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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辩对抗的审前模式
向泽选
上传时间:201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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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控辩对抗;审前模式;审判中心;听证;主导地位
内容提要: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刑事审判将实现庭审的实质化转变,独立而有效的辩护制度也将随之建构起来,直接言词原则将在庭审中得到严格遵守,这无疑会对审前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提出更高标准,也对公诉质量提出了严格要求,惟有在检察环节建构体现控辩对抗特征的审前事实和证据审查机制,方能将非法证据及时排除在审前环节,也惟有采用此机制对特定类型的案件进行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方能确保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作出的检察决定的准确性、有效性和说服力。而审前控辩对抗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有待于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这对检察改革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增加“逐渐确立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主导地位”的内容,并建立侦查机关就案件侦查听取检察机关意见、侦查机关适用强制性措施由检察机关审查并授权的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惩戒的建议权。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吹响了建构“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模式的战略号角。“以审判为中心”意味着刑事审判特别是庭审将成为诉讼的中心,侦查、起诉是审判的准备,侦查、起诉环节要参照审判的标准来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侦查环节对证据的收集、固定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法治标准来进行。惟有如此,才能确保侦查中收集的证据能够经得起实质化庭审模式下辩方的质证和直接言词审理方式的考验,确保公诉主张得到法庭裁判的认可。

然而,我国当前的审前程序还存在诸多问题,不能适应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我国的侦查实践表明,侦查基本上是围绕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来进行的{1}(P.101)。这种以获取口供为侦查进路的侦查模式,使得讯问犯罪嫌疑人成了侦查的中心和突破案件的关键,加上传统侦查理念和急功近利潜意识的影响,以及限期破案和命案必破带来的办案压力,侦查人员很容易突破强迫性讯问和说服性讯问的合理边界,而采取暴力、威吓、诱导、操纵嫌疑人心理的问话方式进行讯问,或者采取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变相刑讯的手段逼取口供。实践中频频发生的冤假错案,刑讯逼供是首要原因。近期纠正的呼格吉勒图强奸杀人案、念斌投毒案,正是刑讯逼供造成的冤案。据对佘祥林、吴鹤声、杜培武等20起冤案原因的调查分析,其中的19起冤案是由严重的刑讯逼供导致的,亦即95%的冤案存在刑讯逼供的现象{2}。尽管经过近年执法规范化建设和教育整顿,对涉案嫌疑人采取直接殴打等暴力刑讯的现象在逐渐减少,但变相刑讯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侦查中的违法和错误如果能够在检察环节被发现和纠正,则能够避免司法错误的最终形成,但现行检察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机制并未起到过滤和排除侦查中产生的非法证据的功能。究其缘由,在于没有在检察环节真正建立起控辩对抗的机制,没有真正实现涉案嫌疑人与侦查人员的有效对抗。事实上,随着佘祥林、杜培武等冤假错案的发生,为发挥对侦查活动的检测功能,尽量把违法侦查造成的非法证据解决在审前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早在2010年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2013年1月1日生效的刑事诉讼法吸收该规定的具体内容,并在第86条对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作了规定。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时讯问犯罪嫌疑人既为涉案嫌疑人向检察机关控告侦查环节遭受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提供了适当的途径,也为检察机关检测侦查活动的合法性,查找并锁定侦查中的其他违法取证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机制。检察机关在审查侦查主体提请批准逮捕的材料或者起诉意见书和卷宗材料后,再讯问涉案嫌疑人,询问被害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似乎检察机关在以审前裁判者的身份居中对涉案事实进行判断并形成内心确信,但由于没有建立涉案嫌疑人和侦查人员当面直接对质的机制,典型意义上的审前控辩对抗机制远没有形成,最多只是具备了控辩对抗的雏形。即便是涉案嫌疑人在审查逮捕环节提出遭受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或者变相逼供,或者检察机关发现侦查中还存在其他违法取证行为,但由于涉案嫌疑人没有与侦查人员当面对质的机会,检察机关调查起来也存有机制上的障碍,不得不以相信侦查机关出具的侦查活动合法性证明而了事。正是由于现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机制存有结构性的缺陷,致使一些非法证据合乎逻辑地进入了审判程序。与此相类似,不规范的侦查活动生成的瑕疵证据也需要在检察环节甄别后予以补强,由于没有科学的审查机制,无法在审前环节将其从证据链中识别出来,而使其证明力得不到必要的补强。

审前控辩对抗机制的缺失,不仅导致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在审前环节难以发现或者排除,而且制约着检察机关作出相应处理决定的准确性和说服力。随着新技术的诞生和运用,犯罪智能化趋势不断加强,犯罪手段不断翻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逐渐增多,新型犯罪层出不穷,一些涉及群众利益的敏感案件时有发生,这些犯罪侦查难度大,需要收集固定的证据种类繁多,证据固定、甄别面临诸多新问题,案件定性不好把握,稍有不慎则可能导致错误追诉,而发生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或者因欠缺科学合理的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机制,没能在检察环节对认定犯罪事实所需要的证据进行全面准确的审核把关,导致应当收集的证据没有获取而发生漏诉,或者导致因证据不足被判决无罪,削弱了对严重犯罪的惩治力度。凡此种种,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检察执法的公信力和审判权威。同时,伴随民主意识的增强和法治意识的提高,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公正意识进一步强化,对刑事犯罪的公正处理以及国家刑罚权的规范运行更加关注,任何一起刑事案件的不规范处理都可能引起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质疑,而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办案方式进行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一方面不能完全从机制上保障作出的每一个检察决定都符合正当程序和公平正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对终结追诉的则不能向侦查主体和被害人说明不予追诉的理由,缺乏向社会公众展示终结追诉合理根据的机会,容易引起社会公众对检察执法的误解,产生对司法的不信任情绪。

