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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对待司法中的公正与效率问题
陈兴良,周光权
上传时间:201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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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兴良(以下简称陈):刑事司法的公正和效率之间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如果失去公正,效率也就没有意义。在这一意义上,公正是第一位的,它是司法的永恒目标;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效率是司法的价值追求之一,即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耗费、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司法的公正。公正和效率之间关系的互补是主导方面。我们不会认为仅仅追求正义而不顾效率会真正实现法治;反过来,也不会认为仅仅追求效率而不顾正义与否是正常状态。可见,没有效率的正义是延误或虚幻的正义,而没有正义的效率则是无意义的效率。
  公正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是经常性的。在建立这一矛盾最佳结合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设立公正和效率的统一标准和原则,寻求两者的契合点,也要认识到,上述标准和结合点并非一种僵死不变的公式,而是一种辩证的、因时因事而异的、需要创造性的司法权灵活处置的原则指引。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在不同的情况下,司法对于公正和效率的侧重也有不同。
  不可否认,能够同时实现公正与效率要求的刑事司法程序是最为理想的。但是,要达到这一“至高境界”几乎不可能。所以,在尽可能实现公正的同时,适度兼顾效率的要求,是刑事司法中的一种务实态度。
  不过,在我看来,强调司法的公正性,在当前中国更具现实意义。在我们的刑事司法中,对效率的追求可能是一以贯之的:“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已经深入司法人员内心、公检法的相互配合原则得到张扬、对被告人权利的本能性限制仍然较为广泛、公诉人当庭充分举证制度并未真正确立、法官在庭审中仍然保持积极姿态、判决书的简约化都是有利于贯彻效率要求的方法。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为数不少的“过于”追求效率的现象,例如法官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刑事案件就是显例。侦、检机关具有职能、目标上的一致性,提倡侦检一体化、检察官提前介入是基本合理的。而法官过早介入一些重大案件,固然可以提高效率,但是可能形成预断,违背了程序公正的中立性、平等性、充分性要求,即使裁判结论十分公正,也极可能招致当事者和社会公众之病垢,殊不可取。
  周光权(以下简称周):司法效率涉及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投入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产出有一个质量优劣高低的问题。所以,我们对效率的追求还有一些问题。观察今天的司法体系及其运作,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损害司法效率的若干因素。例如,司法管理的行政化趋向将法官纳入到了一种等级服从的格局之中,对于自己所听审的案件,法官很少有排他性的决策权;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等都可以对法官的决策过程施加影响,这样司法的快速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在当前中国,司法效率问题仍然相当突出,不过,比较而言,司法不公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在司法人员中确立“公正乃是刑事司法的灵魂”的观念。这才是对中国刑事法治的实现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都承认,犯罪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极端形式,是对公正原则的扭曲。要评价这种现象,使犯罪人产生“罪有应得”的感受必须有公正的意识、公正的标准和公正的力量。刑事司法制度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是它的公正性,公正在诉讼领域的意义是根本性的。对此,很多思想家都极为重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把“不带对特殊利益的主观情感”而在特殊场合“认识和实现法”视为法院的基本使命。
