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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没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
——刑法之于生命权的思考
李庆璐
上传时间:2006/6/17
浏览次数:1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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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的根本目的何在?正如千百年来诸多崇尚人权的学者们所认同的那样,法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利。那么,刑法则理所当然的应该是从刑事关系的角度来厘定人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然而,人的权利究竟有多大呢?在法律的威严之下,在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的排挤之下,在伦理道德的框定之下,人的权利究竟还剩多少呢?刑法,用远远不止452条的规定保护和保障着人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太多的新兴事物,太多的由此引发的之于权利的疑问却是现有的刑法所无法给予明确的判定和合理的阐释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曾经一度隐匿,而今却随着诸多新的刑法问题的提出而浮出水面。它不仅仅蕴藏于有限的几个问题之中,更是超出于这些问题之上。这个问题便是:人究竟有没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
一、 关于安乐死的思考

“法律必须保护那些惧于非命的人,他们无论怎么样也要活着,哪怕只有痛苦的几个月或几分钟。但是法律也必须保护那些持相反信念的人:若不能得到他们所信任的医生的帮助以达到一种轻松而平静的死亡,那也将是令人恐惧的。以一种他人首肯而有悖于本人所坚信的尊严的方式死亡,将是暴戾的、非公正的,也是一种滥用的强权形式。

——罗纳德?德沃金

自从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的嘴提出生存还是死亡这样一个问题以来,安乐死就始终是人类不断思考的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现实问题。安乐死是由于得了无法医治的疾病所引起的剧烈痛苦,并且是基于即将死亡的人的真诚请求,是基于人道的考虑而提前人为地结束他的生命,这是安乐死的一般定义。
对于那些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人们,他们有没有权利选择死亡?安乐死应不应该受到像现实当中那么多的否定呢?(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在讨论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的问题,因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和非犯罪化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段距离之间的平衡点远远不是我能够更不是我想要弄清的。)
不同的学者在否定安乐死的时候选择了不同的层面。
有些人是从人道的角度进行的:他们认为强行结束自然上没有终结的生命是对生命的一种亵渎,是违反人之常情的。既然于情不通,于理自然荒谬。
有些人则更近乎于愤愤然了。“他们(医生)有什么权利结束病人的生命?即便是病人自己,又有什么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人显得似乎有些太迂腐了,在此我倒是愿意援引一下蒋清华在《安乐死的法哲学分析、刑法解读和立法策议》一文中的犀利语言:“以前我国是政治挂帅,往往宣扬:“人的生命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更是属于国家和民族的”。也有些宗教教义认为,生命属于父母或所谓的“神”。这些都只是政治意义、宗教意义上的认识,在一个法治国家,这些观念不可能得到法律的认可,法律只承认人的生命仅仅属于他自己。因为生命权具有特别所属性、完全排他性,其权利主体只能是这一生命之载体,如果承认还有其他权利主体的话,岂不是就等于承认其他权利主体有权支配他人的人身?这在现代文明国家是不允许存在的。”
如果说前一种论点只是从人道角度来考虑,并且很容易用现代的法制思想驳倒的话,后一种则显得更加的棘手。法律毕竟是为现实服务的。我们从理论上构建的再完美,如果在现实操作中无法实现其应该实现的作用,达到应该起到的积极作用,那么,无论是法律条文还是刑法理论,都是失败的。正如梁根林在〈〈犯罪化和中国的安乐死问题〉〉中所说的那样“……从这些立场出发,安乐死当然有它的道理,有它伦理上的合理性,但是要是顾及现实,贸然把安乐死合法化可能隐藏着相当大的法律威胁,削弱对生命权的保护,可能为合法的谋杀提供一些借口……”这些担忧应当说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我们能否因为担忧法律的负面影响而放弃权利呢?没有可以绝对保证安全的法律,如果说想要避免这些危险,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刑法中的紧急避险、正当防卫?法律明确的承认了因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这难道不也隐藏着潜在的危险吗?居心叵测的人自然可能会利用这一规定来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正如我们看到的,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还是被法律保护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衡量了利弊之后,明智选择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同样,人的最基本权利——生命权比较起如上所提到的危险性而言不是更为重要吗?人们在提到基本权利的时候总是在强调生命权,强调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一旦一个 “身患绝症,精神、肉体处于极度痛苦的病人”既无法依靠医学技术获得新生又无法抵抗法律的“保护”而走向解脱的时候,法律实际上连这个人最后的一种寻找幸福的手段、最后一次行使他生命对于自己生命的权利的机会都给剥夺了,这种剥夺显得是何其的残忍!这样的法律之于人权的彻底否定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据统计全国每年有100多万人在疾病极度痛苦的折磨中死去,占因疾病和衰老死亡人数的八分之一。这些病人往往经过多方面治疗不能缓解,疼痛难忍,自己强烈要求安乐死,家属也同意,但医院苦于没有法律认可的安乐死执行规定,不能致人于死,结果只能眼看病人在饱受极其痛苦的磨难中死去。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法律“维护权利”的宗旨之所在?!
之于权利,之于生命,刑法是不是还要给予更多的考虑?

