方案在监狱行刑阶段的应用,并称之为“修复性矫正方案”。
  根据笔者的调研,对于如何在监狱行刑中开展修复性矫正方案的问题,实务工作者中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认识。目前,一旦论及“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监狱工作”、“构建和谐的改造关系”等,大都仅限于在宏观论述,若真要在监狱具体工作中加以贯彻,则会不同程度地引起人们的疑虑,担心这样的提法或做法会不会犯错误。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监狱是国家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之一,不容存在任何虚伪的仁慈。新中国成立后,刑事司法领域一直贯彻该指导思想,形成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对于刑事罪犯均以“敌我矛盾”看待,服刑罪犯和监管人员之间长期处于“政府说,罪犯听”的状态。至今,多数监狱召开的狱内侦查会议仍然冠之“敌情分析会”,很直观地说明了政治立场和专政理念在监狱工作中的深刻影响。如果说,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谁也不容否认,“讲政治”或强调“监狱的专政功能”是有明确的宪法依据,那么,当监狱的行刑理念遭遇“法律的”还是“政治的”观念矛盾时,应当如何正确理解,这样的问题高难度地困扰着基层监狱干警。总之,监狱能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下,发挥修复性司法方案的应有作用是值得认真探索的。
  近十年以来,监狱工作的改革探索不断深入。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推行了“狱务公开”活动,一些地区监狱甚至在制定规范时,也要听取罪犯的意见,例如召开一定范围的罪犯听证会广泛征求的意见。另一方面,部分监狱干警中专政意识非常坚固,以至于对于惩罚罪犯与保护罪犯人权的关系感到难以把握和理解,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常常感到困惑。特别是随着服刑罪犯维权意识逐步增强,不服从干警管教的现象也普遍增多。监狱过去的一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再奏效,使基层干警难以开展工作。面对种种难题和困惑。部分干警认为现阶段的倡导“人性化管理”是很不妥当的,理论界一些欠妥当的提法,助长了罪犯片面的维权意识。不仅严重弱化了监狱的刑罚执行职能,某种程度上也使监狱干警与服刑罪犯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随后,司法部做出在监狱领域里“慎提人性化管理”的要求发出后,得到广大监狱和干警的赞同。大多数监狱干警深感,“至少要让服刑罪犯首先认识自己的身份和法定义务”,“既然犯了罪就应当接受严厉的惩罚”等,难以接受罪犯仅仅强调权利忽略义务的态度和行为。
  值得强调的是,“修复性矫正方案”与监狱工作长期坚持的“讲政治”、“讲党性”的原则本身并不在一个层面,而是矫正罪犯的具体方案之一。如果说与传统的矫正方案之间最大的差异,就在于重视刑事被害人在刑罚执行阶段的作用,给服刑罪犯一个机会,加深悔罪认识,在精神和经济方面弥补被害人,改善犯罪行为破坏的人际关系。在此意义上,无疑是符合构建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精神的,并无本质冲突。
  (二)构建“修复性监狱”的提法有待商榷
  关于修复性概念、性质等方面的认识,在监狱领域可谓起步不久,一些概念的认识和界定还比较模糊。例如有观点指出:“国外建设恢复性监狱的思路及经验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特别是恢复性监狱那种努力使罪犯、受害者和社会因犯罪受到的伤害和破坏均得到修复或改善的追求,无疑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很大的潜在价值。”{2}本课题认为,“修复性监狱”的提法不够严谨,值得商榷。
  江苏监狱网曾针对监狱领域如何认识和理解修复性司法做了一个专题访谈,参加的理论和实务专家们比较系统全面地、深入浅出地概括出监狱在修复性司法程序中担当角色和任务,以及现行矫正制度中属于修复性矫正方案的内容,对于监狱今后有意识地更新理念,制定修复性矫正计划或处遇措施大有裨益。至于对“国外修复性监狱”的理解和提法,倒是值得探讨,否则难免产生歧义。
  首先,对“恢复性监狱(Restorative Prison)”的理解或称谓就值得考察。即“在恢复性监狱中,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原则应全面渗透到监狱的日常运作、管理以及相应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中,包括罪犯个人服刑计划的制定、矫正教育项目的设计、诉冤和纪律惩戒程序的执行等各个方面。”很显然,将修复性司法理念或原则应用于监狱的日常工作,与将监狱建设成为恢复性监狱,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指在监狱工作中运用新型理念,后者是要建设一种新类型(称谓)的监狱。如果说,将修复性司法理念全面贯彻在监狱的各项日常工作之中,就可以称之为修复性监狱的话,那么在刑事司法程序的各个阶段,例如在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如果相关的职能机关全面贯彻修复性司法理念去指导日常工作,是否就可以称之为“修复性公安机关”、“修复性检察院”或者“修复性法院”呢,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次,从监狱分类划分标准的角度看,中外关于监狱的划分早有一些非常成熟的标准。例如,按照监狱的功能,可以划分为新收犯监狱(入监监狱)、出监监狱;若按照监狱的收押对象的不同,例如性别、年龄、国际、健康状况等,可以分未成年或成年犯监狱、女子监狱、老病残犯监狱、外籍犯监狱等;若依照监狱的特殊性质,可以划分为医疗监狱。若依照戒备程度,可以分为高度戒备监狱、中度戒备监狱、低度戒备监狱;依照监狱的开放程度,可以分为开放式监狱、半开放式监狱。依照收押罪犯所判刑期的轻重或刑期的长短,可以划分为重刑犯监狱和轻刑犯监狱等。
  再次,若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唯一能够与修复性监狱的划分相对应的,大概应当是非修复性监狱。可是即便如此,也还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目前各地基于不同的认识程度,所尝试的各类措施,恰恰又属于修复性矫正方案的范畴,因此不能够说部分实施的,或者虽然实施了却又缺乏明确认识的监狱属于“半修复性监狱”。因此,这样很容易招致歧义的称谓是不够妥当的。
  如前所述,刑事被害人所需要或渴求的正义内涵,与国家或者社会的正义内涵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这也就是修复性司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刑事被害人赞同的关键因素。当然在监狱矫正环节,其作用还不仅如此,还能够促进服刑罪犯认罪悔罪及主动矫正,不同程度地缓解罪犯与管教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效改善同亲属甚至被害人之间的关系。
  二、现行矫正方案中欠缺关注被害人的内容
  如同现行刑事程序欠缺对被害人的关注一样,现行行刑制度也同样欠缺这样的关注。若要在监狱实施修复性矫正方案,至少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首先是监狱要认可该理念并愿意将其贯穿于矫正工作之中。其次是需要服刑罪犯的同意并配合才能够顺利施行。从目前我国监狱的现实状况和人们的认识程度看,要具备上述两个条件还有很遥远的路途。
  目前的现状是,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客观上再也见不到被害人(可能也不想见),而在日常矫正考核指标中也几乎没有关于对被害人的赔偿内容,因此依照现行的制度和准则,在服刑阶段罪犯表现好坏与对待被害人的态度无关。这样在无形之中也养成罪犯只要注重改造表现,无需再继续或进一步考虑被害人的问题。
  当然,依照刑事诉讼程序的职能划分,对于被害认定及其程度鉴定等均属于人民法院的职能,也可以说对于被害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已经在该环节确定。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对被害人心理精神和民事方面的赔偿事宜都已经结束,尤其是被害人身心所受到的伤害还远远没有康复。在刑罚执行阶段,如何发挥刑罚的功效,最为主要的就是教育引导罪犯认罪悔罪,而促使罪犯深刻认罪悔罪的方法就包含着对被害人的理解,促使罪犯进行深刻的良心道义反省,以实际行动来洗心革面。在此意义上,虽然监狱的现行制度及做法无可厚非,但是一些现象出现却间接反映出现行制度的弊端和缺陷。例如,有的罪犯自己有大量的储蓄或家人有高额的经济援助,在监狱服刑期间可以享受最高限额的生活待遇,却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赔偿的判决。有的经过多次减刑后提前释放出狱后,也仍然拒绝支付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犯罪人悔罪的程度是否真实深刻。然而,如何制约该现象却难以寻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