在检察环节建构控辩对抗机制,赋予检察机关审前裁判者的身份,在侦查人员和涉案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居中对侦查人员是否实施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的真实性,以及是否具有其他违法取证的现象进行调查核实,对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加以排除或者补强,确保进入审判程序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同时,通过审前控辩对抗的形式,对特定类型案件的涉案嫌疑人的逮捕和起诉进行审查,以避免传统办案模式可能引发的弊端。当然,本文提出的建构审前控辩对抗的证据和事实审查机制,只是试图建构一种能够在审前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甄别瑕疵证据,并确保检察环节作出的逮捕、起诉决定准确性的治标性机制,同时提出的确立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主导地位的论断,是确保审前控辩对抗机制有效运行的保障性措施,也希望以此对检察机关如何因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设计有所裨益。

二、建构审前控辩对抗机制的合理根据

审前控辩对抗机制是指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对特定类型的案件和情形由检察机关召集侦查人员和涉案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其他相关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就案件中存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对质,并进行相互辩论的工作系统。建构审前控辩对抗机制,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是对侦查主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的案卷材料进行合法性过滤,及时排除侦查中滋生的非法证据,提升检察机关就具体案件作出的继续追诉或者终结追诉决定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也是应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对检察工作带来的挑战的必然选择,更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升监督效能的保障性措施。

(一)审前控辩对抗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

建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必将带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结构性的变化,审判将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关系将被重新定位。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将不得不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直接言词审理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独立而有效的辩护制度也将建立起来。这些特征决定,“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模式在我国的真正确立,需要对我国现行诉讼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改造,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建构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没有改变的前提下,要使刑事诉讼体现以审判为中心的特点,只能对现行的庭审和审前机制进行相应的变革。

1.必须建构严格按照直接言词原则进行审理的庭审机制。我国现行的庭审模式对卷宗有很强的依赖性,法官往往通过阅卷掌握案件事实和证据,不重视证人、鉴定人出庭,使直接言词泡沫化,庭审过程实质上成了对侦查过程和侦查结果的确认,体现了侦查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建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其实质就是要改变现实中存在的对侦查过程和侦查结果进行确认的庭审模式,防止庭审过程的虚化和走过场,推动法庭审理的实质化转变。为此,除了强化辩护防御机制,建构独立而有效的辩护制度,最主要的是要按照直接言词的原则对现行的庭审模式进行改革,建立法官当庭直接听证和直接审查证据,并以口头形式进行询问调查的制度,建构控辩双方以口头方式陈述案情、举证和辩论,证人(包括警察)、鉴定人出庭口头作证或口头陈述的制度,从工作机理上实现法庭审理的控辩对抗和法官居中裁判,赋予庭审更多的实质性内容,使得审判的中心地位得以逐渐确立。

2.必须在检察环节建构控辩对抗的证据审查机制。对我国现有的庭审模式进行实质化改造后,审判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地位平等和诉讼权利对等的诉讼构造将真正建立并实际运作,案件事实将在证人、鉴定人到庭作证或者陈述,并在控辩双方充分辩论的情况下得以确认。庭审模式的实质化改造意味着审判法庭将成为对案件进行全面、实质调查的场合,作为指控犯罪的所有控方证据必须当庭出示,证人必须出庭作证、鉴定人必须出庭陈述,并接受质证和交叉询问。如果进入庭审的控方证据系非法证据或者存有瑕疵且得不到补强或合理解释而被排除,或者证据不足以认定案件事实,公诉主张将被法庭否定。要避免因证据质量存在问题导致法院作无罪判决而产生的司法尴尬,就必须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严把证据质量关,确保指控犯罪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资格。为此,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证据审查机制的改革,建立由控辩双方同时参与并形成控辩对抗的证据审查机制,以便在犯罪嫌疑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或者检察机关发现其他违法侦查线索时,当面向侦查人员调查核实,并由犯罪嫌疑人和侦查人员就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相关事实进行对质,以确认侦查中是否发生刑讯逼供或者其他违法取证的行为。同时,通过作为审前环节控方代表的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相互对质,进一步核实证明案件事实的其他证据的合法性,并审查核实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链是否形成,涉案事实是否犯罪嫌疑人实施,确认侦查机关提请审查逮捕的案件是否达到法定逮捕标准,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是否达到法定的起诉标准,确保追诉活动严格按照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法治化要求向前推进。

(二)审前控辩对抗是提升特定案件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准确度的重要手段

确保和不断提升检察执法公信力,既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应有的品格,也是检察改革积极追求的目标。检察公信力的形成源自检察执法的公正化程度,检察办案越公正,检察执法的公信力就越高。检察执法的公正性直接体现为具体案件办理中每一项处理决定的准确化程度。对特定类型的案件尤其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敏感案件,新型犯罪案件,以及拟不批捕、拟不起诉情形的处理稍有不慎和不规范,就可能直接危及检察执法的公信度,甚至引起社会公众对检察执法的误解,而伤及检察机关的执法形象。然而,在另一层面,这些案件要么侦破难度大,证据收集和固定面临的问题多,事实认定难,在限期破案的压力下,不规范侦查的概率相对较高,非法取证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要么因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与侦查机关和被害人的诉求相左而导致后者难以理解和接受。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办案模式对这些案件进行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既可能由于案情复杂、案件的敏感度较高或者属于新型犯罪,定性把握不准确,或者不能发现其中存在的非法侦查因素,也可能因审查方式的封闭性和武断性而导致侦查机关对检察执法标准的误解,或被害人的不满,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如果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敏感案件和新型犯罪案件的逮捕和起诉,以及拟不批捕、拟不起诉的案件采用控辩对抗的模式进行审查,在控辩双方进行充分辩论的基础上作出是否逮捕或者是否起诉的决定,必定是建立在牢固的证据和事实基础上的,其准确性、有效性和说服力因为有了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而获得了程序上的保障。