  陈:司法公正说的是在司法裁判活动中对争议各方的公平对待问题。它不仅要求在裁判结果上努力做到实体公正,而且还要求在求得结果的过程中做到程序公正。尽管在理论和现实中,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之间会呈现出复杂的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现代法治中,不讲程序公正的实体公正不仅不具有公正之名,而且也不具有公正之实。而说到程序正义,就必然要考虑到司法活动的效率问题。
  刑事司法的公正首当其冲地是指程序公正,这与司法活动本身的过程性有关:按照西方学者戈尔丁的看法,程序公正的实现途径有三个:中立机构的存在、对冲突的劝导、合理的裁决机制。我认为,刑事案件的审理是通过这样一个复杂过程实现的:(1)平等地告知控辩双方当事人有关程序的事项;(2)听取控辩双方的基本主张;(3)引导双方依靠证据回复犯罪事实;(3)赋予每一方当事人公平的机会提问和辩论;(4)制作详细的、讲道理的刑事裁判文书。司法公正就蕴于这样的过程中。
  周: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司法过程的展开要耗费大量的人、财、物力,尤其是其中劝导和裁决的过程,极为复杂,同时,它们对于公正判决的形成具有根本性意义,所以我们不能以提高效率、节约资源为借口,去省略这些过程。这里仅以对犯罪事实的回复为例。对犯罪事实的回复取决于三个要素:以符号方式反映犯罪事实过程的物质性证据的充分和可靠;冲突主体在诉讼过程中的陈述、辩解以及彼此间的驳诘;执法者对证据材料的取舍、对冲突主张的认可与否定。要使在法庭上对犯罪事实的回复尽可能充分,必须要有基本的程式和基本的时间保证。如果不给予控辩双方或某一方充分的、形式上平等的言说机会,一方面难以为刑法的适用提供确实的事实情境;另一方面难以通过控辩双方对犯罪事实的冲突性陈述达到辩伪存真的目的。
  所以,基于前述理由,也考虑到我们以前对实质公正已经给予充分重视的现实,现在我们提倡刑事司法的公正,主要是强调一种“过程”的公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扬”程序公正而“抑”实质公正。
  陈:过程的公正意味着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公正地对待作为当事人的冲突主体,保证冲突主体有足够和充分地表达自己愿望、主张和请求的手段和行为空间。既然在中国坚持诉讼过程的公正有特殊意义,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要牺牲效率。强调过程公正的要义应当是切实保证被告在诉讼程序中的权利能够有时间和空间伸张。刑事被告人大多处于羁押之中,心理上早已处于劣势,是典型的弱者,其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收集证据的能力、表达事实的水准以及法庭辩论的技巧等,都与控方无法同日而语。而控方作为国家权力享有者,多有将被告人推测为犯罪行为实施者的实质倾向,有强烈的控诉愿望和较高的控诉能力,胜诉概率远高于被告人,此时,将程序操作过程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考虑,是有实际意义的。
  人们一般承认,刑事司法中公正理念的实现是以满足以下规则为前提的:诉审分离、辩审分离、回避、辩论、律师帮助、证据裁判。应当说,前述规则在当前的司法活动中已经基本确立,但是对它们的真正贯彻还需要时日。此时,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追求效率,这些诉讼规则能否充分实现,可能会有不少的问题。
  周:要在中国实现司法的公正化,有许多工作要做,真正的问题是两方面的:司法外部环境净化和司法制度的内部改革。司法不公与执法环境有着内在关联。净化法制环境,首先的任务是要在党政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法律至上的意识。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是依法治“权”,党委机关和政府部门都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属于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不得越权干预。其次,要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法治的权威,普法的重心不在于群众了解多少法律知识,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法律的信仰,尊重法律,自觉执行法院的判决。再次,在相关法律中应当增设保障司法公正的条款,对干扰司法公正的行为进行制裁。