  因为在现实理念中,被判刑的罪犯都信奉“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思维定势,因而大多数刑事犯罪分子被判后,其被害人也就长年甚至永远也得不到民事赔偿。尤其是当罪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害人或家属也只能够认为罪犯已经用生命做了赔偿,疗伤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致残所造成的心理和生活方面的困难就只有自己“扛”。
  2005年,法院系统率先提出获得申请减刑、假释的服刑罪犯,应当有计划地履行民事判决内容。要求各地监狱在申报服刑罪犯的减刑、假释材料时要附罪犯的履行情况。刚开始试行的时候,监狱系统比较普遍地认为罪犯是否履行的执行职责不属于监狱的职责,但后来逐步意识到这样做不无益处。虽然一定程度上确实增加了监狱干警的工作量,但这样做不仅能够促使罪犯牢记自己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同时也能够使被害人逐渐获得应得的经济补偿,极大地提高了刑罚执行效果。巧合的是,人民法院的初衷或许仅仅是提高刑罚执行力度,但却恰好体现了修复性司法的理念。以下的事例充分说明,只要充分调动服刑罪犯的积极性,促进他们和被害人之间的对话、谅解、和解也是完全可能的。
  据报道:在佛山监狱的活动现场,服刑人员黄某一面向受害人亲属连连道歉,一面将26000元赔偿金交到对方手中。黄某因交通肇事被判民事赔偿40多万元,黄某动员其家人一共履行了30多万元的民事赔偿义务,他还表示剩余10余万元也将利用自己的劳动报酬和动员家人于今年底履行完毕。受害人的亲属被他的真诚所感动,表示从心底原谅了他,衷心希望黄某能积极改造,早日回归社会……据了解,几年前,佛山监狱建立了引导服刑人员合理使用劳动报酬制度,将服刑人员劳动报酬划分为就业保障储备金、生活零用金、赔偿金(补偿金)三大类,要求服刑人员将每个月的劳动报酬40%作为就业保障储备金、40%作为生活零用金、20%倡导用于赔偿、补偿金。据统计,2006年以来,仅二监区就有707名服刑人员储存就业保障金总额达24.89万元。{3}
  人民法院对罪犯申报减刑或假释时要求其履行赔偿义务的新做法,极大地促进了罪犯向被害人赔付的主动性,无论其自愿的程度有多大,毕竟是对罪犯和被害人双方有利的事情。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措施既符合修复性司法精神,同时也极大地维护了刑事判决书的严肃性。若非如此,服刑罪犯大多仍然坚持“判了不赔”的认识。
  三、服刑罪犯对赔偿被害人的理解认识
  本课题在调研中了解到,导致伤害案件发生的原因中,大多数情况还是当事人遇事时太冲动,争执或斗殴时不计后果以至于发生了不可挽回的恶性事件。究其原因,除了哥们义气、酒精的因素之外,文化教育程度偏低和法治观念淡薄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城市无业人员和进城打工的群体,在酒精的作用下更容易引发争执引起的斗殴事件。
  (一)成年男性罪犯对赔付被害人的理解
  尤其是农村籍的成年人犯伤害罪很具有特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留守在农村以农活为生的群体,大多数属于比较本份,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遇事更容易认“死理”缺乏相当的理性或灵活性。其二,是受城市生活的吸引到城市打工的群体。这些人群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或生存技能,对于法律法规略有了解却不够全面,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往往联想起自己的农民身份,而促动其自尊心或一定的自卑感,容易抱团对付雇主或其他与之相关的城市人发生纠纷。总之,两者都往往会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纠纷,不能够理智控制事态局面,在邻居、亲戚或者朋友、雇主之间发生悲剧后果。
  1.致被害人伤亡,却没有赔偿或者不清楚是否赔偿类
  案例12001年6月,20岁的当事人(中专毕业、无业)和另外5人在饭店吃饭(喝了酒)。结账的时候,与北京邮电大学已经喝多了酒的9名大学生发生了争执,最后导致群体互殴。当事人用路旁摊位上的刀扎到一名大学生(22岁)的肝部,因失血过多死亡。整个案件导致一死一轻伤,法院共判决赔偿十几万,当事人应当赔偿8万,并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座谈会上,当事人表示因为自己被判刑了,没有工作也没有储蓄,不知道父母究竟赔偿了多少,服刑以后家属接见时也再未提及此事。之所以犯罪是加、被害双方都年轻气盛没有任何预谋,因为都喝了酒不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最终才无谓地造成一人丧失生命的结果。自己也认为应该赔偿但没有能力赔。当问及是否有愿望和被害人家属沟通和解时,当事人表示对方家属因为失去儿子一定不会原谅自己。反正自己已经进监狱服刑了,也不在乎对方家属是否原谅自己。
  案例21998年,当事人27岁,家住农村。与邻居过去有一些纠纷,后来因盖房子相互发生争执后打起来,当事人一拳将被害人击倒在地(45岁)导致死亡。法院判决赔偿家属3万元,判决当事人有期徒刑12年。但是,被害人家属还是不满意,不要赔钱,不火化,要求当事人杀人偿命。最终的实际赔偿情况当事人并不清楚。
  当事人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几年来共计减刑3年,还有半年就可以刑满出狱。在座谈会中,当事人反复表示自己根本没想到会一拳致人死亡,没有丝毫的故意和过失,应当属于意外事件。认为自己也付出了服刑12年的代价,和被害人家属很难沟通,双方家人都结下了仇,可能难以再和解了。
  案例32004年,当事人22岁,无业。中秋节吃饭喝了酒后和7、8个朋友去歌厅唱歌,因小事和一名保安发生了冲突,就动手打架,对方追出来20多人,群殴中一位保安(23岁,东北或安徽籍,有一个刚出生4个月的孩子)被打死,记不清楚法院判决赔偿多少,对当事人判有期徒刑14年。
  座谈会中当事人认为自己仅仅是参与了打人,并不是导致保安死亡的主要责任人。对于对方有一个刚4个月的孩子也很同情,但是认为死亡的人是外省籍人,客观上也无法和被害人家属沟通,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案例41989年6月,农村治安员王某巡逻期间,从路边菜地跑出两条狗,当即打死了一只狗,并警告狗的主人家说:“再不拴上打死后还要罚款”。几天后,又以狗没有上户口准备将狗带走,被狗的主人拒绝,几个治安员将狗打死后带走,并在治安办公室就把狗剥皮炖了。次日,狗主人的儿子(21岁)带着猎枪前来论理,虽然没有任何举枪威胁或者子弹上堂的动作,竟然就被治安员先用猎枪打死。该治安员被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座谈会上,这位治安员王某还特别强调自己的“治安员”身份,认为自己的行为都是在“工作”。无论事前事后,当事人别说向被害人家属真诚道歉并给予赔偿,似乎根本认识不到一家人失去两只心爱的宠物和21岁刚成年不久的儿子是多么悲惨的灾难。如果说一只狗的生命在他看来不足为惜,一个21岁儿子对农村家庭意味着顶梁柱的事实难道也不明白,很显然当事人缺乏基本的是非善恶观念。虽然其本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十几年的服刑也并有转变他的基本认识,更谈不上去争取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案例51998年,当事人28岁(农民),看到朋友与人斗殴被打伤,对方想跑掉时,当事人顺手捡一块砖扔过去,当即打碎对方颅骨导致死亡。当事人被判有期徒刑15年,不清楚是否赔偿被害人家属。目前已经累计减刑3年,余刑还有1年就能出狱。
  座谈会中得知,当事人服刑之后于2002年离婚,同年父亲去世。由于顺手扔一个块砖头导致严重的剥夺他人生命的后果认识不充分,自身也遭遇家破人亡的结局,非常后悔。感到很难和被害人家属对话。
  2.致被害人伤亡,已经全部赔付或部分赔付类
  这一类案件中,当事人都强调在群殴或斗殴中不是自己的行为致被害人死亡,但是却都有足额或大部分支付赔偿金的行为。于是,在主观上非常希望因此就不被判刑或者少判,多数人普遍认为人民法院的量刑“偏重”,个别人认为判刑很合适。
  案例12002年,因砖厂纠纷,群殴中导致对方一人死亡(40岁以下,民工),赔偿数目不详,大约几十万。对方律师和被害人也都表示不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但是,法院还是对当事人判了4年刑,其佘的十几人都判了刑,最严厉的有无期徒刑,还有2个判了10年有期徒刑。
  座谈会上,当事人强调,自己感到很委屈的是支付了相当的赔偿金,被害方家属和律师都在法庭上表示不追究自己的责任,却仍然被人民法院判了刑。不太理解自己赔付后仍然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感到自己做出赔偿后应当不判刑或者再少判几年。这份委屈感的分量远远超出了继续补偿被害人或者进一步与之和解的愿望。
  案例22004年当事人因为朋友斗殴中被害人(重伤—失血休克),该被害人也是当事人认识的朋友。当事人坚持说不是自己动手打的,甚至说自己根本就不在场,但是人民法院判处当事人赔偿10万人民币,并对当事人判刑3年零6月。
  从座谈会了解的情况看,当事人似乎认为自己很冤枉。因为具体情况不了解,也没有查阅案卷材料。因为都是熟人朋友,或许也存在着被害人指控的问题,总之因为当事人的强调,所以无法进一步就与被害人沟通的问题进行交流。