(三)审前控辩对抗是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检测的必然选择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环节。侦查所具有的发现犯罪事实、查获犯罪责任人的能力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审判的对象、实体内容和最终结果,从而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惩罚犯罪的实际能力{3}(P.19)。如果侦查构造不合理,不坚固,那么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就有可能发生偏差,甚至导致出入人罪。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病枝上的{4}(P.179)。可以说,规范侦查行为,提高侦查质量,督促侦查主体依法有效地实施侦查活动,对提升刑事审判的质量意义重大。我国检察机关依法对侦查活动实施监督,侦查监督的直接目标是要剔除违法侦查产生的后果即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对瑕疵证据予以补强,确保侦查结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随着法治化水准的提高,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以及作为确保侦查结果合法性的重要措施—排除侦查中产生的非法证据逐渐得到重视。从2010年6月《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颁布,到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4条至第58条的规定,已在制度层面较为全面地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划定了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种类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事由,确立了审前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总体原则,大体勾勒了审判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机制。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初次以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形式公开露面,到刑事诉讼法确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制度以来的实践运作,尽管偶有庭审中将非法证据依法排除的实例,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运作总体上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审前环节无法将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究其缘由,除了排除非法证据法定事由的抽象模糊带来理解上的不统一,引发操作上的困惑外,最根本的在于没有建构核查是否存在违法取证的具体操作机制,以至于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中犯罪嫌疑人提出侦查中遭受严重刑讯或者变相刑讯,而要求排除其有罪供述,或者检察机关发现侦查中可能采取暴力威胁的方法获取证据,因没有相应的调查机制,检察机关只能向侦查机关询问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取证,侦查机关往往会出据侦查人员没有刑讯或者其他违法取证的书面说明。因没有其他手段对其真实性进行核实,检察机关只好被动地接受侦查机关的书面说明。由于制度规范层面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具体的调查方式,实践中形成的调查机制又不具有对抗性和强制性,加上侦查主体审前的强势地位,不利于违法侦查事实的调查核实,检察环节对侦查活动合法性的检测功能的发挥就成了问题,以至于一些明显存在瑕疵的证据,甚至是非法证据,因其违法性得不到证明,只好勉强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而进入审判程序。如果在审判阶段得不到纠正,冤假错案的生成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如果在检察环节建构控辩对抗的机制,只要检察机关接到被追诉方控告侦查人员违法侦查,或者在检察环节发现违法侦查线索以及其他违法取证情形的,就可以通知侦查人员到指定地点在被追诉方和相关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就被追诉方提出的违法侦查控告或者其他违法侦查和违法取证线索进行调查。侦查人员与涉案嫌疑人可以围绕侦查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或者以暴力、胁迫方式收集其他证据等问题进行相互辩论,办案检察官则居中听取涉案嫌疑人的指控和侦查人员的申辩,并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和相关因素,作出是否存在刑讯、变相刑讯或者其他违法取证的情形,并决定是否将涉案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其他言词证据依照法定标准予以排除,对存有瑕疵实物证据的合法性要求补强,并对后续侦查活动或者瑕疵证据的补强提出指导性意见,或者就如何改进侦查,提升侦查活动的质量,增强证据收集的纯洁性和合法性提出建议,如此,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监督,因为有了相应的审查模式可供使用从而获得了机制上的保障。

三、审前控辩对抗的具体形态

审前控辩对抗机制的建构,可以为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提供机制保障。尽管惟有树立了检察机关审前环节主导地位的理念,才能为审前控辩对抗机制的顺利建构和有效运转提供舆论和思想准备。但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5}(P.11)在普遍的社会认同感产生之前,如果把审前控辩对抗机制预先建构起来,并确保其实际运转,用实际运作的“审前控辩对抗机制”的既成事实推动社会公众的心理认同。这种既成事实一旦形成,也能够逐渐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并“沉淀为一个社会及其成员稳定的深层心理结构,规范着他们的思想、态度、价值取向和判断方式等各方面。”{6}如此,审前控辩对抗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运行,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也能够逐渐确立起来。

(一)审前控辩对抗机制的具体模式

现行立法既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更没有确立检察环节控辩对抗机制的具体模式。审前控辩对抗机制的确立,需要经历实践探索、审前程序的机制改革、再到制度认可的过程。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遵循司法活动的基本规律,按照检察权本身具有的实现部分刑罚权和规制刑罚权的功能{7},积极探索检察权规制国家刑罚权和提升国家刑罚权运行质量的具体措施,逐渐形成了以案件听证模式为代表的能够体现审前控辩对抗特征的证据和事实审查机制。笔者主张建构的审前控辩对抗机制,实质就是要在审前环节建立规范的案件听证机制。在这种体现控辩对抗特征的证据审查机制中,检察机关被赋予审前环节裁判者的地位,侦查主体被确立为审前程序的追诉方(在非法证据排除和瑕疵证据补强的听证中则成为辩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被赋予辩方(在非法证据排除和瑕疵证据补强的听证中则成为控方)的地位。这种由控辩双方就案件争议的焦点进行辩论,检察官居中依法对争议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并提出处理意见的机制,构成审前程序中类似于“控辩审”的三角结构。

(二)审前控辩对抗机制适用的案件类型

体现审前控辩对抗特征的案件听证机制究竟应当适用于哪些案件,实质上是由案件办理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决定的。案件听证要实现的目标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由此也决定了审前控辩对抗机制适用的案件类型如下所述。