  所以,此时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司法独立对于司法公正的保障功能。我们这里就这一问题作一些分析。法院能否独立,我认为它是制约司法改革能够进行、司法公正能否获得的瓶颈,在当前中国是一个极其突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陈:是的。在当前的中国,保持法院独立是极为必要的。首先,这是与社会分工的增加、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复杂化的趋势相一致的实然命题;其次,这也是司法公正的自然要求。司法公正既包括结果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通过独立司法来保障司法公正是当事人与社会的强烈要求,在此意义上,法院独立超越于时代条件具有普遍意义;再次,法院独立也是防止权力滥用与专断的要求,独立本身既可以避免权力一体行使带来的专断弊端,也可以杜绝其他国家权力对司法的干预,保证司法功能的有效实现;最后,从更深的层面上分析,法院独立也是确保法院权力运作之正当性的重要措施,是法院得以获取公众认同的有效制度装置。如果法院能使公众相信,其作出的裁判并未受到各种有损于原则的社会联系的腐蚀,它的权威源于某种独有的权能,那么,其各种合法化问题就得以缓和。为了坚持和维护这种权能,法院就必须把要求指向司法独立这种机构自治策略。
  周:这里应当明确的重要前提是法院独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由此,我们才能对中国法院制度建设有准确的定位。现代社会中高度的法院独立可从多方面来把握。
  首先是确立审判独立的对象性主体,也就是不得干预法院的主体。高度独立的法院制度要求法官在具体审判过程中能够独立于一切主体包括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个人、其他法官与法院。此乃常识。
  其次,审判独立应排除一定的行为。一般认为,下属种种行为都属于对司法权的干预,应当予以排除与禁止。其一是强制性与非强制性行为。强制性行为乃是要求、指令法院必须遵守其意旨的行为。非强制行为则是以请求等柔性方式出现的行为。其二是直接行为和间接行为,前者是以明示方式向审判法官表达意愿的行为,间接方式则是以暗示方式委婉表达观点,施加影响的行为。其三是宏观行为与微观行为。前者乃是以司法政策的制订等为影响手段的行为,后者则针对个案处理而采取。其四是利益引诱行为与非利益行为,利益引诱的实质在于给予法官、法院若干利益尤其是以物质利益为内容的行为,非利益行为不以上述内容为载体。
  陈:再次,由司法权的消极性特征决定,审判独立要求法院不得对社会生活的非法律事务进行干预。
  最后,审判独立的主体具有双重性,即行使审判权力的法官个人独立,特别是法官个人的良心独立;同时整个法院机构保持独立姿态。
  周:毫不讳言,中国目前在法院的制度及理念上都认同司法主体之外的权威主体事实上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干预审判,法官不得置之不理,而必须接受。这些权威者实质上都是某一特定职权的实际享有、控制者,掌握着社会与国家或其特定社区的统治资源或者稀缺的经济资源,有权对国家、社会及社区的诸方面施行权力。所以,我们今天关注中国法院的独立性,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这种独立适当使法院与政治、社会、经济中的强势力量保持距离,从而保护弱者,以保证司法功能的良好发挥。
  陈:法院独立的实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缺乏这些保障措施,真正的法院独立无从谈起。而且,这个问题在当前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毫无疑问,法院独立性并不能仅仅限于裁判过程,如果走下审判台以后的法官不得不为生计发愁,甚至担忧失去位置,独立性便不复存在了。因为没有一个法官会只考虑一个案件的公正处理,而不顾及到未来之情况。一位退休的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曾经直言,没有人身的独立,职业的独立性也没有多大意义。尽管我们可以假定或要求法官无私无畏,但仍必须给予其一系列制度性保障,使其能长期无私无畏地开展工作。
  要保持法院的独立性,就必须确立保障“组织独立”的措施。组织独立即法院作为整体对司法事务享有自主决定权,以防止对裁判的干预。它首先要求法院独享司法权,即拥有对司法性质的所有法律争议的直接管辖权或复审管辖权,如因特殊情况需要限制,应当取得法院同意。否则,其他国家机关主要是立法与行政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作为与不作为抢先解决司法争议事务。其次,它要求法院自行决定并取得充分的司法资源。法院预算应当由法院自行或与有关机关共同决定,预算数量应当充足,以切实保障法院有效地行使职能,正常、尊严地开展司法活动,预防因司法资源短缺而无法容纳蜂拥而至的各类案件或无力高效处理问题,同时避免法院和法官为了自身生存与运作需要而向当事人、社会聚敛资源或听命于立法、行政的行为。
  也正因为现代型法院制度中的司法资源基本上是由国家负担的,因此向当事人收取高额诉讼费用的现象基本不存在,而不收取诉讼费或仅收取象征性诉讼费才是普遍现象。在美国民事诉讼中,无论诉讼标的大小,当事人(起诉人)仅向法院缴纳备案费用120美元。而且对于负担不起这笔费用的人,法院还可以免除。此外,关于当事人律师费用国家负担的法律援助制度,也向无力支付律师费的当事人提供了支持。