  案例32004年当事人27岁,朋友过生日一起喝酒,与邻座的人发生争执,后来听见对方在外面砸自己的车,就追出去动手打起来。对方主要伤在头上、脸上和胳膊上,导致功能性障碍(43岁)。赔了对方医疗费并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半。
  座谈会中,当事人认为自己是为了防卫对方,因为是对方先砸自己的车。自己赔偿了医疗费还要判刑4年太重。自己已经感到很委屈,谈不上考虑和被害人和解的问题。
  案例4当事人因故意伤害(被害人20岁)被判刑4年半。当事人当年仅15岁,因哥们义气帮朋友的忙将对方打成重伤。共同犯罪的六个人总计赔偿12万,当事人的监护人帮助赔了几万元。
  座谈会中,当事人认为自己当时尚年幼,不仅赔偿了还被判了较重的刑。
  案例5当事人小学辍学,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帮朋友打架时,用铁棍打到被害人身上(16岁),也是自己认识的人,感到自己出手太重了很后悔。人民法院判决赔付被害人3万元,有期徒刑2年很合适。
  座谈会上,当事人认识很好,表情真诚态度明朗,很为自己下手太狠而后悔,希望被害人及其家属能够原谅自己。
  案例62006年当事人是高中二年级学生,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4年。因为被害人与家人发生争执,用菜刀砍伤对方头颅导致重伤。被害人当年20岁左右,搞产品推销,是自己家里的租房人。法院判处赔偿被害人17万。
  座谈会中,当事人认为自己当时未成年考虑事情太不周全,不仅毁了自己的前途也给被害人造成很大伤害,非常后悔。
  3.认为法院量刑过重或认定事实不清
  客观的看,日常生活中人们依据道德标准形成的善恶理念,与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依据和标准难以同日而语。然而,案件的当事人却很难理解这一点。典型的例证是,如果被害方先动手,加害方就认为自己是反击或者“正当防卫”,往往出手很重。当然,也有个别的案件中出现一些当事人确实难以预料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就缺乏加害人与被害人对话沟通的基础。
  案例12000年9月,当事人的朋友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去帮朋友的忙,便伙同几个人绑走债务方,结果导致一人死亡(42岁,个体户),伤2人。作为7人共同犯罪的主犯之一,被判有期徒刑14年(另一个主犯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判决书要求赔付三位被害方共计65000元。自己服刑了,不知道具体赔偿了多少。
  座谈会中,当事人感到法院对自己的判刑比较重,对自己犯罪的性质和严重性认识很不深刻,对于人民法院将自己认定为主犯之一也不够理解。可能是将“主谋”与“主犯”的概念混为一谈了。
  案例22003年12月,当事人24岁,晚上开面包车,被醉酒驾驶摩托车(2人)的撞到,坐在面包车的2人下来帮忙打架。结果,当事人一方用镐把将对方一人致死(无业,30多岁),一人受伤(40多岁,两个无名指粉碎性骨折)。当事人被判12年。另一名主犯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判决书要求赔偿5万多元,实际赔偿了1万多。
  座谈会中,当事人认为人民法院量刑过重,事实认定不清。自己的车先被醉酒驾摩托的人撞,不是自己的责任。而且自己也不是主犯,却被判很重的刑期。很不理解人民法院的判决依据和宗旨。
  案例32003年6月,当事人23岁,待业。某晚去车站接人,途中碰到3个醉酒的人,争执后打架,当事人用水果刀将其中一人致死(20多岁,无业),两伤(20岁),被判刑10年。
  座谈会中,当事人认为虽然对方一人死亡,人民法院的量刑还是比较重。因为从性质上说,自己的行为不是犯罪应当是正当防卫。坚持晚上碰到3个20岁左右的醉鬼非常危险,如果没有拼死制服他们的话,自己很可能就反而被他们打死了。
  案例41999年10月,当事人41岁,干洗店工作。从外地探亲回家,一家3口在街上并排骑着自行车。当事人和女儿骑在前面,突然女儿被一辆捷达车撞倒致伤。对方司机竟然动手打我媳妇和女儿,还拿出警棍,打伤了我的胳膊和脸等部位后,几个人就回到车里了。车上的女人还继续骂我女儿,我媳妇就骑自行车追上去,一名男子又下车打我媳妇。我赶过去后他还几次将我扭住并将头往车上撞。我用胳膊扭住他的脖子后,他突然就开始下滑瘫软了,我一看他就是有病,一定是犯病了,就放下他。后来,直至检察院告诉我,才知道他已经死了(个体户)。人民法院定故意伤害罪,判我12年有期徒刑。
  座谈会中,当事人表示:人民法院定我故意伤害我是有看法的,是对方先撞人并先动手打我和家人,我没有任何凶器,发生致死结果应该是被害人自身有什么病。当时,检察官对我说“你就承认了,签了字什么事都没有”。总之我认为,该案子不应该判我这么重的刑。
  4.亲属之间发生的伤害案件
  亲属之间发生的伤害案件,起因都是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一旦达到动手的程度,其造成的伤害后果往往都很严重,不仅当事人两败倶伤还会给其他亲属成员的情感也造成伤害。这类案件应该说具备对话沟通的基础,作为亲属这层关系本身也非常需要修复这段感情,但在现实中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非常艰难。
  案例11997年10月,当事人32岁。在家喝了酒,看见哥哥和自己的媳妇由口角争执发展到动手打架,一怒之下便用火钳扎到哥哥(40多岁)的左胸,其儿子(23岁)见状也加入到斗殴之中,结果造成哥哥死亡,当事人夫妇二人轻伤的结果。当事人被人民法院判15年有期徒刑,侄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据称,当事人的嫂子曾到法院要求不要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1999年当事人服刑期间与妻子离婚。
  对于一位母亲而言,最为惨痛的事情莫过于亲兄弟相残。本案中弟弟将哥哥伤害致死,自己和亲侄子判刑入牢狱,服刑后离婚,两个家庭都毁于这场本不应当发生的斗殴。两位女性则承担着这样的灾难,一个因死亡而失去丈夫,另一个因监禁而放弃丈夫。不知道真是酒精导致了这场悲剧还是宿命或者另有隐情,无论如何代价是太大了,相互之间的伤害也太深,不知道他们这一辈甚至下一辈能否成功修复这段被毁灭的亲属感情。
  案例22006年,当事人是初中二年级学生,16岁。所犯罪行是杀害自己的父亲,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据当事人描述,自己的家庭成员之间因经常发生矛盾而时常受到伤害。从小到大,就不断看见父亲实施家庭暴力。姐姐也在此前因实在难以忍受而离家出走。2004年,当事人的哥哥也因持刀入室抢劫,被判无期徒刑。
  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知道自己的母亲一直想离婚,却离不了。每隔三两天的时候就受一次折磨。父亲喝酒以后更加暴力,常常无缘无故地打人,虐待人。多次看见母亲生气后不省人事的样子,非常难受感到父亲不拿家人当人对待。
  座谈会上,当事人说“现在母亲是最关心我的人”。以后要学会用法律的方法解决问题。现在妈妈给人打工养活自己。一旦出狱回家,要非常孝敬妈妈,不让她再受苦。哥哥小学文化程度,亲兄弟之间关系很好,目前也有通信。妈妈娘家的亲属都理解当事人,但是爸爸家的亲属却不肯原谅他。当事人表示自己也不指望他们原谅。同时感到人民法院的判刑太重,等到自己出狱母亲的年龄该多大了?谈到今后的谋生手段,当事人表示反正自己还年轻,还可以学。不过目前的劳动还谈不上技术,希望能够多学文化和技术。
  (二)未成年罪犯的人际关系修复值得重视
  我国作为一个拥有约3亿多未成年人的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兴亡。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一直是政府、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何防止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著名犯罪学家康树华教授曾指出:“由于犯罪低龄化,一定程度上必然导致一些人犯罪生涯的职业化”。犯罪学专家皮艺军教授认为:“总体上看,青少年暴力犯罪主要由三大因素引发,其一是早恋;其二是图财;其三便是过分强调自尊所至”。
  青少年暴力犯罪现象给人们的启示如下:起因很小,结果很大,没有前兆,不计后果。呈现出“野蛮性、突发性和激情性”的特征。其直接伤害对象大多为自身父母、同学甚至老师。而且,犯罪年龄低龄化趋势比较明显,相当一部分是在14到16岁之间,甚至出现12岁左右的作案人。同时,未成年人及女性犯罪也呈上升趋势,失学、綴学等未成年人犯罪更是日趋严重,在校学生犯罪人数也在逐年增多。
  以本课题调研的某未成年犯管教所为例,全所罪犯260左右,其中90%是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抢劫、杀人、伤害、强奸)约占79%,其中,伤害罪约占暴力犯罪中10%。参加此次调研座谈会12名罪犯,其中,自己是独生子女的8人,知道被害人是独生子女的9人。有4人明确表示:只要对被害人赔偿够足够的钱(包括能够赡养死者的父母),就应当不再对加害人判刑。