1.通过听证,审查核实是否存在应当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和需要补强的瑕疵证据,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对犯罪嫌疑人提出侦查中遭受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而要求排除其在侦查中所作的有罪供述,并提出了证明其遭受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的初步证据的,或者办案检察官在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中发现可能存有其他违法取证线索的,通过听证,既能建构对相关事实和证据的审查机制,确保检察机关有机会当面听取审前控辩双方对侦查取证活动的客观陈述,为检察机关对侦查取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判断提供依据,甄别是否存在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或者是否存在需要补强的瑕疵证据,为提高指控犯罪的证据质量提供机制上的保障,将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保护真正落到实处。

2.通过听证,确保检察机关作出的逮捕和起诉决定的准确性。对于准备逮捕涉案嫌疑人或者起诉的案件采取听证的模式进行审查,需要较高的司法成本,因此,拟逮捕涉案嫌疑人和起诉的听证,仅仅限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敏感案件以及新型犯罪案件。这三类案件要么因其案情重大、疑难、复杂,采取传统的模式进行审查,难以准确把握案件的性质和对证据进行甄别;要么因社会关注度较高,处理较为敏感,逮捕和起诉需要慎之又慎;要么因其属于新型犯罪,没有处理这类案件的经验可资借鉴。采取听证模式进行审查,由作为审前控方代表的侦查人员陈述追诉理由,必要时出示证明其追诉主张的相关证据,由被追诉者及其辩护人对控方的追诉理由进行辩驳,检察听证人员在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情况,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和起诉的决定,确保捕诉决定的准确性。

3.通过听证,阐述不批捕和不起诉决定的法理依据,增强检察执法办案的透明度和公众认同。对案件作不批捕或者不起诉处理,既涉及向侦查机关说明不予追诉的合理根据,争取侦查机关的理解和认同;又涉及向被害方阐述不继续追诉的理由,使被害方真正接受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做到案结事了;还涉及向社会公众陈述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不起诉的依据,引导社会舆论,树立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形象。因此,对拟不批捕、不起诉的案件采取听证模式进行审查,通过释法说理,深刻阐释不批捕、不起诉的法律根据或者刑事政策依据,既可以进一步核实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又可以发挥听证的示范效用,向社会公众展示检察权的运行过程,以及检察机关为案件的公正处理付出的辛勤劳动,获取侦查机关、被害方和社会公众对检察执法的理解和认同。这种类型案件的听证,还可以邀请被害人和社会公众代表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法学专家到场旁听,以发挥其监督效用,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提升检察执法的公信力。

(三)审前控辩对抗程序的启动

启动审前控辩对抗机制的权限由检察机关掌握,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的检察办案人员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违法侦查的指控,或者根据审查案卷材料中发现的违法侦查线索,或者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按照程序启动体现控辩对抗特征的听证机制来审查案件,但不同类型案件听证的启动,在时机把握上略有差别。对非法证据排除和瑕疵证据补强听证程序的启动,应当在犯罪嫌疑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或者检察办案人员发现违法取证或者其他违法侦查线索,涉案嫌疑人提出证明违法侦查的初步证据后,由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的办案检察官提出建议,按程序报检察长审定。对拟不批捕、拟不起诉案件听证的启动,应当在办案检察官审查侦查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后,拟不起诉的还应当同时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再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提出拟不批捕、拟不起诉的承办意见。同时,为进一步阐述不批捕、不起诉的合理根据,增进检察机关的办案效果,做到案结事了,避免出现涉检上访事件,提出采用听证模式进行案件审查的意见,报经检察长审定是否听证。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敏感案件,以及新型犯罪案件逮捕和起诉听证程序的启动,应当在检察机关受理侦查机关提请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请求,办案检察官对侦查主体移送的案卷进行初步审查,并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听取辩护人、被害人意见之后,说明因案情重大、疑难、复杂,或者因案件处理较为敏感,或者属于新型犯罪,为增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准确性,提高证据把握上的全面性和定性处理上的稳妥性,提出以听证模式进行审查的建议报检察长审定。

为确保听证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应当由3名检察官组成听证小组负责实施,其中,要有一名法律政策水平高、办案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参与其中并主持听证。听证可以采取圆桌会的形式,也可以采取类似庭审结构的形式,具体采取何种形式由举行听证的检察院决定。非法证据排除和瑕疵证据补强的听证,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敏感案件以及新型犯罪案件审查其逮捕和审查起诉的听证,由于案件还处在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阶段,案件的实体信息不宜向社会公开,只由控辩双方(即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以及必要的证人参加,必要时也可以通知被害人参加。对拟不批捕、拟不起诉案件的听证,因听证涉及终结案件的追诉,需要阐释不批捕和不起诉的法理依据,获取侦查主体和被害人以及社会公众的理解,可以通知社会公众代表如人民监督员、法学专家等参加听证,并提前3至5天进行公告,说明听证事由,确定听证时间和地点。