  周:法官身份的独立性的确立,对保障法院的独立性也很重要。对法官的人身保障措施应当包括:首先是适当的薪金。物质报酬是劳动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成员生存的条件和工作动机之一,包括法官在内的公职人员获取适当报酬理所当然,如此才能使其安心于工作,不致受外界不当影响,不致出现腐败。法官在任职期内有权获得足够的薪金,这种薪金应在公职人员中居于较高或中上水平,且一般不得降低,并应随物价上涨而调整。同时,退休后亦有权享有相当的退休金。当然,法官公正性的保障,不能主要依靠甚至不能依靠高薪制,这不仅是由于资源有限而且也是因为人均有趋利本性。事实上,当今各国绝大多数国家法官的收入水平相当于公务员工资序列的较高或适中水平。以美国为例,联邦法官的收入在1991年才与总统(20万美元)和国会议员(13.36万美元)基本持平,在1996年,联邦法官的年收入从地方法官的133,600美元到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171,500美元不等,普通大法官的收入仅比首席大法官本人少7,400美元。其次是任期制或终身制。对前途尤其是职业前途是否预期是人类行为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如果一个法官不能确定自己工作的前途,则他在工作中的情绪或表现都很难始终保持恒定状态,至少他会为生计而担忧与筹划。所以法官的任职时期应有相应期限,在期限界满之前,除非证实法定丧失工作能力、犯罪或有其他不适于继续担任法官的行为,方可免职。为了使法官有任期稳定感,规定自任职直至不能工作或一定的退休年龄(德国法官退休年龄为65岁),或者较长任期(如美国某些州法院法官一般任期为7至10年),当是必要的。再次是惩戒、免职程序的正当化。在正常工作期间内,不受到随意惩处,且受到惩处时有充分的抗辩权利是任何社会角色的合理预期,也是影响其行为方式不容忽视的方面。如同常人一样,法官同样可能发生错误甚至严重错误,那么如何设置惩戒程序就至关重要,如果从保障其独立行使权力的角度出发,惟一选择是建构以公正为导向的程序机制,赋予法官充分辩护权利,同时成立专门的负责惩戒的机构(如德国设立了纪律法院),且该机构应有法官参与,以避免外行观念与外行感觉在处理时占据上风。相应,惩戒标准为既定的司法行为准则且其标准应较高,以免法官因轻微错误也受到惩戒而不敢大胆工作。从现实情况来看,现代各主要国家如德、美、日,弹劾罢免法官的情况几近于无,至目前为止,美国建国后两百多年中,仅有16位法官(其中11位联邦法官)受到弹劾,最终定罪者为7位。最后是法官选任及升迁均以司法业绩为准。这既是司法独立的保障,也是法院制度专业化这一现代型法院特征的重要内容。概括地说,其基本精神在于避免素质低下之人员进入法院或担当高级法官,以至更易受到外界影响。这自然要求重视法官及法律专业人才所参加之组织对法官任命或升迁之意见。
  陈:中国法院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高度独立,也就不可能具备与之配套协调的保障措施,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反其道而行之。这突出表现在司法资源的提供、获取方面,也表现在与之相关的法官职务取得、担任期间以及惩戒的问题上。对照我们前面提出的衡量法院独立性的标准,以及法院独立的保障措施,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法院制度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周:最后,还要强调一点,在确保法院独立之时,必须构设一种有效的司法制约机制,防止司法擅断之出现。正如保障司法独立是为了避免其他性质的权力滥用可能会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影响一样,法院的审判权力本身也可能发生滥用现象,因而也不允许无限化、绝对化,也需要制约。具体言之,这种制约可能而且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其一,规定法官行为的实质标准和程序标准,要求法官按照既定的不管是立法制订的还是社会认可的规则办事,这些规则涵盖法官活动的依据、方式,法官只能在其范围之内开展活动,而不能越界行为。在现代社会中,“依法审判”、“证据裁判”构成法官行为之指南,约束着法官行为。因此,现代社会对司法独立的典型表述便是: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通过裁判依据与正当程序的明确化、制度化,使法官了解如何做是正确行使职权以及如何做是滥用权力。其二,规定法官的职业伦理准则及其有效的监督、执行机制。通过职业道德的学习与内化,使法官不想、不愿去滥用权力,而能够摒弃私欲,公正司法。其三,法院权力还要接受其他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的制约。这既表现为法院没有垄断司法权,而将部分案件交由行政、立法机关处置,从而形成司法权力分割的局面;也表现为法院活动本身受到一定监督与干预,如许多现代国家对法官的产生与罢免进行控制、传媒等社会力量对法院活动的监督等。凡此种种,都使法院不敢或不能滥用司法权力。在这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对人大监督的原则、内容、程序进行规范;界定新闻舆论监督与干扰的界限。