  当刑事案件处于行刑阶段,未成年犯罪人已经被判刑关进了未成年犯管教所或监狱,已经切实感受到了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体验。如果法律规定能够支持恢复性司法方案,并给未成年犯以一定的利益驱使(例如假释、减刑、离监探亲、分级处遇等),那么未成年犯进入调解程序的积极性将显著增加。有人认为:在行刑阶段,未成年犯在监管机构的教育督导之下,在身边其他未成年犯取得改造成果的示范之下,在特殊环境的综合压力之下,在功利目的和思想觉悟的共同作用之下,更容易表现出积极的参与调解的诚意。而被害人在刑事判决发生抚慰功能后,对于未成年罪犯的报复心态得到缓解,因而也更加希望和解结果能够解决其现实问题,对话的可能性因而增加。{4}
  未成年人道德观、价值观正在形成之中,犯罪服刑是他(她)们人生旅途中最为沉重的打击。平时并没有将父母和老师的叮嘱当一回事,突然之间面临着公、检、法、司等各个国家机关的追究,心理上也一定非常恐惧,没有想到有这样严重的后果。从不考虑未来无忧无虑的未成年人突然就要考虑,如何度过痛苦的服刑岁月以及走出监狱大门以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因此,监狱干警可以在他们服刑期间用心将这棵“长歪的小树”尽量扶正,帮助他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成一个坚强的懂得尊重生活的守法公民。在此意义上,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尤其适合这个群体,促使他(她)们树立对被害人的同情心,认识到自己行为造成的严重损害结果,真诚悔罪。
  (三)成年女性罪犯对赔偿被害人的认识
  女性通常以性情温和、情感细腻、敏感以及特殊的生理现象形成与男性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这些看似普通的女儿、妻子、母亲的女性们,却因某个晴天霹雳的瞬间就沦为了罪犯!从道德的角度评价,可以说她们玷污了女性的美德,违背了社会的伦理规范。从法律的角度看,她们对社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尽管如此,若细细地探询她们犯罪的原因,又会发现犯罪事件的背后藏着许许多多无知、凄苦、贪婪甚至愚昧的因素,使为数不少的人从被害者走向加害者的历程,确实令人万般揪心、同情、叹息。
  与成年男性罪犯相比较,女性服刑罪犯因为监禁失去家庭、孩子,悔恨会让她们痛不欲生。内心的压力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导,时间一长还会产生身体或精神方面的疾病。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能够创造出让女性罪犯释放积怨、改善加、被害人之间人际关系的良好契机。从我们调研的情况,那些由被害人转变为加害人的罪犯即便万分悔恨,对于被害人及家属所受的伤害其同情还是很有限的。而因为一时冲动伤害了朋友或陌生人的罪犯,冷静下来后都能够认识自己的不对之处。还有个别的罪犯甚至认为人民法院判刑偏轻,很对不起被害人。
  1.致被害人伤亡,已经全部赔付或部分赔付
  案例1当事人初中毕业,农村户籍。某日看见父母和村民吵架,为替自己的父母出一口气,便用菜刀砍伤了对方(35岁女性)。被害人头面和上肢受伤,鉴定结论是“轻伤偏重”,赔偿被害人住院治疗的医药费约2万多,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座谈会上,当事人表示最初认为判刑太重,很不理解法律,通过警官的教育,知道自己以前不懂法,完全是个法盲,不知道用正确的方法帮助父母。以后知道要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不要伤害别人。
  案例21998年,当事人17岁,是高中三年级的住校生,即将参加高考。同寝室的一个同学要过生日了,和她商量买什么礼物,她竟然劝说同学买毒药和大家开个玩笑。于是两人就一起去买了一瓶农药。生日那天晚饭之后,当事人打开农药,分别放在7个杯子里,当事人在自己的杯子里放了安眠药。8个人共同举杯祝贺生日快乐后喝下放有毒药的饮料。据说当时有人曾抱怨这个饮料太难喝。次日凌晨,除了当事人仍然处在昏睡中之外,其余7个花季少女已经全部死亡。当事人被判处民事赔偿十几万元,作为未成年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是我们调研以来听见的最骇人听闻的,也是最模糊的一起事件。座谈会上,当事人的面容和表情都显得与其他面部表情麻木、憔悴的女犯不同。近九年的服刑生活似乎并没有在她姣好的容貌留下烙印,还是那样单纯甚至略显孤傲的神情。她非常冷静、简要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平静地语言仿佛讲述的并不是恐怖的杀人案件。据了解她的家庭环境不错,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会计,本人在校学习成绩很好。至于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仍然是一个谜。被问及作案的动机时,她说“我不想说,可以不说吧”。总之,她没有一丝一毫地胆怯、羞愧的心理表现,在她那可谓妩媚的外表下似乎有一个异常冷静的心。
  案例3农村籍的当事人56岁,因为自己85岁的母亲砍了邻居三根竹子,被邻居要求一根竹子赔偿50元钱,还要许“红烛大愿”以便消灾。当事人难以接受这样的条件而发生口角,最后发展成斗殴。当事人用水果刀刺伤邻居胸口,事发后立即叫来队长,并帮助将被害人送到医院,花了医药费3千,第二天被害人死亡(32岁)。人民法院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致死)判了有期徒刑8年,赔偿1万多。
  座谈会中,当事人表示根本不愿意出现这样的结果,当时也是在气头上不能控制。自己感到很后悔,伤害了邻居自己也不能够孝敬高龄的母亲。当事人表示“法院的判决比较合理”。
  案例42003年,当事人小孩9岁时发现丈夫在外养小姐,从此夫妻之间经常吵架,甚至被丈夫殴打。一次又发生冲突后,当事人用理发店(合伙开的)的水果刀刺杀到丈夫腰部,2天后丈夫在手术台上死亡。当事人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
  座谈会上,当事人认为自己当时伤及丈夫的部位不至于致死,又是2天后死在手术台上,医疗事故的可能性较大。服刑后在监狱干警的教育下,逐渐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和严重性。但是仍然强调:“我自认为判3年比较合适”。
  2.希望和被害人建立良好关系
  案例1当事人23岁,个体户。得知男朋友与被害人因菜地发生争执,便和男友闯进被害人家里,面对两个手无寸铁的女性(一人30多,另一人50—60岁)竟然用小刀片在两人脸上乱划,致两名被害人为7级伤残。人民法院判处当事人有期徒刑8年。判处其男友有期徒刑6年刑。入狱后两人已经分手。
  座谈会上,当事人说自己当时是因为喝了较多的酒,很不理智,给被害人这样严重的伤害,很后悔。也毁掉了自己和男友的前程。法院对自己的判刑比较偏轻,很对不起被害人。
  案例2当事人(25岁)开了一个小型按摩店。某位客人(50岁)与服务员打架,当事人就电话通知男朋友来,赶来后几人共同殴打客人,导致其头部出血。第二天得知被害人已经死亡,知道自己走不了,被逮捕时心情也比较平静。
  被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致死)判处有期徒刑15年(男朋友被判无期,服务员被判有期徒刑13年)。
  目前,当事人已经服刑2年。案发后来,得知被害方还有高龄的母亲,很后悔自己做的事情。更后悔因为自己打电话叫来男朋友,发生严重的后果导致其判处无期徒刑,很对不起男友和他的父母。
  案例3当事人因为和朋友发生争执,便用水果刀刺伤对方(36岁)导致重伤,被人民法院因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刑期。
  座谈会上,当事人说:“事前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在事业方面都能够相互帮助。这次造成她重伤,我很难过,认为法院判的太轻了”。目前当事人已经服刑一年多,“和被害人方面没有任何接触,其亲属和我的家人也都没有任何联系的确已经反目成仇了”。
  案例4当事人和邻居(男,40岁左右,铁路局职工)打麻将发生争执,竟然用家里的自制猎枪击中对方致死。当时正处在怀孕期间,庭审中被害方家属要求重轻判决。被判处有期徒判7年,赔偿家属5万元。
  座谈会上,当事人开始服刑的时候小孩(女)4岁,现在小孩已满12周岁。外婆在带孩子。很担心孩子的承受问题,不知道如何告诉她。表示希望和死者家属建立良好的关系。
  综上所述,如果不是和减刑、假释资格相关,多数罪犯还是不愿意既服刑又支付赔偿金。但是,也确有少部分罪犯有和被害人或家属重新建立和解关系的意愿。监狱干警可以利用人民法院的要求,促进罪犯悔罪认罪用实际行动向被害者履行应尽的义务,贯彻修复性司法理念。
  四、监狱实施“修复性矫正方案”对象及途径
  有关修复性司法在监狱系统运用的理论研讨会也在逐步推进。长三角监狱学(学术)论坛2007年11月28日在上海举行为期两天的论坛,主题是“行刑个别化及恢复性司法”。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等华东四省市监狱系统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干警共五十多人出席。
  所谓修复性司法理念的内涵,除了使他们有机会与被害人改善关系积极赔付之外,还包括为他(她)们制定一些以人为本的关爱举措。作为监狱刑罚执行中,制定准确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计划,也正是修复性司法精神所要求的“针对性”和“关爱性”的具体体现,是提高教育改造效率和刑罚执行功能的本质要求。