四、建构审前控辩对抗机制对检察改革的要求

建构审前控辩对抗机制的主要功能,是对侦查活动的违法性因素进行检测和筛查,将以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排除在审前环节,同时确保特定类型案件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决定的准确性,向社会展示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形象,但要确保控辩对抗机制的正常运转及其功能的发挥,就必须确保侦查机关按时指派参与或者负责案件侦查的警察出席听证会并正确履行职责,而惟有赋予检察机关在审前环节的主导地位,方能从工作机制上确保侦查机关的有效配合。尽管我国宪法确立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刑事诉讼法也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权,但由于侦查监督手段的缺位,无法确立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优势话语权。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将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定位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实质上确立了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相互平等的地位,检察机关现有的法定职权不能完全为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保障,惟有重新定位审前程序中的侦诉关系,方能为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奠定基础。侦诉关系的重构需要法律确认,在法律规范对其确认之前,则要依靠检察改革的事先探索,这无疑对检察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尽管自1978年我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检察改革就没有间断过,但真正着眼于革新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叶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的事。在检察改革的总体目标上,先后经历了“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为中心”到“强化监督职能与凸显检察权的司法属性并重”等阶段。但无论是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为目标设计的检察改革方案,还是以强化监督职能与凸显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为主线对检察改革作出的顶层设计,都没有完全按照司法规律的要求定位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应当发挥的功能,只是孤立地把检察机关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主体看待,强调从体制和机制上实现和巩固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突出检察权的法律属性,并把对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的监督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均衡地分配力量,没有按照国家刑罚权的运行规律突出检察监督的重点和工作重心。检察权是在诉讼进程中运行并发挥其职能的,检察权的运行受司法规律的约束。按照检察权固有的实现部分刑罚权和制衡国家刑罚权的职能特性,结合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担负的职责以及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尤其是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模式下,检察机关必须把好审前环节的证据收集和证据采信,以及案件事实认定的质量关,据此,检察机关应当把监督的重点放在审前环节。从司法规律的角度看,检察机关理当成为审前程序案件事实的“裁判者”和证据的“把关者”,而要发挥检察机关审前环节“裁判者”和“把关者”的功能,就必须确立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也惟有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审前控辩对抗机制的有效运作,为此,有必要在检察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中增加“确立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主导地位”的内容,以此为依据,检察改革就应当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以夯实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主导地位的基础。

(一)建立侦查机关就案件侦查听取检察机关意见的制度

建立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意见的制度和机制,是司法规律中的裁断性规律和机制依附性规律的要求,是强化侦查监督,确保侦查活动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也是逐渐确立检察机关审前环节主导地位的机制性措施,更是体现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事实上,为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侦查工作的引导,增强证据收集的准确性和有效性,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61条已经规定:“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派员适时介入侦查活动,对收集证据、适用法律提出意见,监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该规定将介入案件侦查的主动权授予检察机关,是否介入、何时派员介入由检察机关决定,但由于没有建立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通报立案情况的制度,在侦查机关提请审查批准逮捕之前,检察机关无从掌握立案信息,也就无法掌握是否存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需要检察机关派员介入侦查指导证据收集和法律适用。可见,该规定的实践操作性有待加强。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检察机关在案件侦破中的指导作用,确保侦查机关按照公诉的标准收集和固定证据,必须建立侦查机关就案件侦查主动听取检察机关意见的制度,并建立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及时通报立案情况的制度。在刑事诉讼立法明确规定之前,可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具体明确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的案件类型和时机,确立检察机关受理并具体对侦查活动予以指导的组织机构,使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的工作模式固定化和规范化。这种机制的确立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明确:1.听取意见的案件类型。侦查机关就案件侦查听取检察机关意见,是为明确侦查方向和侦查重点,破解侦查难题,规范侦查活动,提高侦查取证质量,最终为检察机关指控犯罪服务的,因而,对案情简单,不存在侦查难题的犯罪案件一般不用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公安机关就案件侦查听取检察机关意见的只限于案情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侦查,具体包括:涉及恐怖犯罪的案件;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一人实施多种犯罪的案件;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取证涉及面广的案件;流窜作案、结伙作案的案件;在当地有影响的案件;新型犯罪案件;以及其他案情复杂,案件侦破面临困难的案件。2.听取意见的时机和方式。对上述案件的侦查,公安机关应当在决定立案后的3日内将案件基本情况向检察机关通报,并就案件侦查的重点、面临的难题,或者侦查思路征询同级检察机关的意见。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可以到检察机关听取意见,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应当指派法律政策水平高、办案经验丰富的人员予以接待,并与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一道就案件的侦查思路、侦查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分别从逮捕和公诉要达到的证明标准提出指导性意见;公安机关也可以邀请检察机关派员参加案情分析讨论会,共同对案件的侦查进行诊断,检察机关同样应当指派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的人员参加,并在充分了解案情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对侦查活动发表意见。3.检察人员意见的效力。检察人员应当在全面了解案情,并与侦查人员就案件的侦查深入讨论形成共识的情况下,就侦查方向、侦查重点以及侦查中难点问题的破解提出意见。检察人员分别从逮捕标准和公诉证明标准的把握以及规范侦查上提出的意见,既可以理解为是检察人员的意见,也可以视为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就案件侦查达成的共识性意见,侦查人员应当按照双方形成的意见进行后续侦查,确保侦查环节收集、固定的证据能够为指控犯罪所使用。

要强调的是,在侦查的初级阶段对侦查方向的确立,以及侦查中可能遇到的难点、重点问题的预测,更多的只是一种案情分析,检察机关派员参与案件讨论或者就案件侦查发表指导性意见,也只是从提高侦查质量、规范证据收集以及逮捕、起诉要达到的证明标准提出的侦查要求。侦查人员是否严格按照检察人员的意见和法定标准进行侦查,还受其自身的认识和判断以及其他要素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检察人员参与公安机关的案件讨论并不等于检察官直接参与侦查,对侦查发表指导性意见与侦查的实际状况可能还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并非只要检察机关派员参与案件讨论并就案件侦查发表了指导性意见的,就必须批准逮捕或者提起公诉,是否批捕或者起诉还要看侦查的质量,要看侦查人员是否严格按照检察人员的意见和法定要求进行侦查,收集的证据和事实认定是否符合法定标准,是否达到了逮捕或者起诉的条件。