  陈:除了保持司法和法官的独立,从而为公正司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外,要保障刑事司法的公正,还应当注意在加强法院内部改革上下功夫:
  一是要深化法院改革。要对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审判机制进行改革,通过改革,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的法院管理机制、审判运行机制,是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的惟一出路。
  加强人民法院的基层队伍建设,建立符合现代审判机制的法官管理制度,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化法官队伍,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需要,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一是要深化法院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建立法官优胜劣汰的晋升机制,形成公开、公正、公平的用人环境。
  改革法官选拔制度,建立从社会优秀法律人才中公开招考法官和上级法院从下级法院选调优秀法官的制度,是法院改革的主要组成部分。审判权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包括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力。行使这种权力的主体,不仅霈要很高的政治素质,而且必须要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对不适合法官条件的法官,应当尽快调整到其他岗位去,使我国的法官向专家型、精英型过渡。通过以下改革可以优化法官队伍:一是要把法官和法官助理分设,明确法官与法官助理的职责,法官依法享有审判权,法官助理协助法官工作,不享有对案件的裁判权。二是法官和法官助理以及辅助人员的结构应成为金字塔型,法官应该成为塔尖上的精英。三是对担任副院长以上法官的条件必须从严掌握。
  除了专业素质外,法官的道德素质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关联性也值得我们关注,所以制定法官道德规范,健全法官道德监督机制和相应的惩戒制度,是当前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制定具体道德规范的时候,应当主要考虑法官职业的特性和基本要求,并以此为根据,制定具体规范。概括而言,法官的道德规范应当围绕以下原则考虑制定:法官应当具有中立性、优越感和客观性;法官应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法官应有精英意识和对于社会利益、矛盾冲突的整体上的把握和洞察力;法官应当具有超然性,也就是要甘于寂寞,不求声名,最好成为实施正义的“看不见的手”;法官应当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在一定程度上,法律的权威是靠法官的信念和行为,甚至是自身为代价来实现的;法官应具有高度自律性,不受诱惑,洁身自好。
  周:二是通过强化审判管理来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在进行审判流程管理中,首先要强化立案庭的职能,建立科学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堵塞超审限漏洞。其次要强化审判职能,特别要加强举证、质证、认证工作,研究制订证据规则,规范举证时限等。最后要强化执行工作,加大执行力度,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建立执行工作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和以异地委托执行为主的执行工作管理机制,在全社会形成“大执行”的工作格局。审判流程管理的核心是审判时限管理,对审判各个阶段、环节都要按照法定时限进行细化控制。通过有效的执行来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获得实体上的公正。
  陈:我特别青睐程序公正的价值目标的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在当前中国,公正的社会环境从整体上看没有形成,公众没有完全体会到社会生活的公正感,这种社会环境、公众心态对刑事司法领域也有所影响,强调程序公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各种干扰刑事司法程序的力量,造就一个相对独立的“隔音空间”,消除诉讼角色互不信任的紧张状态,保证控辩双方的对抗在法律领域内展开,满足公众的诉讼公正期待。