  本课题主张,在宏观分类上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可以针对或适用于所有存在被害人或其家属的罪犯。在微观划分上,可具体分为未成年罪犯、女性罪犯、老病残罪犯和“黑恶势力”罪犯。若能够在这些罪犯群体中分别推行适合他(她)们的修复性矫正方案及以人为本的处遇措施,在适用假释、减刑、保外就医等法律制度,才能够为他(她)们创造出更好的条件,促进他(她)们希望中改造的积极性,减少对抗性矛盾的产生,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惩罚和矫正功能。
  (一)在未成年罪犯中推行修复性矫正方案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违法犯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目前约有2300万人。因与父母长期分离,“留守儿童”得不到正常的家庭监护和教育,一部分儿童学业荒废,一些人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另外,由于父母长期在外,“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较一般未成年人更容易受到不法侵害。{5}2000年至2006年,全国法院审判的43万余名未成年罪犯,重新犯罪的仅占1.26%。{6}
  根据我们的调研,多进宫的成年服刑罪犯中,属于14周岁被判刑后再次犯罪被判实刑的比例很小。相对而言,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被判刑后,再次犯罪入狱的比例大大增高。
  1.未成年罪犯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如前所述,问卷样本及访谈调研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几乎所有年龄段的服刑罪犯,无论是初犯还是多次进监狱的罪犯都感到最对不起养育自己的父母,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身上良心和善良人性没有泯灭,这就为监狱的教育矫正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年龄小的服刑者可塑性较强,人生观和道德观尚未完全形成。他(她)们在日常表现中对警官都比较尊重,即便受到大龄罪犯欺负或者被处以了不公正待遇也能够忍辱负重,不像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服刑者那样容易“一触即发”而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邻国日本上个世纪末期以来的少年恶性犯罪案件增多,促使其《少年法》不断修改,直至将违法少年送少年院的年龄下调到12岁左右。1984年,当中国内地面临少年犯罪高峰并开始对犯罪行为实施“严打”时,同期的日本也迎来了“二战”后,少年犯罪的第三次高峰。据统计,1984年至1996年之间,少年犯杀人、抢劫、伤害、强奸等案件大约年平均1000件左右。从1997年开始上升到年2000件以上。2004、2005年略低于2000件。作为少年犯罪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年龄低下,因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引发犯罪,其手段残忍、动机难以理喻,甚至当事人自身也难以清楚地加以说明。这与过去所认识的未成年犯罪特征有了许多不同的变化。
  我国在已满14周岁农村籍的未成年罪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辍学后在城市随父亲或母亲生活的,犯罪之前日常生活就很不稳定,偶尔甚至还会有“饱一顿或饥一顿”的现象。他们接触正统价值观教育的机会很少,父母忙于挣钱忽略了教育和必要的关心。这些年幼的未成年罪犯服刑后,受到相对正规的纪律、法制和文化教育。有规律的矫正生活和矫正官员的耐心教育,使他们能够较快地消除对监狱生涯的恐惧感,在改造中由消极抵触逐步转变为积极主动。特别是近年来对未成年犯不断倾斜增大减刑幅度(但判刑十年以上的暴力犯罪者和累犯仍不得假释),使他们能够在服刑三分之二期间左右都能够获得释放,有力地促进了改造积极性。
  访谈中,未成年服刑者质朴的语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刑罚的威慑和教育功能。例如,课题组成员问:“这样的年龄被判刑,自己是怎样想的?”回答:“我爸说:判刑是挽救了我,若现在没有被逮捕或者没有被判刑的话,我会一直继续犯罪,等到我大了才被判刑的话,可能就会被枪毙了。……”这些服刑者由于年龄相对较小,作为初犯人身危险性也不是很大。过去在家里和父母之间难以沟通和交流,有的很讨厌被父母管教而愿意和不良朋友混在一起。现在犯罪了服刑了,才真正体会到了法律的严厉性和强制性的滋味,都很后悔过去没有听父母的话。这部分人如果服刑期间能够得到家庭亲人的帮教配合,一般都还是能够获得较好的矫正效果。在此意义上,可谓刑事处罚及时地挽救了他们,充分发挥了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同时,伸张了社会正义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警戒了其他未成年人,间接地实现了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当然,也不能够忽略服刑期间存在的一定程度的交叉感染现象。
  2.未成年流动人口的生存环境隐患
  一个非常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在户籍管理体制中,这些属于流动人口的未成年人,即便被释放(假释),先前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自身的小环境甚至还不如以前。一旦受到诱惑或者忍受不了清贫的生活,也很容易再次堕入犯罪深渊。调研中,多次进监狱的成年罪犯,也对自己没有社会需要的文化知识或谋生技能担忧,若找不到可赖以生存的工作,也可能还会经不起犯罪利益的诱惑。如何尽量保障刑满释放的罪犯有一门谋生的技能,也是预防再犯罪的重要措施。同时,科学的矫正方法和制度更是保障服刑者保持健全、健康身体和心态的前提。在这方面,内地监狱系统还会不断探索,在矫正教育质量上下功夫,使更多的罪犯能够顺利实现再社会化。
  如何兼顾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处罚和保护双向价值,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有观点指出:我们现在过于强调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杀一儆百”,但这是否是一厢情愿呢?实践中,贪官们前赴后继,前面杀的贪官并没有震慑住后面来的贪官,这就需要很好地从犯罪学上来分析一下腐败犯罪的成因。{7}或许这样的原理也适合于不断增长的未成年人犯罪现状。无论如何,仅仅依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刑罚之外的矫正处遇制度,和有助于未成年人矫正的环境。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和措施,只有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才能构建科学的少年司法制度。
  (二)在女性服刑罪犯中推行修复性矫正方案
  从政府的职责角度看,对这些犯了罪的女性便不仅仅是谴责或处以刑罚,更重要的是要在她们服刑期间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关心她们的身心健康,教育矫正其恶习,帮助她们重新塑造守法公民的信念重返社会。
  1.关爱女性罪犯的特殊举措
  罪犯被人民法院依法剥夺自由并在法律的强制力下服刑,痛失亲人、家庭对于女性而言可谓比刑期本身更加残酷。女性虽然有很强的韧性,但长期承受过大的心理或精神压力而不及时疏导,也很容易形成不同程度的非健康症状。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维护女性服刑罪犯合法权益的需要,女子监狱的干警在严格执法、有效执法上苦下功夫,针对女性罪犯思念家人心切、罪犯之间容易因琐碎的事情斤斤计较闹情绪、一些罪犯善投机取巧伪装表现等特点,通过掌握案情、个别谈话、心理质询等手段,帮助解决罪犯家庭中的实际困难,积极与当地政府协调,对老人、孩子的身体健康和经济困难予以援助,极大地消除了罪犯的后顾之忧,尤其是各地女子监狱干警成立的援助服刑罪犯子女助学基金会,以及亲情餐厅、亲情同居或在“六一儿童节”或“母亲节”让女性罪犯和孩子团聚等措施,充分挑动了女性罪犯主动改造的积极性。
  如前所述,一些伤害了朋友的女性罪犯,比那些由被害人转变为加害人的罪犯更加容易在以人为本的举措感化下,深刻悔罪真心道歉。这样通过引入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可以促进其和被害方改善关系,也为今后复归社会之后修复各类人际关系打下基础,顺利实现再社会化。
  另一方面,也不可忽略那些由加害人转变为被害人的女性罪犯,虽然丈夫或恋人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们还有父母或兄弟姐妹,作为真心悔罪的表现之一,在争取减刑、假释资格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对死者家属的关爱表示,无论是经济补偿还是诚恳的道歉,都能够给被害者家属一丝丝慰藉,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益无害。而且,无论丈夫有天大的过错,已经丧失了生命。自己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等亲属之间血缘也是割不断的,对他们的精神或经济安慰能够使自己的孩子更能够理解自己,为自身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维系创造条件。