(二)建立强制性措施的适用由检察机关审查并授权的制度

建立强制性措施的适用由检察机关审查授权的制度,是确立检察机关在审前环节主导地位的关键,也是确保审前控辩对抗机制得以顺利运转的重要手段。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强制措施除逮捕的适用需要检察机关授权外,其他强制性措施的适用都没有中立第三方的审查和授权,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这不符合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与公权的动用需要由合法主体授权的基本原理相违背,使得审前的侦查程序变成一种由作为追诉方的侦查机关与被追诉者构成的诉讼构造,而这种诉讼构造很容易使被追诉者沦为刑事追诉的客体,被追诉人合法权益受到侦查人员的恣意侵犯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时,这种由追诉方与被追诉方参与其中的封闭式诉讼构造决定,检察机关除了通过对侦查机关移送的提请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的案卷材料的审查了解侦查情况外,很难获悉侦查的第一手信息,更不用说对侦查活动实施事前控制和事中监督,即便是事后的监督也显得疲软乏力。在这种模式下,检察机关只能被动接受侦查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无论是从有效侦破案件,查获犯罪事实,规范侦查活动,确保证据资格和证据的证明力,还是着眼于遵守限制和剥夺被追诉人合法权益要有司法授权的基本规律,都应当对现行的强制性措施的适用机制进行改革,建立对强制性措施的适用由第三方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进行审查授权的机制。而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式”的宪政体制下,不可能将强制性措施的司法授权交由法院行使{8},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由检察机关对逮捕行使司法审批权的机制,说明了在我国特有的宪政模式下由检察机关行使强制性措施司法审查权的合理性。既然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的逮捕可以由检察机关行使审批权,那么其他的强制性措施为何不能由检察机关行使审批权。至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强制性措施的适用,在法院体制没有进行庭审法官和批捕法官相分离的改革{9}的背景下,还应当保留现行的省级以下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的逮捕由上一级检察院审查批准的做法,只是应当将其由逮捕扩展到所有的强制性措施。公安机关侦查中所有强制性措施都由检察机关审查授权,必然会拖延时间,侦查中对有些措施在紧急情况下如拘留不及时可能导致嫌疑人逃跑、搜查不及时可能导致证据被毁灭等,公安机关可先行执行后及时向检察机关补报手续,使得强制性措施的适用既能体现司法授权的原理,又能够确保案件的及时侦破,把公正和效率的价值目标巧妙地蕴含在案件的侦查中。

(三)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惩戒的建议权

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被定位为一种程序性、事后性的监督,其主要功能在于启动相关纠错程序,督促作出决定的机关纠正已经出现的错误{10}(P.67-68)。法律监督的程序性导致了监督意见刚性不足,直接引发被监督者对检察监督意见重视不够。近年来,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检察机关按照司法规律对检察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发挥职能的应然性要求,积极探索提升法律监督效力的措施,通过司法解释性文件规定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中实施的严重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渎职行为,检察机关有权建议更换办案人,有关机关应当在15日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回复人民检察院。这些规定无疑会增强法律监督的刚性品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检察机关在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地位,但司法解释性文件规定检察机关应予调查的司法工作人员渎职行为限于不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或者滥用职权实施的违法行为,渎职行为作用的对象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在押的罪犯及其亲属等,没有将落实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意见,以及配合检察机关发挥诉讼职能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应当履行的职责。

如果能够将落实和兑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意见,以及配合检察机关履行诉讼职能的行为确定为侦查人员应尽的职责,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这些职责的,赋予办案检察机关提请其上级检察机关向同级公安机关建议对相关侦查人员给予惩戒的职权,并规定接到惩戒建议的公安机关应当在30日内向检察机关反馈处理结果,检察机关在履行诉讼职能过程中需要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配合的,就有了工作机制上的保障。事实上,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不配合其履行诉讼职能的行为进行惩戒的建议权,已经有上述司法解释性文件关于建议惩戒侦查人员渎职行为的制度基础,以及近年的司法实践经验可资借鉴,也有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可参考,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4条规定,检察总长、高等检察厅或地方检察厅长,在司法警察职员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服从检察官的指示或指挥的场合,认为必要时,对身为警察官的司法警察职员可以向国家公安委员会或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对警察官以外的司法警察职员可以向对该司法警察职员拥有惩戒或者罢免权限的人,提出惩戒或者罢免的追诉。国家公安委员会、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或者对警察官以外的司法警察职员有惩戒或罢免权的人,认为检察院的追诉有理由时,应当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受到追诉的人进行惩戒或者罢免。笔者认为,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立法例,结合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规定对侦查人员不配合检察机关履行诉讼职能的行为,由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同级公安机关给予相关侦查人员适当惩戒的建议权。如此,就能督促侦查机关及时指派相关侦查人员参加检察机关举行的案件听证活动,审前控辩对抗机制的正常运转及其功能发挥也就有了牢固的制度基础,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就顺理成章了。

五、结语

司法公正是民众对司法活动的追求和期盼,也是司法本身应当具备的品格和特征。但由于法庭审判所倚重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都源自侦查活动,侦查的规范化程度和取证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庭裁判的质量。以获取涉案嫌疑人口供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侦查模式所固有的弊病,决定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必然是侦查活动的附属产品,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又很难在审前程序中将其排除,也难以将瑕疵证据从证据链中甄别出来。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模式的逐渐推进,检察机关用于指控犯罪的所有证据,都将在法庭上出示,证人、鉴定人要出庭作证,当庭接受辩方的质证和交叉询问的考验。如果用于指控犯罪的证据因违法而被排除或者存在瑕疵,公诉主张将直接面临被法庭否定的风险。要提高刑事公诉的质量和司法权威,就必须确保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较强的证明力,为此,就必须杜绝侦查中的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以及其他违法取证现象,建构与“以审判为中心”庭审模式相匹配的犯罪侦查模式。这种新型的侦查模式要以获取证明涉案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其他证据为切入点,侦查讯问的主要功能是听取涉案嫌疑人的申辩,口供只能用于核实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这种侦查模式的建构需要对现行侦查模式进行颠覆性的改造,不仅需要侦查理念、侦查进路和侦查政策的转变,还需要侦查技术装备、侦查技能,以及社会对侦查的预期等一系列要素的变革,更需要社会公众和决策层对延缓侦查和侦查效能降低的容忍,这种致力于建构新型侦查模式以根治诱发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治本性措施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短期内不可能付诸实施。