  刑事司法活动不能单纯追求效率,其内在原因还在于其处理的事项涉及罪与非罪的重大事项,涉及被告人的生杀予夺,控辩双方讨价还价的回旋余地较小,不能普遍确立协商机制。这与民事诉讼活动有着较大的差别,民事诉讼本着传统东方社会“和为贵”的精神,可能会在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加速诉讼进展甚至迅速终结诉讼,但是,这种做法如果贯彻到刑事司法领域,有时可能就会无法实现起码的公正。
  周:特别需要指出,我们提倡程序公正的至关重要性,并不是要完全否认效率追求的价值。我们十分清楚重视司法效率在中国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其中包含的道理就是司法公正有一个时间的维度,不必要的拖延、迟误,会丧失程序的有效性,进而损害或丧失实体公正。所以,司法的高效率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实现司法公正都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案件与纠纷的公正处理离不开法官对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的采信。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些证据可能会完全湮灭,从而使事实坠入无从查考的茫茫黑暗之中。拖延可能使某些案件的判决变得毫无意义,效率低下会令当事人的生活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之中。
  第二,我们必须承认,在我国,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刑事司法以社会为本位。刑事诉讼的重要目标在于通过惩罚犯罪来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同时也要保护涉讼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排斥脱离社会利益奢谈个体权利的观念,反对过分强调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保障,重视并大力追求犯罪惩罚的高效率就势在必然。
  第三,从诉讼活动本身的规律来看,过分强调基于中立性、充分性和平等性的司法公正,有时会得不偿失。因为法官对诉讼进程的主导是高效开展诉讼活动的前提条件,如果彻底贯彻中立性,法官将只能在形式上主持审判而失去对诉讼进程的主导权;在当事人可以充分和自由地行使诉权的程序条件下,诉讼格局必然会陷入激烈争斗、杂乱无序和重复拖沓的境地,实体真实的查明难以保障。
  为确保效率,要做的工作很多,比较重要的是消除现行诉讼制度的一些结构性的缺陷以增进司法效率,确立决策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在这一点上,我想,取消“审判监督程序”是首先要做的工作。在案件终审判决生效之后,当事人仍然可以提起申诉,要求法院对案件再审,再审当然又可以推翻从前法院作出的已生效判决。如果这样的再审要求得到检察机关的支持,法院则更需特别对待。在审判监督程序下,许多案件陷入了“判决生效——申诉——再审一再申诉一再再审”的怪圈,人们根本不可能得到一个最终确定的判决,最终的司法结论无法得以形成,又何谈司法的效率。
  要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制度变迁是一方面,改革司法操作的细微之处又是一方面。我这里只谈一点: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规范对司法活动的内部监督:一是要规范院、庭长对合议庭的监督。
  院、庭长绝不能运用行政职权影响合议庭依法作出的裁判。二是要规范立案庭、审监庭对终审判决的监督。在没有调卷复查,并经过听证程序确认原判确有错误之前,不得随意作出暂缓生效判决执行的决定。三是规范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根据法律规定,上级法院同下级法院在审判工作上的关系是审级关系和指导关系。因此,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没有审结的案件不宜听取“汇报”,不要发表影响实体判决的意见,从而加速司法进程。
  此外,一些国际上公认的、在实现公正价值目标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做法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例如:有限度地承认辩诉交易、承认被告人享有迅速审判的权利以尽早确定其生存状态、在部分案件中推行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等,都值得我们在推行司法改革过程中特别加以考虑。
出处:《刑事法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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