  2.首创“情感管理”理念
  作为对传统罪犯管理手段的突破,可谓“情感管理”理念的提出。其意义正如北京市女子监狱的现任监狱长所说,女性在监狱服刑改造当中的心理问题比男性更为突出,突出在哪儿呢,她是女性的服刑人员,本身她的社会角色,包括她犯了罪以后,进监狱以后,女性本身家庭观念是比较重的,到监狱以后,思亲恋家的心情是非常迫切,而且恐慌的心理、悲伤的心理、自卑的心理都非常突出,时间长了就会压抑在心里,就会产生抑郁,往往会发生一些安全问题,比如说自残,或者说轻生念头等。为了减轻服刑女犯的心理压力,监狱便专门设立了“茧吧”。
  作为教育改造罪犯尝试的一种新的形式,“茧吧”是融心理咨询、情感教育、娱乐于一体的主题活动区。之所以称之为“茧吧”,是因为“茧”字象征服刑人员作茧自缚因犯罪而入狱的一种状态,同时也表示她们自我反省和对自己罪行的认识悔过。活动期间,女犯们可以唱、可以叫、可以跳舞、可以不喊报告,放松身心、发泄自己。很显然,这样的做法是新的时代进步所创制的,是过去所难以想象的,也是与修复性司法理念在行刑阶段的宗旨相吻合的。
  总的来看,各地女子监狱颇有特色的一系列探索,特别是心理咨询、心理矫治的尝试以及正在逐步推广的“危险性评估”的科技含量的增加等,对于释放女性罪犯的心理压力和预防再犯罪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监禁本身毕竟是强制性的,与一些心理矫治所要求的宽松生活环境是相悖的。因此,对于心理正常的罪犯而言,必要的心理疏导应该实用且非常有效。但对于那些已经患有心理疾病的罪犯,心理治疗的作用就比较有限了。
  “情感管理”理念的可贵之处,在于正视女性罪犯的特殊性,从女性独特的情感角度去深刻理解和认识女性罪犯的特点,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重大改革,必将在我国女性罪犯教育改造制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三)对老病残犯实行“以人为本”处遇举措
  修复性司法理念注重人文关怀的理念与我国监狱“以人为本”的教育改造宗旨相吻合。虽然注重对被害人身心财产的赔偿是修复性司法的重心,但是为罪犯创造机遇使之获得更加优惠的处遇资格和条件,促进其顺利地再社会化也是其重要的目标之~
  1.针对艾滋病罪犯的教育措施
  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如何保障对老病残犯正确地执行刑罚、如何建立老病残罪犯的医疗保障机制,均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病残罪犯连基本的生活自理都成问题,日常生活还需要其他罪犯协助,给监管改造带来很大的困难。根据法律规定,其中一些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本应当保外,但罪犯家属却往往不愿意接受,社会的医疗福利机构也尚待健全,不得不由监狱承担起沉重的负担。
  监狱内所称的老病残犯,通常是指服刑罪犯中年龄在60岁以上或患有各种严重的内外科疾病、传染病(包括艾滋病、性病)、肿瘤、精神病、妇科病以及肢体、器官残缺、功能不全或丧失功能、体质弱或智力低下的罪犯群体。{8}
  通常情况下,罪犯对于艾滋病的恐惧,主要还是在于对艾滋病知识的无知。为了教育挽救他们,监狱干警把帮助罪犯正确认识艾滋病做为工作的重点,教育与宣传并重,消除了他们错误的认知,增强了他们抵抗疾病的信心和能力。罪犯在被告知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往往表现得极易冲动,对未来充满恐惧,对生活极度绝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罪犯还极度敏感,身体上一有轻微的变化,便会异常紧张和惊恐。
  针对防治艾滋病知识专业性强、内容多和罪犯素质低等特点,干警采取集中授课,请专家办讲座,利用电化教育等教学方法,编写专门教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艾滋病罪犯宣讲防治艾滋病的基本知识。给艾滋病罪犯专题授课的时间,每周平均达到6个课时以上,专业医生还定期开设讲座,正面回答关于艾滋病防治和如何提高自身免疫力的咨询。在管教人员的感化下,艾滋病罪犯都郑重地签名承诺艾滋病感染到我为止!”{9}
  2.针对精神病疾患罪犯的处遇措施
  精神病患者最主要的就是缺乏自我控制情绪的能力。精神病犯监狱就是要以稳定为基础,以矫治为手段,恢复精神病犯的健康人格和自我控制力,自我约束后再投入改造。这方面,北京市延庆监狱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为了保持或恢复精神病患罪犯的良好状态。干警们在监区中央的一块用铁网圈起来的空地上修建了“爱心乐园”。十几个各种颜色的“大蘑菇”是小兔子的宿舍,是罪犯们饲养小动物、欣赏美景、倾听音乐,以化解不良情绪、培养正常思维、恢复健康人格的场所。此外,监狱还投资购买大量设备建立了棋牌室、阅览室、音像室、体疗室、习艺室和一个农疗基地。这五室一园一基地成了精神病犯改造最有特色的地方。服刑人员现在都开始打桥牌了,围棋的水平也比较高。健康的棋牌活动都有助于他们的思维和智力。还组建了小乐队,农疗基地的蔬菜虽然产量少,但给他们每人分上一个西红柿也算是他们的劳动成果。通过多种矫治方法,这几年精神病服刑人员病情不稳定的比例和发病率都有明显下降。{10}
  较之罪犯家属都遗弃或不管不顾的现状而言,各地监狱在克服经费、人力不足和染病风险的前提下,尽了最大的人道努力,为病犯家属、为社会安宁、为国家的刑罚顺利执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黑恶势力”罪犯与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
  鉴于“黑恶势力”仍然是破坏社会、破坏人民安全稳定的主要因素,因此打黑除恶成为一个长期的斗争。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稳定要求的提高,尤其是一些刑释人员再犯大案要案的情况,促使在监狱行刑阶段对这类人员要从严要求、严格把关,2007年年底,司法部、公安部关于《刑释人员无缝衔接回归社会》的活动开始实施,防止这部分人员释放之后因社会团体机构疏于帮教而再次危害社会。
  性质属于“黑恶势力(非法律术语)”范畴罪犯过去与其他普通刑事罪犯一样,在监狱服刑期间并不作专门的划分和监管。随着该类罪犯的逐渐增多和危险性的增大,其监管模式便改为“异地关押”或“分散关押”。
  (一)特殊的管教模式与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
  2006年我国启动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方案以后,在监狱刑罚执行环节,其中心工作是在教育、劳动、监管处遇、减刑、假释等方面严格要求从严掌握的同时,还要求加大对这部分罪犯的有效转化率。可以说,对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又提出新的要求,使基层干警的工作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我们在某直辖市监狱系统的调研中了解到,2008年该市监狱局对于“黑恶势力”罪犯的教育改造转化率要求达到60%,并成为考核监狱领导班子的指标之一。其教育转化率的具体内容如下:其一,真诚认罪悔罪并写出认罪悔罪书,写清楚自己在黑社会组织中的地位、作用;其二,在监狱服刑人员大会上现身说法,揭露黑恶势力;其三,向受害人或当地政府写悔过信;其四,涉及赔偿的,要尽快落实赔偿金,没有赔偿能力的要制定赔偿计划;其五,切实遵守监规,表现良好。
  其实,上述针对“黑恶势力”罪犯的转化内容,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在存在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中,修复性司法的目标就是在各个环节创造由让加害人向被害人真诚悔过,并赔偿经济损失的机会。绝大多数涉黑涉恶性质的犯罪都存在被害人,行刑阶段教育矫正的关键,就是促使这些罪犯向被害人忏悔道歉承并赔偿损失。可以说,这样的矫正方案有极强的针对性,但是真正实施起来难度也非常大。对于我国现阶段仍然以监禁刑为主,一线干警和罪犯的比例偏低,对所有的罪犯若采取集中管理的方式还可以对付,但若要求切实地做“一对一”式的帮教工作,警力则明显不足。
  (二)“涉黑涉恶”服刑罪犯的特点
  据调研了解的情况是这样,这类人改造难度比较大,他们有很强的团伙性,纠结性和欺骗性。部分罪犯比较精于世故,办事比较圆滑,角色转化比较快,善于伪装、两面派明显,在干警面前特别老实,很少和干警正面发生冲突。有很生动的例子这样形容,某罪犯知道自己的卡上没有钱了,40多岁竟然在干警面前哭哭啼啼,尽量博得干警的同情。一旦回到监舍,又在其他罪犯面前表现得谈笑风生。
  这些罪犯中,有的有很突出的个性特征,反社会、崇尚暴力、讲哥们义气、追求金钱、名誉、地位等,归属感或趋同心理较强,很容易与同类性质罪犯或其他罪犯混熟。特别注重干警对他们的看法或态度,非常敏感。有干警指出:他们有很强的社会适应力,恰恰是改造他们的“可怕”之处,双面性强。一些假象既让其他罪犯佩服他们,也让干警认为他们表现不错。
  普遍对自己缺乏认知,功利性和投机性很强。这类罪犯的功利心很重,只要知道自己还不具备减刑、假释的资格,就明确表示不参加劳动。有的罪犯自己开有公司,赔偿金额根本没有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能否给他减刑或假释的资格和机会。多数罪犯明知难以获得减刑资格,便在日常表现中阳奉阴违。还有的罪犯因为自己不能够享受亲情电话,便向干警“讨说法”。