在根治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治本性措施一时无法兑现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对现行侦查模式产生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这一残酷现实予以默认和容忍,而致力于建构一种能够将侦查中滋生的非法证据在审前环节予以排除并对瑕疵证据予以补强的治标性机制。在检察环节建构审前控辩对抗的机制,就是基于现有的侦查模式无法杜绝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现实状况而作出的无奈选择。审前控辩对抗机制的建构,符合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是弥补现行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能力不足的重要措施,赋予其发现、核实和剔除非法证据,同时甄别出瑕疵证据的手段和技能。同时,审前控辩对抗的证据和事实审查机制,也是为了破解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敏感案件和新型犯罪案件不断攀升,传统的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模式不能完全保障证据和事实审核把握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的现实困境,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审查机制,运用控辩对抗的机制对特定类型的案件进行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既能克服传统的封闭式的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工作机制的弊端,提升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上的精准性,确保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作出的继续追诉(批捕、起诉)决定的准确性,又能确保在检察环节作出的终结追诉(不批捕、不起诉)决定的有效性和说服力。

但作为审前控辩对抗机制表现形式的案件听证模式的有效运行,同样需要其他配套措施的支撑。它不仅需要检察人员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办案检察官要具备高超的办案技能和驾驭全局的能力,能够适应审前裁判者的角色定位,更重要的是需要侦查主体的理解和配合,没有侦查主体的配合和支持,体现审前控辩对抗特征的案件听证模式的运行将面临重重困难,而惟有确立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方能确保案件听证模式的有效运行。检察环节采用听证模式审查办理案件,无疑会增加司法成本,降低办案效率,但为了避免冤假错案,提高公诉质量和指控犯罪的准确性,确保公诉主张得到法庭裁判的认可,只能以牺牲办案效率为代价而保全司法的公正。在根治滋生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治本性措施即新型的侦查模式诞生之前,也只能寄希望于体现控辩对抗特征的案件听证模式能将侦查中滋生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审前环节,为实现司法的底线公正奠定扎实的事实和证据基础。当然,文中提及的作为审前控辩对抗机制表现形式的案件听证模式的生命力究竟如何,能否真正发挥对违法侦查的过滤效用,能否切实提升特定类型案件逮捕、起诉决定的准确性,以及不批捕、不起诉决定的说服力,不断提升检察执法的公信力,还有待检察实践的检验,对案件听证模式在排除非法证据和甄别瑕疵证据中的功效,以及在革新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传统模式中功能的考证,将成为笔者对该主题进行后续研究的重要内容。

【注释】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的“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和第55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确立了检察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机制。

该规定第2条规定审查逮捕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包括:(一)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事实、是否有逮捕必要等关键问题有疑点的,主要包括: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需要确认的,有无逮捕必要难以把握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前后矛盾或者违背常理的,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重大矛盾的;(二)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主要包括:涉嫌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故意杀人案、故意伤害案以及其他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在罪与非罪认定上存在重大争议的;(三)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四)有线索或者证据表明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

根据第86条的规定,审查逮捕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包括: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

在法官已经习惯通过审查阅卷把握案件事实,从而对案件定性形成内心确信,法庭审理对认定案件事实和证据不起关键作用的背景下,突然实行起诉一本主义,可能带来法官的不适应,可先考虑起诉时移送主要证据作为过度,再逐渐过渡到起诉一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只向人民法院移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的规定,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

现行的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起诉环节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只是承办检察官分别与犯罪嫌疑人,或者辩护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单方面接触,听取涉案嫌疑人的申辩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意见,控辩双方并没有就案件中的事实和证据形成对质,不能完全起到甄别证据真伪的效能,更不能起到发现、确认并排除非法证据,以及检测证据链是否真正形成的功效。

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侦查中是否存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诱供的;是否存在以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向被害人、证人收集证据的;是否存在伪造、隐匿、销毁、调换或者私自涂改证据的;是否存在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以及是否存在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的规定任意羁押涉案嫌疑人的;等等。

例如,宁波鄞州区法院在审理章国锡受贿案时,就因被告人在庭审中提出侦查环节遭受侦查人员的严重刑讯,其在侦查中的供述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作出的,法院经调查核实将被告人的供述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转引自张建伟:“非法证据缘何难以排除”,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3期。

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这里的“调查核实”的规定较为抽象,具体采取哪些方法指代不明,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嫌疑人指控的违法侦查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显然不能采取侦查措施进行调查核实,而其他措施包括哪些,既没有制度规范予以明确,又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

当然,办案检察官可以围绕调查的核心问题向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问,对办案检察官的提问,侦查人员和被追诉方都有如实回答的义务。

司法规律中的裁断性规律要求,对司法裁断结果准确性的追求,会反过来对审前程序中侦查、起诉的证据标准和质量提出要求。参见向泽选、谭庆之著:“司法规律与检察改革”,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

审前听证模式与法院的庭审模式有诸多不同,法院庭审模式结构固定,设有专门的法庭,控辩审三方的结构和位置固定,听证模式形式灵活,没有固定的场所;法庭审理有严格的程序,听证模式尽管也有先后秩序,但相对较为灵便;法庭审理要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案件的所有事实和情节都要查明,庭审中控辩双方举证、证人出庭等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审前听证重点查明听证要解决的单个或者多个问题,不一定要全面核查案件事实;法庭经过法定的审理程序,在查明案件事实后,合议庭通过合议对案件的定性和量刑依法作出处理,审前听证则只能针对听证要解决的问题,由听证人员提出程序性处理意见,并通过相应的法定程序产生特定的程序性效力。