二、 关于器官移植的思考

除了被讨论的热火朝天的安乐死话题之外,另一个刑法理论界的热点话题也同样涉及到了“人是否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的问题。那便是器官移植的问题,尤其是活体器官移植。
活体器官移植,是指医生摘取活人的器官,移植给其他急需救治的患者的情形。通过这种途径许多疾患得到了救治,所以器官移植显然具有其合理的社会价值。然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却是不容忽视的。什么样的活体器官移植才是合法的?才能不构成犯罪?
德日等国的刑法理论通说认为,为移植而摘取活体器官不构成犯罪的条件是:①必须向移植器官者充分说明摘取其器官可能对其身体健康造成的危险性;②必须有移植器官供者基于其真实意愿的承诺,即真诚同意捐献器官;③必须考虑移植器官供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只有在摘取器官对其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条件下才能实行 。暂且不论这些条件是否完整、全面,但说条件③的规定是否合理呢?这一附加的“在捐献者生命限度以内”的限制合理吗?
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从社会整体价值观的角度来考虑的,他们认为,为了救助一个人的健康或者生命而完全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是对社会整体财富的一种损失,因而是不合理也根本不可取的。那么,按照这种理念,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一位训练有素的年轻军人舍身救助正在遭遇危险的残疾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呢?这时,社会损失的是国家培养出来的还可以为国家做多年贡献的合格军人,保护的仅仅是一个残疾人,如果真的客观的近乎于漠然的来看待二者的价值,他们显然是不等的,可是,难道我们能因此而否定这种行为吗?好在还有另外一种论说方式让人感到欣慰“我认为这些考虑不能成为反对器官移植的理由。原因很简单。社会的发展,繁荣和富强终究是为了人,而且不是为了哪一个人或哪一部分人,而是为了每一个人或所有的人。为了一些人的利益(哪怕是最大多数)而使另一些人(哪怕是极少数人)得不到应有的合理治疗,永远不能得到道德上的证明。”
换一种情况,如果是器官供者宁可牺牲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也要进行对患者的救治呢?比如说是一位父母要为病危的孩子移植器官。可怜天下父母心,丧子之痛可能要远远超过自身对死亡的恐惧。难道法律连这样一种已经是基于万般无奈才做出此种牺牲的权利都要予以剥夺吗?让我们再来看看曾经发生的事实:据美国《科学》杂志日前披露,1996年初瑞士曾进行过一次换头术,当时一对恋人遭遇一起车祸,巧合的是,男方除头部外,身体其他部位被碾得粉碎,而女方的头部被碾掉,但身体完好。于是,医生就将这名男性的头颅移植到他的女朋友身上,手术获得成功。尽管病人于一个月后因心情沮丧而去世,但这一结果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无法否定器官移植所能够带来的积极作用,更没有理由支持那些打着所谓的道德伦常的幌子而实地里是对人权的最彻底的剥夺的观点!)。如果法律一味地否认个人终止自己生命的权利,这样的法律是不是不仅有悖于人权理论,更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而刘明祥在《器官移植涉及的刑法问题》 一文中偏偏在反复强调的这种不近人情的理论。“法律允许公民在不危及自己生命安全的条件下,有权做出捐献自己身器官的决定”,“由于任何人都无权处分自己的生命,即便是出于高尚的动机,同意他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法律也是不允许的……”我找不到任何支持这种说法的依据,因此我对此很难苟同。同时,我也并不想再从理论的高度来千方百计的论证它的荒谬。一切理论必须服务于实际。我只是想问,如果法律规定了人没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那么,自杀算什么行为?违法?甚至是犯罪?如果这样,那么是不是我们还要追究一个自杀未遂的人的刑事责任呢?因为在这种法律背景之下,自杀行为至少也是一种越权吧?(好笑!)再多问一句,如果这样的话,舍己救人的行为是不是也都可以通通冠之以“故意或过失自杀罪”的罪名?

三、 谁有权处分一个人的生命?
生命权是法律赋予的吗?不!生命权是之所以称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权。它与生俱来,与自然同在。如果说生命权与法律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无疑只能是法律保护生命权;而在特殊情况下,法律剥夺生命权。而谁才是生命权的所有者呢?或者说谁才应该是生命权的所有者呢?我认为,除了自然人本人以外的任何答案都是荒谬的,不可苟同的。因为如果不将生命权归于生者本人,便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所有者。归于国家、社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无论国家还是社会都是有在一定自由意志支配下被放弃的的部分权利所集结而成的权利共同体,而任何人所放弃的那部分权利都不可能包括生命权。因此,国家根本就不具有对公民进行生杀予夺的大权;那么能归于法律?法律不过是服务于人的工具,工具怎可能成为生命的主宰?因此,生命权属于每个个人,这才是最合理的答案。
而生命权又应该是广义的。它应该不仅包括生的权利,更应该包括不生的权利。一个在法律上独立的完整意义的个人必须充分享有这两方面的权利。基于任何理由,哪怕是最多数人的价值理念之中的对生者有利的对他们生命权的剥夺都是侵犯了他们的基本人权的,都应当是讲究人权的法律所不容的。人应当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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