  还有部分罪犯对人民法院将自己定为“黑恶势力成员”不能理解,尤其是犯罪之前是公务员、从事政法工作或者律师职业的人员抵触情绪更强。要帮助这部分认识自己犯罪的性质难度就较大。干警心理上也容易认同他们,再加上这部分人也比较懂法律,有的还多次立功或是原单位的业务骨干,犯罪之后沦为被监禁的罪犯,心理落差很大,难以摆正自己的位子。
  其他犯罪性质的罪犯更是对他们很佩服,想和他们搞好关系。这些人不露声色但却时不时传递出“别惹我”的信息,无形之中似乎反而让这些人扮演着“准黑老大”的角色。
  (三)“涉黑涉恶”服刑罪犯的犯罪原因
  在服刑罪犯中,因为生活贫困或职权在手而不择手段敛财导致犯罪,或者因为情感纠葛、哥们义气而害命的大有人在。但是“涉黑涉恶”罪犯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即从媒体上接受一些信息,盲目崇拜一些“英雄人物”,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称霸一方呼风唤雨,能够干出一番事业。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文化程度不高,家庭社会地位较低,希望通过加入“涉黑涉恶势力”既保家人平安,也能够出人头地。并非单纯因为生存需要加入黑社会组织,也有他们的所谓理想和追求。
  由于存在上述认识,加上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要真正说服这些人也并非易事。尤其是要让他们真心悔罪,修正自己不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仅仅依靠说教还是显得苍白。有的罪犯甚至明确表示:即便自己一天不减刑,最多只熬过7年就能够出狱。明显地表现出对严格管理不服的心态。
  (四)实际处遇中存在的困难和思考
  目前,对于“涉黑涉恶”罪犯在考核资格方面有很严格的要求,拿到记分许可证且核准之后,还需要获得劳动安全合格证和劳动上岗证,才能进入正常的考核程序。对于他们的教育矫正较为普遍的做法,是由管教领导、监区、狱侦、监区成立“攻坚转化”小组专门负责。
  由于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处遇不同,监管改造方面形成如下困难:根据现行规定“涉黑涉恶势力”的首犯和主犯不可打亲情电话,不可与家属团聚同居,会见仅限于直系亲属(仅限于父母、配偶、子女),这些方面的要求在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连“黑恶势力”这样的称谓都找不到,给执法工作造成很被动的局面。根据文件指示,日常处遇中要求尽量减少他们自由活动空间,并且绝对不能接触危险工具或从事危险程度较高的劳动(劳动岗位安排比较困难),每月定期进行心理咨询矫治工作。这部分罪犯的减刑、假释、从严掌握、但是并没有法律效力,罪犯也提出许多了质疑,给管理教育带来了困难。
  更为特殊的现象是,一些犯罪之前是政法系统公务员的,不仅自己坚持自己是受政治迫害,连家属也不能接受被定为“黑恶势力成员”,极端个别的甚至以断绝关系的通牒施加压力。
  针对上述现象,座谈会中监管干警也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和思考。例如:①应当该坚持整体教育为主,个别教育为辅的做法;②不要给他们特殊感,例如采用一些特殊颜色的表示以便醒目等做法都欠妥。政治上从严,生活上平等;③注重他们的规范养成和行为养成;④增强人生观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可以组织收看“百家讲坛”,效果很好;⑤教育转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
  值得深思或担忧的问题,是这些“涉黑涉恶”罪犯在监狱里感到不平等待遇,出狱之后是否会更加疯狂地报复社会?仅仅靠一些行政规定不足以正确执行法律,没有希望的人是最难管理或者说最难教育的,在减刑、假释资格方面应当深入探讨,何谓“从严掌握”应当由科学、合法的尺度。否则,不仅会激化这部分罪犯在监管中与干警的矛盾,也容易积淀为日后报复社会的动力。还是应当从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的视角,恩威并重,调动这部分罪犯主动改造的积极性。
  六、监狱实施“修复性矫正方案”的相关问题
  步入21世纪之后,我国各阶层人士的法律意识和人权意识得到整体提高,监狱里服刑罪犯的维权意识也大大增强。过去罪犯曾不敢说或者不愿意说的话,也敢于直接表达了。不仅如此,有的时候罪犯的态度甚至很恶劣,大有故意挑衅之势。这样的情况,是我国监狱干警从未遇到过的,一时间无论是心理上、情感上还是价值观念上,还是难以适应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多数监狱干警能够理性认识并通过更加严格执法意识和行动,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罪犯的合法权利。
  涉及到监狱推行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的途径,需要在两个层面有所突破,其一是监狱干警的认识和制度建设;其二是罪犯具备实际的赔偿支付能力。
  (一)监狱干警的权益保障与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
  本课题认为,虽然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本身并不包含对第三方(中立的第三者、社会团体、司法机关等)自身权利义务的干预,也就是说中立的第三方如何争取或完善自身的权益状态,并不在其关注的范畴之内。但是,在整个刑事程序中,尤其是在刑罚执行程序中,失去人身自由的服刑罪犯与管教干警的关系则可谓特殊。
  几年前,监狱系统比较流行“监狱干警的权利如何保障”的话题。主要是指监狱一线干警的工作量过分繁重,劳动时间、加班待遇等都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全凭着监狱干警对这份职业的执着和敬业精神,一代又一代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从监狱干警作为行刑阶段修复性司法方案的主持者的地位看,首先要让监狱干警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之下,科学认识罪犯的一系列举措,已经为在监狱行刑过程中贯彻修复性司法方案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同时,修复性司法方案的实施也必定会为监狱的教育矫正工作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当然,无论是刑罚执行主体还是刑罚执行对象,都应受法律的保护。现实情况是,我国监狱就面临着执法方的权利尚未获得应有保障的同时,从上到下却更多地强调如何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似乎监狱干警的合法权利没得到有效保障是正常的,不值得过分关注的事情。一方面,监狱干警心中承受着巨大的委屈的,另一方面服刑罪犯又故意强调权利规避义务,使基层干警的工作很难开展。尤其是那些在女子监狱工作的女干警,有的时候一周之内连续加班无法顾及家人,作为人妻、母亲本来就充满了愧疚,自己的合法权利还得不到重视。女干警们每天工作所接触的也是犯了罪的人妻、母亲,这些人因为丧失自由心理压力更大,特别是处于经期、更年期的罪犯,不是情绪容易失控就是变相抵触,使干警工作压力更大。当然,干警的权利保障不力或者得不到全面有效保障,不等于就可以不应当强调罪犯合法权益的保障。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几年狠抓执法建设,多数干警都能够从大局、从法制的角度深刻认识保护服刑罪犯合法权利的重大意义,在执法透明度、监督执法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执法的规范性,加深了对罪犯心理问题的认识理解,妥善化解了有碍工作的各类阻力。
  总之,在监狱行刑阶段,监狱干警对于修复性司法理念的理解和认识,是修复性矫正方案能否顺利落实的关键因素。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的沟通对象是加、被害方双方,无论是通过适当的方式直接对话,还是通过支付赔偿金的方式间接进行,其工作都要求监狱干警了解罪犯的犯罪原因、作案手段、附加刑执行情况、罪犯本人的支付能力、家庭情况以及被害人或家属的情况等。可以说,这些都不属于目前监狱日常工作流程或岗位职责所要求的,也就意味着在目前的制度下,仍然需要监狱干警在已经透支精力和体力的情况下,继续深度地付出。在此意义上,从干警职责的视角看,似乎条件尚不成熟。
  (二)“修复性矫正方案”与罪犯劳动报酬问题
  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罪犯本人的同意或配合与否也是贯彻落实修复性司法方案的实施。以支付赔偿金为例,并不仅仅是罪犯态度好就能解决的问题,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因此,服刑罪犯包括其家属是否有能力支付赔偿经费,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说未成年罪犯还存在着监护人代为支付的条件,成年服刑罪犯除了犯罪以前经济条件好的之外,绝大多数罪犯还是需要通过服刑期间的劳动报酬逐步地、分期分批地支付。