当然,对存有瑕疵的证据如果经过补充调查,对其中证明力不能补强,或者对取证的合法性不能合理解释,如果其影响案件的公正办理的,则要依法排除。

一旦决定对排除非法证据的事由采取听证模式进行审查,就必须中止正在进行的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程序,待排除非法证据的听证结束后,立即恢复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程序。如果在采用听证模式对特定类型的案件进行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过程中,被追诉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时,则要先审查是否具有应当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然后再继续审查是否应当逮捕或者起诉。

对于尽管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社会关注度较高或者属于新型犯罪,但如果侦查主体移送的案卷显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侦查活动规范合法,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前后一致,其他证据能够印证供述的内容,证据之间能够形成证据链,且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就不一定采取听证会的形式进行审查了。

在审前环节,能有效制约侦查机关的法定职责即是审查逮捕权和审查起诉权,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大多是依靠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发现侦查中的问题,进而采取建议式的方式进行监督,作为被监督对象的侦查机关是否严格按照监督意见改进侦查或者补强证据,则要看侦查机关自身的态度,没有制度规范和工作机制作保障。

随着党的十五大提出“推进司法改革”,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到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检察改革也走过以完善检察工作机制为主兼顾检察体制革新,到以革新检察体制为主的历程。参见:向泽选:“新时期检察改革的进路”,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

以前的检察改革和检察工作把对法院庭审裁判的监督作为检察监督的核心,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固然有其必要性,但刑事诉讼立法却在逐渐淡化法院庭审活动的检察监督,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诉人当庭发表监督意见,修改为庭审后以检察机关的名义对庭审中的违法现象提出监督意见,就是明证。事实上,法庭裁判的质量与检察机关指控犯罪时的案件事实和证据质量成正比例。如果公诉时提供的证据非常粗糙,庭审再规范,监督再严密,案件质量也难以保证。在此意义上,检察机关加强对审前程序的把关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由此,检察机关应当把监督的重心放在审前环节。

法律还没有正式确立审前控辩对抗的制度基础,审前控辩对抗更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观念层面,至多只是检察工作中的实践探索。由于没有制度规范的约束,侦查机关能否按照检察机关的要求指派案件侦查人员出席体现控辩对抗特性的听证活动,关键要看侦查机关是否认同审前控辩对抗的模式。确立并敦促侦查机关认可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就等于赋予检察机关在审前环节对侦查机关的优势话语权,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约束并促使侦查机关按要求指派案件侦查人员出席检察机关主持的案件听证活动。

以下论及的检察改革举措在以往的改革方案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或者是新一轮检察改革要落实的内容,但由于改革的总体目标没有提及“确立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改革的思路和目标似乎不很明晰,缺乏统帅检察改革举措的主线,给人以零敲碎打、修修补补、忙于应付的感觉。如果在检察改革的总体目标中增加“确立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在该总体目标下,再分若干改革子项目,检察改革的整体性、层次性、目标性就很清晰了。如此,从刑事诉讼的整体过程看,就存在一个中心即刑事诉讼要“以审判为中心”、一个主导即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要“以检察为主导”。

关于裁断性规律和机制依附性规律的含义,参见向泽选、谭庆之:“司法规律与检察改革”,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

在听取检察人员意见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意见分歧,则应当尽量商讨争取形成共识。检察人员应当坚守法治立场,从有利案件侦破、规范侦查和保障人权的角度发表意见,对检察人员代表检察机关提出的侦查意见,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应当采纳,并落实到后续的侦查中。如果侦查人员在后续侦查中没有采纳检察人员的意见,违背人权保障的原理恣意侦查,发生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只要犯罪嫌疑人提出控告,或者在审查逮捕或者审查起诉中发现,就可以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听证机制来解决。

审前控辩对抗机制有效运转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作为控方代表的侦查人员按时参加检察机关主持的案件听证活动,建构强制性措施的适用都由检察机关授权的制度,是从机制上确保侦查主体在审前程序中配合检察机关工作的保障性措施。如果检察机关没有任何约束侦查主体手段的话,则很难确保侦查机关指派侦查人员以审前控方代表的身份参加案件听证活动,服从主持听证活动的检察官的指挥,并接受被追诉方及其辩护人的询问。

不能不承认,这种由侦查主体自行决定自行执行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追诉机制,是造成超期羁押和审前阶段程序性违法的制度性缘由。

2009年9月起,随着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决定(试行)》的下发,省级以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由上一级检察机关行使审查逮捕权,相对解决了由与案件侦查没有直接关联的上级检察院以第三方的身份居中进行审查授权。经过几年的实践运行,应当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已经具备将职务犯罪侦查中其他强制性措施的适用都由上一级检察院审查批准的条件。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第3条具体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第10条(二)规定:“对于确有严重违反法律的渎职行为,虽未构成犯罪,但被调查人继续承办案件将严重影响正在进行的诉讼活动的公正性,且有关机关未更换办案人的,应当建议更换办案人。”第1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者更换办案人建议的,有关机关应当在15日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检察院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更换办案人建议书,有关机关应当存入诉讼卷宗档案。”

注释:
{1}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陈永生:“我国刑事误判问题透视—以2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
  
  {3}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6}欧卫安:“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视野”,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1期。
  
  {7}向泽选、罗树中:“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的关系”,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1期。
  
  {8}朱孝清:“中国检察制度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9}向泽选:“检察规律引领下的检察职权配置”,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
  
  {10}张智辉:《检察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出处:《政法论坛》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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