  从各地监狱的情况看,一方面各地服刑罪犯的劳动报酬落实已经有了程度不同的可喜势头。一些罪犯的家属在“三农政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也获得了较大的收益,有能力并愿意帮助服刑的亲属支付赔偿金,既促进了被害人获得赔偿制度的落实,也增进了亲人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是国家刑事政策的科学定位,即由“严厉打击”转变到“宽严相济”,使刑事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在刑事程序的各个环节都有对话、协商、和解(谅解)的可能和条件,都为逐步推进修复性司法方案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例如,2005年以来,广东省佛山监狱罪犯履行民事赔偿、补偿受害人或主动缴纳罚金的金额达5000多万元。佛山监狱有关人士介绍,“四阶段”恢复性行刑实践,即将罪犯的整个改造过程划分为四个递进阶段:认罪、知罪、悔罪、赎罪。在罪犯和受害人及其亲属之间,架起一道沟通双方的心灵之桥,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恢复被犯罪行为损害的社会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恢复性行刑是司法理念在监狱刑罚执行工作中的具体运用。通过开展民事赔偿、补偿受害人、缴纳罚金、感恩忏悔等恢复性司法活动,引导、教育罪犯通过积极的负责任行为重新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会的谅解,使因犯罪行为受损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愈合和改善,消除矛盾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社会矛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建设性作用。{11}
  行刑阶段进行的恢复性司法实践,以调解者(监狱)自身的中立性为基础,把握服刑人员参与调解的积极性,因势利导开展调解,达成了具有公正性和正当性的和解协议,既符合刑法“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立法原意,又有助于推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次成功而具有启迪意义的创举。显然,修复性司法为监狱劳教机关全面深入地开展实施“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建设提供了非常理想的有机结合点,值得行刑机关进行更多有益的探索。
  在监狱刑罚执行环节,鉴于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内涵与罪犯教育改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相吻合,在适当的条件下逐步推广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在整个监狱刑罚执行中应当处于何种地位,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笔者不赞同“构建修复性监狱”的提法,既不准确,也容易产生歧义。修复性司法理念即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已有之”,但毕竟在法制社会中被“边缘化”了。今天再将这些“古已有之”的精华请出来,在新的视角下加以审视并注入符合时代理念的内涵,应当是值得庆幸的吧。
  以改造人为宗旨,就要求通过严格的管理教育和矫正措施,达到行刑的目的和效果。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会促使在实现刑罚目的的具体方法上,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化解多方矛盾的产生或者防止矛盾的激化。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惜囚”、“怜囚”制度,还是今天“以人为本”的各种处遇举措,无论是修复性司法理念,还是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都存在着相通之处,并不矛盾冲突。所以,在我国现行行刑制度中,引人修复性司法理念和其矫正方案,并结合具体国情和时代内涵予以读解,不仅不会导致文化方面的异质,或者价值观方面的冲突,反而能够促进罪犯改造的积极性。
  古今中外,最让罪犯感动的莫过于服刑期间的一些“小事”。例如,罪犯生病时送一杯热开水,罪犯违纪后给予公正宽厚的处理,亲人去世之前让罪犯回家见最后一面,尊重罪犯的人格不侮辱罪犯,如此等等,只要给与罪犯切身利益真诚的关切,都会在服刑罪犯心中形成巨大的暧流,且让罪犯终身难忘。
  只有当每一名罪犯的矫正所适合方法受到关注的时候,行刑个别化或者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才会真正在监狱工作中获得一席之地,开始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事实上,在我国行刑过程中也在不断倡导和鼓励“个别教育”,监狱法颁布之后“因人施教”的效果也被人们普遍地认可,但是“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的生存土壤并非集体处遇制度,科学的个性化矫正方案不能依靠空洞的说教或者队列训练来实现。行刑实践经验表明:被害人的满意程度以及被害人有参与的机会,对于罪犯争取减刑、假释资格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又促进了罪犯和被害人之间的深入谅解。“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作为罪犯改造的措施或手段,它虽然不是唯一的,却是颇为有效的,值得监狱系统深入研究。换句话讲,只要当“针对性矫正(行刑个别化)”成为我国刑罚追求的目标时,“修复性司法矫正方案”在监狱的实施,就自然有了土壤和生命力。
注释:
  {1}《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修复性司法方法的基本原则》,载杨宇冠、杨晓春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周勇:《恢复性监狱的价值——冲突解决重建和谐》,载《法制日报》2005年12月25日。
     {3}佛山监狱开展忏悔感恩系列活动:《服刑人员现场赔付6万元罚金》,2007年12月8日。
     {4}半块砖:《建立“受害人谅解”相关制度的设想——论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应在执行阶段实现》,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5年第2期,第26页以下。
     {5}《中国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年均升13%少年法庭2420个》,载www.law-lib.com,2007年9月20日。
     {6}《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基本上均由少年法庭审判》,载www.law-lib.com,2007年6月1日。
     {7}刘仁文:《同一个屋檐下的犯罪学与刑法学》,在“中国犯罪学高峰论坛”上的发言,载学说联机网2007年3月24日。
     {8}老病残犯的疾病类型大致如下:第一类,也是人数最多的为原发性疾病,即罪犯自身生理机能或免疫功能发生病变所致的病症;第二类是不同程度的精神类、智力类障碍;第三类是外力所致的伤残,例如打架斗殴、自伤自残以及劳动中导致的“工伤”等;第四类属于传染病类,即肺结核、性病或艾滋病等;第五类是职业病,是指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发的疾病。
     {9}2006年9月14日,红塔区和镇龙池村委会一组农民王彦平持刀实施抢劫,因其血液HIV检测呈阳性,被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在被监视居住期间的2006年9月30日,王彦平又持注射器威胁他人,再次进行抢劫。后来,此案经红塔区检察院批捕、起诉,王彦平被红塔区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可在交付执行过程中,监狱以王彦平患艾滋病为由拒绝接受。红塔区看守所收到法院送达的《执行通知书》后,依法呈报法院要求对王彦平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红塔区检察院以《检察要情专报》的形式向玉溪市政法委反映情况,提出检察建议后,引起高度重视。经过协调,近日,红塔区看守所将艾滋病患者罪犯王彦平送入峨山监狱服刑(《艾滋病患罪犯也需服刑,云南目前已有6人入监》,载正义网——检察日报,2007年7月16日)。
     {10}《探秘中国精神病犯监区:赏美景听音乐还养小动物》,载中国新闻网,2006年7月18日。
     {11}《罪犯动员家属缴纳4400万罚金》,载佛山在线——佛山日报,2008年3月13日。
出处:《刑事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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